连法院都判决我深圳的房子有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住在这座城市了。应该逃到哪里去呢？没有了，因为不管到哪里，他们都会设法轰逐。媒体站在他们一边，法院也站在他们一边。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
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沓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
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我最怕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传开了。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赶快回到深圳。彼此都没有工作的夫妻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没有工作，也就只剩下了牵挂。往往是，刚刚告别就牵挂了，好像已经告别了很久。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
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
这情景，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楚。
我们两个，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点艺术文化，从来不会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却不知怎么变得寸步难行。要摆脱这种困境，有好几条路，连傻子也知道。我们不傻，当然更知道。只要走其中任何一条，就能立即得势、热闹、风光、安全，但这实在不是我们的路，一条也不是。因此我们两人只能彼此为路，相持相扶一步步走下去。除此之外，不再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