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人，都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十分不易，因此完全不在乎别人理解不理解。
我们躲到了深圳，用古话说来也算是"隐身南荒"了。当地的文艺界不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去触碰。这总该平安了吧，但无边的谣言还是在媒体上接踵而来。最让我们觉得荒诞的，是一次次地宣布我们离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逼真，一次比一次刺激。
其中有一次，在媒体上再度闹得不可开交，南京《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先生给马兰打来了电话。他倒是不相信我们会离婚，但还想听听我们的回应。
马兰立即写了几句话传过去﹣-
世上有不少人一直生活在沼泽地，从来没有见过山。终于有机会来到高山面前，便惊讶：这山怎么不倒？
过了半年，心想这下该倒了吧？一问，没倒。
又过了一年，便断言，这次不会有错，一定倒了。但一问，还是没倒。
于是那山成了他的仇敌，夜夜诅咒，天天造谣。
遗憾的是，那山，一万年也不会倒。
鞠健夫回电："写得好！"
过了几天，在一个茶馆，遇到深圳的两位记者。他们说："那么多谣言，你们一声不吭，读者都会相信他们，连我们也相信了。"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用这样的语言刺激我们，让我们表态，然后再去采访造谣者，造成版面上的争辩。按照目前这些记者的职业偏向，他们主要站在造谣者一边。
我平静地回答："相信了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这是人际关系的自然减员，也是一种瘦身，求之不得。"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位记者。记者中当然也有好人，但即便是好人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当代社会的是非颠倒、价值逆反，该负第一责任的，是传媒。
离开茶馆后，我们就到了海边。
深圳的风景，以海边为最佳，尤其在黄昏时分。
零丁洋里卷来的一排排深蓝色海浪，在夕阳下有一种壮阔而凄楚的寒意。文天祥在七百多年前写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不知是不是也出于这种意境。但对我们而言，没有了惶恐，只剩下零丁。
马兰最喜欢的海边景象，是台风来临时分。乌云在奔跑，海水在低吼，而她，则任凭长发轻衣大幅度飘洒，就像一位狂放的书画家在天际泼墨。
与别人不同，只要是台风季节，我们老是在海边。
后来我们老是互问：深圳几年，荒凉孤寂，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答案完全一致：台风中的黄昏，只有两个人在海边。
隔代之悟
我成了"历史上遭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但是比我遭受更大困厄的，却是我的妻子马兰。一句诽谤也没有，却失去了工作。
我遭受诽谤还能写作，她却无法在剧种之外从事表演。一个海内外公认的大艺术家，三十八岁，彻底失业。
我们俩都被驱逐了，只得逃到海边。这件事，无论是对文学界还是戏剧界，无论是对一座城市还是一个省份，损失都比我们大。但是，依然驱逐。我说过，我们俩寻找被驱逐的原因，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
仅从文化本身的力量而言，我们两人各自也算强大的了。但是这种力量显然无用。幸好，法制精神已经在我国迅速苏醒。人们看到一批批贪污受贿、偷盗资产、破坏生态的官员被判刑的时候，一定会联想到有些官员对文化创造者的残害，对文化生态的破坏，罪行更为严重。至于那些眼看残害和破坏而不加阻止的官员，至少也犯下了渎职罪。
我深信，我们夫妻的走投无路、可怜逃奔，与很多文化官员的罪行有关。我深信，再过多少年，一定会有不少人用法制的观点来追踪这些极其荒唐的事件。
我们自己好像等不到这一天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事件也有不少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重重叠叠的危难中加深了夫妻感情，加深了对同行、观众、读者的了解，加深了对父母一辈所承受痛苦的体验。总之，我们活得更明白了。
我们更看重自己与父母一辈的体验连结。
时间并没有过去太久。历史的外貌变化很大，但历史的痼疾很难消除。我相信，在同一个省，同一个剧团，那个宣布"打倒严凤英"的同行，和那个签署"冷冻马兰"决定的官员，眼神是一样的，长相也十分接近。我相信，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行当，那个决定对我发起诽谤的报社主编，和当年同样作为报社主编的张春桥、姚文元在发起一次次批判时，眼神也是一样的，长相也十分接近。
因此我们要对父母说，别看我们多么出名，我们离你们不远，共有一个屋顶。两代之间，心有灵犀，没有太宽的代沟，没有难言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