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应，我们又与星云大师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星云大师仔细读过我写的所有书籍，很早就邀请我为世界各国的僧侣演讲，并参加了很多气势宏大的佛教典礼。他在美国完整地观看过马兰演的电视剧，极为赞赏，因而产生了双重的亲切。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而且常常会"不期而遇"，可读我的专文《星云大师》。
他让我们看到，生于多灾多难的现世，人们还可能以一种无边无界的大善，带来精神上的解脱。
每次想到星云大师，我们就会对身边的祸害，看轻一点。
隔代之悟
我知道爸爸在那个年月受了苦，但是苦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原因是，他从来不讲被关押时所受的屈辱。记得在一篇章中我曾写到过：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很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的最多的人一定让别人受了苦。
这是我大量观察的总结，爸爸就是我观察的一个范例。他从来不说关押，不说苦。
但是，他有一个紧锁的抽屉。
我相信，他留下那些资料并不是要让我们子女看。如果有这一个想法，他早就拿出来了。而且，早一点拿出来，会给自己和子女增添一堆"曾受迫害"的信息。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一种光荣的身份，很多并未受到什么迫害的人都在反复宣称自己"受尽迫害"，只可惜拿不出任何证据。如果他们拥有我爸爸抽屉里资料的百分之一，那就一定会把自己和家庭打扮成铁骨铮铮的英雄群体了。
爸爸不想拿出来，却为何还保留着呢？我想，他是想保留自己的一段生命。这段生命太峻厉、太悲哀了，他不想开那把锁，而只是在早晚之间瞟一眼那只抽屉。有时他也想处理掉，却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烧掉吗？放在哪里烧？什么时间烧？惊动了家人怎么解释？家人想要翻看又该怎么办？……这么一想，他也就不处理了。
当我终于翻看这些材料时，对于一大堆批判他的文章只匆匆瞟过，却在爸爸写的那些"借条"前不能自制。为了全家老人、小孩的温饱，他不得不一次次向冻结他工资的暴徒们"借钱","借"的数字极小，但每次都不成功，还招来暴打。然而，为了饥寒交迫的家人，他还是一次次"借"……
爸爸让我看到，真正的男子汉，也有可能向暴徒苦苦哀求。
我相信，这也是他在关押期间最痛苦的事，远远超过皮肉之苦。但是，事情结束之后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一句。他没有用这件事来批判暴徒，因为他想，"是我在求他们"；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因为他想，"毕竟没有求到"。
这就是我爸爸，善良到了不掺一丝杂质。
这样一位爸爸，最后竟然被几家诽谤我的报刊活活气死了。我曾经把这一"杀父之仇"写进书里，希望能够激发那些报刊编辑的某种良知，但是，情况正好相反，他们诽谤得更起劲了。
我只想到了一种可能：那些诽谤报刊编辑的子女，必定会有很多是我的读者，如果发现了我爸爸的死亡与他们家门的关系，也许会产生法律上的巨大惊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