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之外：重读卡夫卡《诉讼》
张 兴 源
一
2021年夏天，我已年逾花甲。
疫情从上一年的严冬延续而来，整个世界的呼吸从未如此沉重。延安枣园的窗外，阳光倒是明亮，但街巷的寂寥和空气中无处不在的消毒水味道，让这个夏天失去了往日的喧哗。我锁上书房的门，从满是尘灰的书架上取出那本早已泛黄的《诉讼》——这个书名的译法，我一直更愿意用，因为它比“审判”一词似乎更贴近卡夫卡原意。法律文书上的“诉讼”，是现代人在制度迷宫里无路可逃的境遇。而“审判”多少带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判决意味——这本身就是对K的误读。
已是黄昏，再次打开这部小说，内心的战栗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风雨之后，来得愈发剧烈了。
年青时初读《诉讼》，我有一种深深的困惑：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被捕？这个世界怎么不讲道理？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当我看到街头的行人戴着口罩匆匆而过、健康码上的红黄绿码决定着每个人的出入自由的时候，当我看到远方城市因疫情被按下暂停键、无数人在无声的审查制度里等待一个不知何时降临的结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K的命运，不仅仅是K的命运。每个现代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K。
英国诗人奥登当年评价卡夫卡的一句名言，此刻如同霹雳般击中了我：“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是的，这种困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裹挟，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我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却必须接受它的裁决。这就是2021年夏天，一个延安作家在疫情封锁期间重读卡夫卡的心里话。
二
《诉讼》的故事并不复杂。银行的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早晨醒来，突然被宣布逮捕。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照常上班，照常社交，照常恋爱——“他坚持为自己辩护，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律师们认为他的案子很烦难。同时，他却没有耽误恋爱、饮食和读报。”然而他的人生，从此被卷入了一场没有出路的诉讼。他努力为自己辩白，奔走求助于律师、画家、神父等各色人物，但一切如泥牛入海。最终，在他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夜，两个黑衣人在荒凉的采石场将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脏——他死了，像一条狗。
这不是一部追求所谓正义或结局的小说。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人处境的小说。K不是古典戏剧中的悲剧英雄，他没有俄狄浦斯王式的壮烈，也没有哈姆雷特式的犹疑与深沉。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荒诞的世界里被动地活着，然后被动地死去。他连一句像样的遗言都没有留下。正是这种“普通”，让我们每一个读者都感到脊背发凉。
阿尔贝·加缪曾以极为精准的语言描绘K的死：“被判决的人死前只说了半句：‘像一条狗’。”读到此处，我的眼泪涌上来了，也凉到了心底。我们在现实中为了自证清白而付出的那些辛苦和努力，是否也像K那样徒劳无益？对于那些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审判”，我们每个人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三
提起弗兰茨·卡夫卡的整个人生，我们不免感到一阵阵苍凉。
他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是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说捷克语的布拉格人，说德语的奥匈帝国公民。他所生活的年代，恰是哈布斯堡王朝走向衰落的末世，民族矛盾和政治矛盾日益尖锐。他白天在保险公司上班，下班后从事文学创作，四十一年的人生，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生病的阴影下度过。
卡夫卡不是奥地利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作家，但他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奇特的一个。
在整个世界文学星空中，奥地利是一个小国；但在20世纪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奥地利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国。除了卡夫卡，这块土地上还诞生了诗人里尔克、罗伯特·穆齐尔、古斯塔夫·梅林克、弗兰茨·韦尔弗，以及戏剧家阿瑟·施尼茨勒，还有卡内蒂、策兰、巴赫曼和耶利内克，以及弗洛伊德和荣格。“这样一个强大的现代主义作家阵容，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任何文学大国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卡夫卡就是在这样一种风云激荡、群星璀璨的文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当时的布拉格德语文学，被世人称为“布拉格现象”——一个在德语文化孤岛上挣扎着开出奇花的文学群体。
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寥寥，三部长篇小说在他活着的时候一本都未曾出版过。临终时，他托付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将全部手稿“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布洛德违命保存了这些手稿，并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文本一经刊布，从此改写了世界文学的面貌。
卡夫卡的作品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以荒诞、隐喻、悖谬和异化的手法，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卡夫卡式”从此成为文学批评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他在西方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奠基者、表现主义在小说领域里的杰出代表、存在主义的开山鼻祖、荒诞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的先驱等等。甚至有评论称，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德意志语言”——当然不是指语词本身，而是指思维方式，一种全新的观察事物的角度。
美国女作家欧茨盛赞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卡夫卡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奠基者”。他的全部作品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均衡与抵销。
四
卡夫卡，他出现在奥地利文坛的时间节点十分关键。
当时的奥匈帝国如一个行将覆灭的老巨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摇摇欲坠。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两次工业革命急速改变了社会结构，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柏格森在谈“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颠覆了人类对自身的想象。卡夫卡对这些思想多有汲取，但对政治事件永远保持旁观态度。他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一个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无援的个体。
一个根本性的悖论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他写主人公的遭遇越是荒诞不经，故事的叙述就越显得自然而然。这是卡夫卡极为独特的美学策略。
卡夫卡之于奥地利的特殊意义乃在于：他身处一个德语文化的“外省”——布拉格不是柏林，也不是维也纳，他注定要活在边缘。然而正是这种边缘感，恰恰赋予他以广阔的视野。他既不像“正统”的德语作家那样安心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也不像某些激进的前卫作家那样抛弃一切为读者所熟知的文学语汇。他处在旧世界逐渐坍塌、新世界尚未成形的过渡地带，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二者之间的深渊。他也许不是最早发现这个深渊的，但他绝对是最深入地凝视它的人。
正因如此，卡夫卡被称作“20世纪的预言家”。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他是最早感受到时代复杂与痛苦的人，最早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的作家，也是最早传达出20世纪人类苦闷精神的作家。在他去世之后，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苏联的“大清洗”、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以及冷战时期的种种非人化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在他的小说里提前被预演了。
五
卡夫卡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杂志上已经零星出现过关于卡夫卡生平和创作状况的介绍，但内容十分粗浅，不足以为当时中国的文学界所重视。他最早的中文译本要到1964年才问世——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以“黄皮书”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由曹庸和李文俊翻译的《〈审判〉及其他作品》（我最早读到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这个“黄皮书”）。但当时的他被贴上“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的标签，被判定为批判西方思想的反面教材。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979年。复刊后的《世界文学》在第一期上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同时发表了叶廷芳以笔名署名的评论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世界文学》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到50万册，堪称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神刊”，其影响力巨大。此事被学界公认为“卡夫卡在中国接受的真正开始”。
从那以后，卡夫卡热在中国大陆渐渐升温。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汤永宽翻译的《城堡》，5万册销售一空。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满素和袁华清翻译的《审判》（即《诉讼》）。同年，一些知名的出版社和学术界大规模推出了更多卡夫卡作品的译本和译评集。80年代形成了“一个势头不小的‘卡夫卡热’”。
为什么卡夫卡在中国热得如此迅速？
正如一部分外国文学评论家所言，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广大民众亟于通过文学排解内心痛苦的郁结”。卡夫卡那些梦魇般的人物形象和荒谬荒诞的故事情境，在很多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引导了中国人对于生存状态的哲学反思。他的影响“不仅开拓了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的主题范畴，同时，卡夫卡独特的小说样式也进一步激发了当时正处于彷徨苦闷中的新时期文学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教条的叛逆”。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文坛稍有建树的作家，大都承认自己曾受卡夫卡影响。残雪、余华的创作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例证。而卡夫卡之所以能与中国作家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有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找原因：卡夫卡生前非常钦慕中国传统文化，他读过德文版的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经》，对老庄思想称颂有加；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人”，他身上犹太文化的生活理性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在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这种精神的契合，穿透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一直延续到今天。
六
现在回到《诉讼》本身。
一百多年来，无数学者和作家试图“破解”这部作品，从存在主义到精神分析，从神学阐释到社会批判，各种理论的万花筒让K的形象不断变形。但我以为，加缪的读法最贴近卡夫卡的内核：“读卡夫卡，最好还是顺应他的笔路，从外部现象来掌握戏剧，从形式来掌握小说。对于一个天真的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令人不安的奇闻；这些奇闻涉及这样一些人物，他们颤栗而固执地琢磨着一些从未讲清楚的问题。”
《诉讼》令人最深感不安的地方，恰恰是那种含混不清、漫无边际的氛围。
故事的主人公约瑟夫·K这一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暗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说：“K是拉丁古语词‘诽谤诬告’的首个字母，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写道：‘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卡夫卡将人物命名为K，说明他是一个受诬告的人，也说明他的个人身份被抹去、只剩下一个似是而非的符号。K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他是任何一个现代人。他是一个抽像的符号，一道数学题里等待着永远无法求出解的未知数。
K试图为自己辩护。他四处奔走，去法院、找律师、访画家，所有努力最终沉入大海。法院不是正式的法院，只是藏在民居阁楼或廉价公寓之中的莫名其妙的“衙门”，空气恶浊，空间诡异。法院的手段模糊不清，法官则神龙见首不见尾。K不知道控方在哪里，不知道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拿出哪些证据来自我辩白。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认为，K的痛苦就是“存在”的痛苦——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究竟值不值得。就像这些年来，我们每次站在某个发着光的健康码前时，那种不知结局、不知罪名的惶恐——那东西究竟是什么？谁在后台决定它是红是绿？
小说中最具哲学深度的一个章节是《在教堂里》。K来到冰冷空旷的大教堂，遇到一个狱中神父对他讲述那个著名的“法律之门”的寓言。一个来自乡下的普通人来到法的大门前，想求进门，看门人不许他进。这个人就在那里等了一辈子，直到临死才发现那扇门本来就是为他一个人开的。这个寓言里的细节令人细思极恐——那道门明明是为他开的，他却无法跨过去。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说：“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人类的法律体系本应是捍卫正义的工具，然而，在卡夫卡的笔下反成了戕害自由的利器，而这一荒诞的悖论竟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一个粮油公司的采购员、一个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一个高校的讲师——无故被“审判”的案例每天都在媒体上出现。
七
疫情时期的阅读与平常的阅读似乎大不一样。
窗外面是数不清的人在主动或被动地隔离，街道空了，社会关系在一夜之间被重新建构。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们，与茫茫人海之间的那层薄雾，不知是被风吹散了一些，还是多了一层——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卡夫卡笔下的K始终是一个人面对那股无形力量的碾压。他在喧嚣的世界里孤立无援。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人被裁撤、被迫迁居、被隔离在医院里，也许这些遭遇不会太过于离奇——因为新闻里天天都在出现。而在《诉讼》中，K到处被人冷眼相看，连隔壁的女邻居也不肯帮他一把。这便是现代人的常态吗？一个人病了，即便不是K这样的“疑似罪犯”，别人也会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和你正面接触。
2021年的疫情，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不止发生在物理上，更深入到情感和心理的层面。
我自己的阅历和体悟，让我对K的处境更多了一层理解。我还未满周岁，就被从安塞县的镰刀湾抱养到志丹县张渠公社的一户农民家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赶上中国大地上最艰难的那段岁月，陕北黄土高原上那大起大伏的沟沟岔岔。满山的羊子和我相伴，孤寂荒凉。这样一想，我真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虽然K的遭遇与我不同，但孤寂中那种说不清来由的茫然和恐慌，大概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卡夫卡读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后深受触动，他形容“像朋友般交谈”。我想，每个在人生黄昏时分仔细阅读《诉讼》的读者，也一定会有这种感受——你好像在和一个世纪前的陌生人推心置腹。
八
以我这四十多年写作生涯的一点感受，谈一谈卡夫卡对于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我写作四十余年，深知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涌入，在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脑海中掀起了层层巨浪。在那个文学制度刚刚松动的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和文学教条，仍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文艺创作者身上。卡夫卡的作品在80年代初大量涌入中国，几乎等于给沉闷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残雪的小说与卡夫卡的风格最为接近。她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写得奇异陌生，把人们的心理焦虑无限放大。余华的早期作品深受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等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那种荒诞情境与社会批判之间的纠结。即使在西北的老作家中，卡夫卡的影响也处处可见。他们的作品里，若隐若现地表现人与命运的对抗和无法抗争的绝望，大概都有卡夫卡的影子在若隐若现地闪现。
卡夫卡对中国读者的最大影响，可能不是他提供了某种“艺术手法”，而是他构建了一面镜子——每个人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灵魂。就像评价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他以极其简单、平淡的语言，传达出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编织着一个个永恒的谜团。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那种持续不断的抵销”，让人读后久久无法自拔。
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被卡夫卡的作品所启发，“去重新认识世界、他人与自我”。
九
疫情还在继续，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难以预料的漫长的一季。
从2020年的开始，到2021年夏天这个阳光炽烈、人流稀疏的时段里，我像一匹嗅觉失灵的老马一样跌跌撞撞，渐渐对时局和政治的纷扰感到麻木。我更关注的是文学，尤其关注文学背后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课题。
卡夫卡的小说在百年前就被视为难以理解的艺术品。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说得好：“一个象征永远是普遍性的，而且尽管它可以构思得一清二楚，一个艺术家却只能暗示它。字面上的复现是不可能的。此外，没有什么比一件象征艺术品更难以理解的了。一个象征始终超越利用这个象征的艺术品，并使它实际上表现得比它存心要说的更多。”卡夫卡正是深谙此道的大师。
《诉讼》的结尾令我一辈子也忘不掉。两个穿着高礼帽的黑衣人，在城外荒凉的采石场中把K的咽喉按在石头上杀死。K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像一条狗！”
像一条狗。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碎了K的人生，也砸碎了所有读者的心。K所经历的一切——从诬陷到申诉再到死刑——都没能改变世界的什么。太阳照常东升西落，法院照常开庭闭庭，照常有人像狗一般死去。
但我从这“像一条狗”一般的人生审判中，看到了某种了不起的尊严。K至死也没有承认自己犯了罪。他能把握住的，恐怕仅有这一点良知。在这一丝细微的亮光里，我看出人的不卑不亢。
疫情终将会过去，但人是应该思考的。
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被“审判”，那审判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去思考那些把K当作“审判”标准的法官们，他们是谁？我们能不能避免再度陷入被“审判”的境地？
也许这些问题，永远都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但我相信，在思索这些问题过程中的每一滴汗水，都将化为照亮未来的微光。
2021年初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