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那个被放逐到美国的年轻人
——在冠状病毒的阴影下重读卡夫卡
张 兴 源
一
我从未设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在这样一座被疫情围困的古城里，重新打开卡夫卡的短长篇——《美国》。
2021年的夏天，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口罩下的面孔彼此隔绝，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米以上的距离。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成了卡夫卡的“城堡”——近在咫尺，却永难抵达。就在这样一个荒诞得似乎只有卡夫卡才能描摹的时代，我重新坐在延安城西北的十二万卷楼中，翻开那本躺在书架角落三十余年的小说。我第一次读它，还是在老家教授加点字的时候。那时年轻，读不出太多的沉重，只当它是一个少年漂泊异乡的传奇。如今重读，已过花甲，历经世道浮沉、人间冷暖，竟读出了一身冷汗。
十六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对方怀孕，被父母无情地逐出家门，发配到远隔重洋的美国。我合上书页，不禁想起自己在陕北高原放羊的那个遥远的少年时代。那是在志丹县张渠公社张渠大队城台生产队，其时我未满七岁，就跟随父亲给生产队放羊。每逢阴雨天，怀中抱的、背上扛的、肘间搂的，尽是软绵绵、湿漉漉的羊崽。那时的我，何尝不是一个被时代放逐的孩子？只不过卡尔是被父母放逐，我则是被命运放逐。羊群散在黄土梁上，少年坐在山峁上望着远方发呆，那种孤独、那种茫然、那种不知明天将在何处做何事的惶恐，与卡尔的漂泊何其相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高原，和二十世纪初卡夫卡笔下的美国，隔着大洋、隔着世纪，却因一种共同的“被抛入”之感而彼此召唤、遥相呼应。
这便是我读卡夫卡的初衷——不是因为他是“现代主义第一人”，不是因为他“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而是因为我从他小说中那个迷失的少年身上，读出了我自己曾经的影子。
如今，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人人都被封锁在自己的“城堡”（《城堡》是卡夫卡三部长篇之一）里，全世界的人都成了“失踪者”（《失踪者》也是卡夫卡三部长篇之一，一译《美国》）——我们丢失的是往昔的秩序、往日的安全感，乃至对未来的确定把握。此刻，重读卡夫卡，我恍然觉得，这位百年前的布拉格杰出作家，仿佛早已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提前写下了一纸预言书。
而要理准确解这部小说，得先说清楚卡夫卡其人。
二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英美权威书评杂志评选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无一例外地排在第一。美国女作家乔伊斯·欧茨称他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他的作品以荒诞的情节、冷峻的笔触、深刻的象征，“精准捕捉现代人的异化特质，直指虚无的生命体验与存在结构”。他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卡夫卡式”——一种以梦境般的逻辑写现实、以寓言的面目剖析人性、以荒谬呈现真相、以琐碎映射庞大的独特风格。
然而在卡夫卡身处的那个时代，一切都与他的伟大形成了刺目的反差。他生于一八八三年，病逝于一九二四年，短短四十一个春秋，几乎完整地覆盖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岁月。那时的布拉格，民族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暗流涌动，帝国已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但卡夫卡的身份远比这复杂百倍。
他是一重又一重矛盾的集合体。
他父亲是从犹太商人家庭白手起家的批发商，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妇女。他是犹太人，却与布拉格的大多数斯拉夫居民没什么来往；他受的是完全的德语教育，却生长在捷克人为主的布拉格；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地利人，也不是捷克人；他作为保险公司的雇员，不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的父亲性情暴烈、作风专横，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终生未婚，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
处在这种多重异化当中的卡夫卡，心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故乡”的认定。说他是奥地利作家固然不错，但布拉格人一定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因为卡夫卡一辈子都活在布拉格。这种无根的漂泊感、无依的惶惑、无法归类的孤独，不正是卡尔·罗斯曼那个少年在美国四处碰壁的根本原因吗？
卡夫卡生活的环境以及他内向敏感的性格，使他几乎把写作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然而他的大部分作品生前未曾发表，三部长篇小说没有一部写完。《美国》（也就是《失踪者》）、《审判》和《城堡》，都是他死后才由挚友马克斯·布洛德整理出版，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逐渐被世界文坛承认其价值。在他生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小职员。
卡夫卡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布拉格的出现，其现实意义是：他第一次用文学的语言，为西方现代人讲述了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在官僚机器、权力体系和家庭权威的夹缝里挣扎的绝望。布洛德曾为《城堡》写下了一条极富震撼力的评语：“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筋疲力竭而死。”这便是卡夫卡式人物的宿命：明知是徒劳，仍然要挣扎；明知进不去，仍然要尝试。
这样的人物，出现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的阅读史上，绝不是一个偶然。
三
卡夫卡在中国的“引进史”，比他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更曲折、更荒诞。
一九三〇年，当时中国对西方文化尚处于相对开放的年代，经赵景深的介绍，卡夫卡以“卡夫加”的译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但这种如同空谷足音的介绍，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卡夫卡和其他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却戴着一顶“颓废派”的帽子、打着“反面教材”的名义、以“黄皮书”的身份（我最早读与藏的，正是这个版本），才得以进入。真正让卡夫卡以正面形象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是一九七九年——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那一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署名“丁方”的评论文章和重新翻译的《变形记》（李文俊译），发行量高达五十万册。叶廷芳、李文俊等老一辈学者，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为卡夫卡在中国正名。他们是真正的拓荒者。
从那以后，八十年代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卡夫卡热”。一九八〇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汤永宽译的《城堡》，五万册一销而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审判》；《当代外国文学》刊发了《美国》的节译。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变形”，什么叫“城堡进不去”，什么叫“审判没完没了”。二十年后的新世纪初，翻译和出版更加蔚为大观，截至二零二四年五月，新世纪卡夫卡作品译著出版已多达二百四十三种（据网络资料；我自己就藏有数种《卡夫卡文集》和《卡夫卡全集》）。
然而，八十年代那次“卡夫卡热”在文学上造成的最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学术层面的，而是思想层面的。有一代人——中国新时期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代作家——在读到卡夫卡作品之后，集体发出了一个声音：“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句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宗璞、残雪、余华、格非、莫言、阎连科等众多作家，都将卡夫卡视为他们的文学导师。残雪更被冠以“中国的卡夫卡”之称。对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而言，卡夫卡几乎充当了这一代作家的引路人和精神坐标。余华写过向卡夫卡致敬的文章，他在自己最重要的先锋小说里，铺陈着卡夫卡式的叙述方式、主题和情节展开方式，带着强烈的卡夫卡主义的特征。我从少年时代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到目前，差不多读遍了古今中外几乎所有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因此，我深知没有哪一位外国作家像卡夫卡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写作观念和叙事路径。
我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篇幅来写这些背景，是因为：如果不了解卡夫卡在西方文学史上的至高地位，不了解他平生所处的那个无法归类、无所归属的时代，不了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卡夫卡进入中国后引起的巨大震动，就无法真正理解他在《美国》这部小说里到底埋藏了怎样重要的东西。
四
《美国》是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有些研究者说，大约写作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小说的许多章节是在他深爱的那位名叫菲莉丝·鲍尔女士的刺激和鼓励下写的。卡夫卡在动笔之初，怀抱着一种对英国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私人致敬之心。他在日记里说自己写的是一部“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的作品。
但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读到最后都会发现：这绝不是狄更斯——那个笔下虽写底层苦难但始终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狄更斯。这是地地道道的卡夫卡。表面上，少年来到美国，遇上一个很有钱的、当了参议员的舅舅，似乎有了依靠。而实际上，这个舅舅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支配欲，构成了又一个“父亲”的化身。卡夫卡巧妙地把布拉格的父亲、奥匈帝国的官吏、德语的铁笼，在这里置换成了美国的舅舅、美国的参议员和美国的英语环境——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我的散文随笔集里有一篇《从“右派贬谪地”到“小康示范乡”》，那是写志丹张渠乡的。张渠在七十年代是专门下放“有问题”干部的去处，右派们被县上派到张渠，名曰“重用”，实则是“考验”和“体罚”。我在《张兴源作品选》中保留了那个打上了时代烙印的标题，因为我觉得历史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卡尔·罗斯曼被父母赶出欧洲、发配到美国，与那些右派下放到张渠，在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都是被一种无形的权威——要么是家庭的权威，要么是政治的权威——放逐到自己无法驾驭的境地里去。
所以，《美国》表层的情节是少年卡尔被父母抛弃、独自去美洲闯荡；深层的情节是：现代人在权力场中的失踪——你消失在社会机器里，你被卷入权力规则中，你被教育成一个服从的存在，然后你的名字从某个清单上被划掉了，因为你不再扮演原来的角色。
北京大学李昌珂教授认为，卡夫卡这部小说是一部“表现美国社会之书”。小说让人看到的美国，除了卡尔刚到时有新鲜新奇感之外，其余的便是“失落和无奈满纸”，基本上掐住了美国社会的并不辉煌乃至阴暗之处。卡夫卡从未去过美国，他小说里的美国形象，全是靠他的阅读和听闻沉淀出来的。这种想象性与现实的交融，使小说达到了一种超越国别的人性深度——美国的空气、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都在这部小说里被改写成了另外的样子。卡夫卡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警告欧洲人：不要把一个未经验证的大陆想象成伊甸园。
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教授对这部小说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发现：小说中自由女神像手里拿的哪里是火炬？卡夫卡在描写中分明写成了利剑。曾教授认为，这绝不是作者的失误，而是卡夫卡对美国以及西方未来的焦虑和预测。我读到这个发现的时候，心头一震。这个细节的意味太深了。自由本来是以火炬照亮黑暗的，到了卡夫卡的笔下，却暗沉沉的变成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这实际上是整部小说的主题之一：强大的秩序、体制、权威，不仅有支配人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本身就可以将自由异化为一种暴力。
五
现在，我回到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身上来。
有豆瓣上的评论者把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概括为“三次失踪”。第一次被失踪，是被父母从欧洲放逐到美国。第二次失踪，是从舅舅家里被赶出去——因为他违背了舅舅的意愿。第三次失踪，是从西方饭店被开除，流落街头。每一次“失踪”都差不多是由权力指令直接促成，且每一次“失踪”都让卡尔从一个原本有身份、有依靠的人，变成了一个更彻底的、没有归宿的陌生人。
但在这三次“失踪”的过程里，卡尔并非没有选择，也并非没有挣扎。我特别留意到了小说第一章那个为司炉辩护的描写。在登上纽约港之前，船上的司炉受了不白之冤，年轻的卡尔仗义执言，一心想为他讨个公道。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开篇——一个内心还有正义感的少年，凭借一股热血去质疑权威的裁决。结果如何？船上的官员们用一套等级秩序将他轻易打发掉了。卡夫卡用一句话点透了本质：“这也许涉及到一个公正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一个纪律问题。在这里，这两者，尤其是后者取决于船长先生的裁决。”纪律比公正大，权力比道德大——这是卡尔在美洲大陆上的第一课，也是他此后再也绕不开的魔咒。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在延安日报做记者时写的报告文学。我写陕北志丹县马加峰从乡村小木匠到大企业家的故事。马加峰出生在志丹县张渠乡一个叫“砖塌子”的自然村，听地名就不难想象那个地方的荒凉与窘迫。十六岁，他拜师学艺，走村串户给别人做米柜、安门扇，在这穷乡僻壤里一点一点抠出一条生路来。卡尔也有十六岁，但他走到美洲大陆后被摔打得棱角全无。他抗争过吗？抗争过。他在船上为司炉申冤过，在舅舅家中挣扎过，在饭店里试图维护过自己的尊严。然而，他每一次抗争，换来的都是被更大一级的权力弹压回来。最终，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变得冰凉了，到后来，卡尔·罗斯曼“华丽的衣服、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一切都丢失了，最后，连同他的名字也失踪了”。
失去了名字，就是失去了作为人的全部标记。这就是卡夫卡为现代人预演的一场最彻底的人性的异化。
然而，这部小说有一种巨大的张力在。卡尔始终没有变成一个坏人。有豆瓣网友读出了这一点：“经历了被两个无赖式的同伴偷窃、支配、侮辱、利用、欺骗、辱骂之后，他嘴上说着不会再与这二人有任何交集，但在其中一人醉酒落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施以援手。”这就是卡尔最令人心碎的地方——他始终保留着善良，哪怕这份善良带给他的是没完没了的伤害。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卡夫卡短篇小说《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他变成了一只甲虫，却还在担心家里的账单。卡尔在整个逃亡漂流过程中，始终怀揣着最珍爱的一样东西：一张父母的照片。“对我来说，那张父母的照片比我箱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重要。”一个被父母驱逐的少年，却仍然把那两个人的影像带着走到天涯海角——这件事足以把铁石心肠的人看哭。
卡夫卡的文笔可不仅仅是温和示弱，他的讽刺同样像刀刃一般锋利和尖锐。书中有一句话让我放下书本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他宁可要警察的轻蔑，也不要他们的警惕。”一句话，旧警察那副嘴脸就跃然纸上。这就是一个被社会反复抛弃的人，最后一点残存的自尊——哪怕你们看不起我，也别把我当成需要警惕的敌人。可惜，小说里每一条阴暗的通道、每一扇紧闭的大门，都在告诉卡尔：一个人被边缘化以后，他的任何请求在权力眼中都是警匪片里的桥段。这部小说的任何一页，都在悄悄对那些相信“美国梦”的欧洲移民泼着冷水。卡夫卡不是纯粹的狄更斯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他比狄更斯更残酷。他把美国这个背景处理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把卡尔放进去，让他像一只被解剖的青蛙一样，让全世界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权力法则、等级秩序是怎样把一个纯粹的人彻底消耗成社会底层的零部件。
六
写到这里，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的“美国背景”换成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个特定时空，会不会也能成立？会不会有一个中国的十六岁少年，因为某种“过错”而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抛弃，在不可抗拒的命运洪流中成了一个永远漂泊的“失踪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恰恰说明，卡夫卡的意义是超越国别的。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在现代的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能找到对应物，是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变局——人越是努力要融入，越会成为一个局外人；越是挣扎着往高处走，越会发现自己被摔进了深渊。鲁迅写的那些徘徊于城镇边缘的知识分子，和卡夫卡笔下那些在城堡门口茫然四顾的K们，他们在精神基调上，何其相似乃尔！
这就是卡夫卡对现当代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启示。卡夫卡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着迷于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深入研读、思考过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老庄的著作，并以中国为题材写出了《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等重要小说。到了新时期，这种影响从单向引进变成了双向共鸣。宗璞、残雪、余华等都承认卡夫卡对他们的巨大启发。残雪那本著名的长篇小说《五香街》，如果用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读，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如果从卡夫卡式的“荒诞即现实”视角去读，则一切豁然开朗。中国人用汉语写下的那些迷离的、破碎的、光怪陆离的城市故事、县镇叙事、底层漂泊传奇，有许多是与布拉格的卡夫卡一起，在文学梦呓中酝酿成形的。
卡夫卡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我本身就是由文学构成的，我不是别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这才是他二十世纪文学的真正遗产——将人的全部生命置于写作之中，让荒诞成为通向真实的唯一路径，让“失踪”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存在方式。还有一层更为可贵的是：卡夫卡本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清醒者。他的女友密伦娜曾经说过：“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独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他反对的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活在社会强加给每个人的那种异化模式里。他无力打破这个模式，但他知道这个模式是不对的。
七
现在，我将话题引回二零二一年这个冠状病毒肆虐的夏天。
口罩，一米线，健康码，核酸检测。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中。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封控，不知道明天的聚会能否如期举行，不知道明年的旅行能否成行。而这一切的不确定性，又不像战争、灾难那样一目了然，它来无影去无踪，它以碎片化和日常化的方式嵌入每个人的生活里。我们仿佛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些沉默的、无助的、永远在等待进入某个大门的人。政府、制度、权威、科学，这些词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城堡，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堡外面的K——既渴望进去，又担心进去以后失去自己。卡夫卡在《城堡》中表述过：“K自称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受城堡的聘请来丈量土地。但是城堡并不承认聘请过土地测量员，因此K无权在村庄居住，更不能进入城堡。”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连错误的原因都不向你解释。冠状病毒时代的人们，就是在经历这样一种卡夫卡式的命运：你拼命要让生活恢复常态，但那个常态已经不承认你的存在了。
此时此刻重读卡夫卡的《美国》，卡尔·罗斯曼的那些荒诞不经的遭遇，不再让我觉得荒诞不经——它们变得无比真实。被赶走、被欺骗、被剥削、被遗忘，不就是二十一世纪打工人的日常吗？自由女神像手中的那把火炬变成了利剑，不就是现代社会里“自由”的那个充满了悖论和欺骗的真相吗？
我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锻炼，后来考取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专科、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又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一路走来，多少次想要放弃，多少次被人嫉恨，多少次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失踪者”。但等我咬牙坚持下来，读到卡夫卡的那一刻，才明白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重要的是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一种原则、一份固守的善良。卡尔·罗斯曼在那个荒诞的、到处是剥削和权力的社会里，仍然保留着天真和正义感，仍然珍视那张父母的照片，仍然对那两个出卖他的流浪汉施以援手——这正是这个人物的伟大、深刻和悲悯之处。
卡夫卡的困境，也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而卡夫卡给现代人留下的，是一种直面困境、与困境共存、在困境中守护微小尊严的生命哲学。他不提供答案，他只是忠实地记述一个人在异化空间里如何行走。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年之后，他的作品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冠状病毒肆虐的当下具有了更强烈、更痛苦的解读张力。因为无论有没有疫情，我们都在失去某种可以确信的东西；唯一能确信的是，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失踪和流离中还能保留一份善良、一份清醒、一份对自己内心纯真的守护，那我们就不会被系统彻底吞噬。
八
在延安那个名为“十二万卷楼”的书房里，我藏有四套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第一版；也有我反复读过多遍的《卡夫卡文集》和《卡夫卡全集》，其中专门有一本是《美国》。过去，我在读书时喜欢用不同颜色的笔画线、写批注，读到会心处就停下来默想半天。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的二零二四年即将到来前夕，我就想写一篇关于《美国》的东西，现在终于借着二零二一年这个特殊的酷暑写出来了。不仅仅是给读者看，也是给我自己的中年和晚年一个交代。
将近五十年的藏书使我已经把书房命名为“万卷楼”，实际上当然远不止一万卷。我不是藏书家，我只是一个陕北黄土高原上放羊长大的文人，一个从志丹县张渠公社城台生产队走出来的中国作家。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在用延安人的语言，讲述陕北黄土地上的山山水水与人生故事。但当我面向世界叙述时，卡夫卡给了我一个参照系。他让我知道：陕北农民的苦难与欧洲犹太白领的迷茫，在文学的天平上是可以对话、可以共鸣、可以互相照亮的。
窗外有一只不知名的鸟落在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上，枣花正在开放，淡淡的香味飘进了纱窗。今天是二零二一年夏天一个寻常日子，测温、扫码、戴口罩，全城依然在打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硬仗。我合上那本由阳天艾翻译的《美国》（《生死不明的人》——这是《美国》的又一个译名），将它轻轻地放在卡夫卡文集那套淡蓝色的塑料套封后面。
我对那些正在疫情中挣扎的人说：活着，就是一种意义。迷失，也是活着的一部分。只有活着，才有可能找到通向自己（本真）的路。正如卡夫卡在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的结尾里留给我们的：“即便是被上帝抛弃（失踪），只要人能够保持自身某些优秀品质——质朴、纯洁、善良、正直——灾难必得被控制，然后消失。”
用西北人的话来说：我们顶得住！
2021年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2026年夏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