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陕军东征”说开去

                          冯积岐

              误读的“陕军东征”

1993年，对于陕西作家来说，是一个走运的年份。这一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同时问世。这是陕西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陕西作家和读者们没有预料到的文学现象。《光明日报》的记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陕军东征”火爆京城》的报道。记者将这五部作品的问世概括为“陕军东征”。从此以后，“陕军东征”成了某些领导讲话稿中总结某个时期陕西文学成就的常用词；成了某些报刊为陕西当代文学呐喊、助威时最便当的语汒；成了某些文学评论家评价陕西当代文学时很自然的入口；成为某些作家几十年来引以为耀的资本。我以为，记者当时之所以提出“陕军东征”这个概念，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是为了给陕西文学能够走在一条正道上抱薪加柴，是一个记者责任和良知的体现。所谓的“陕军东征”，不是有策划、有组织的一次集体“出征”，而是时间、空间上的偶然巧合，也是陕西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外省和陕西省内的好多作家依然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探索、煎熬的时候，陕西的这几位作家放下了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转入了长篇小说创作。

理性的审视，“陕军东征”，只是当代陕西文学进程档案中的一页，这一页确实有必要记录，用“陕军东征”将它载入历史，这种提法是否合适，值得推敲。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忠实老师在他的办公室谈起了“陕军东征”，陈忠实老师说，文学创作，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不是打仗，不是去打谁杀谁的事情，你去征谁？你能征服了谁？你能灭了谁？当然，记者的提法，本意不在征服上，也许“东征”只是借用词，借用 “陕军东征”这个词汇表述一个文学现象。有一天，我去逛书店，在我旁边看书的是两个女人，听谈话，是中学教师。一个给另一个说，把这书买一本。另一个接过书，扫了一眼说，这作者没有名，算了吧。另一个说，报纸上说，他是什么“东征”作者。另一个说，那就买一本。这种从众心理的产生，和“陕军东征”的广告效用分不开。多年后，一些参预“东征”的作家和喜欢这些作家的读者谈起“陕军东征”依然面有喜色，意犹未尽，为当年的“征服”而自豪、骄傲。当然，他们的情感也不算夸张，如果持久地自我陶醉在曾经的“征服”中，持久地迷失在荷尔蒙泛滥般的兴奋中，那就太浅薄了，难免会使自己变轻，甚至飘飞。

在中外文学史上，文人有圈子，文学有流派，这是常态。文学的百花园中，各姿各雅，只能争放，不可争斗。即使争斗，即使胜利者，也是暂时的。众所周知，诗圣杜甫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名声，在他去世五十年后，诗人元稹才出面刻印了一本杜甫的诗集。三百年后，杜甫才被推上名人的座位。文学经典，是时间淘洗的结果，不是以当代人的评价为准绳。再说，文学创作是个体的事情，写什么，怎么写，是和作家个人对人生、人性、现实、历史的认知有关，和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阅历有关，和作家的艺术修养有关。尽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海派、京派、新感觉派、新月派等等，而在评价作家和作品的时候，不能以派别而言，只能研究、评价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比如，鲁迅属于左翼作家联盟，而沈从文不归属于任何派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并没有把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捆绑在一起，进行评价。他对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的创作和做人逐个进行研究和批评，至于说，作家属于什么党派，归属于什么派别，和研究作家的作品关系不大。

凡是优秀的作家，都是以其鲜明的个性立足于文坛的，即使同一时期、同一流派的作家，也不能捆绑在一起论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斯坦贝克等作家，同时活跃在美国文坛，而他们的艺术美学观以及创作风格、所涉及的题材大不一样。后来的评论家给海明威的创作风格以“冰山理论”作概括；而福克纳的小说是文学界公认的现代主义高峰；菲茨杰拉德探讨的是人的失败与成功；斯坦贝克关注现实，关注美国人的生存境况。 “陕军东征”中的五位作家的作品也是风格不同，高下明显。所以说，“陕军东征”表述的只是一种文学现象，一种地域特色，一种共时性的文学成果。这五部作品，即使全是经典，也不存在征 服谁的命题。如果认为，某个作家“东征”过，就戴上了桂冠，那是误读。“陕军东征”的五部作品如同泾河渭河，泾渭分明，底色清晰。昔日的辉煌不是永不褪色的勋章，如果把“陕军东征”的五部作品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大棋盘中去掂量，谁的作品是什么品相，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站在中国看世界文学，站在世界看中国文学，“陕军东征”的五部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作品看不出结构特色，提起一串子，放下一堆子；有的作品缺少创新意识，缺少现代主义精神。无疑，陕西作家要学习“东征”作家的优长之处，更要从“东征”的美好陶醉中自拔，要有大气魄，大视野，出大作品。

         现实主义大院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些年轻作家把陕西省作家协会称为“现实主义大院”。这个称谓并非贬意。陕西作家有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老一辈的陕西作家，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秉承现实主义创作，写出了比较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陕西的老一代作家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给年轻的陕西作家树立了榜样，现实主义不容置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大批欧美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内。这些作家的作品，使年轻的中国作家感到陌生、惊喜、振憾。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一些善于学习、很敏感的作家——尤其是南方作家，阅读、研究欧美作家的作品，从中汲取营养，在文学主体论和本体论两方面进行借鉴，探索，寻找更广阔的写作之路。就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被评论家命名的“先锋”文学。尽管，先锋文学有其瑕疵，但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气象，新面貌。在“先锋”写作的队伍中，没有一个陕西作家被评论家添列其中。

陕西的那一代作家，受柳青作品的影响、熏陶，路遥尊称柳青为文学“教父”，柳青这棵大树遮蔽了一些陕西作家的视野，他们看不到柳青本人的局限性，看不到柳青遵循的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京夫、邹志安等作家也读过一些欧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但是，却拒绝接受。1988年，邹志安在和韩鲁华教授的访谈中坦言：“我从格调上不喜欢《复活》，尤其是把西方有影响的现代派作家的东西，比如福克纳的东西，乔伊斯的东西拿来都看了一下，看完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尽管吹得很玄，尽管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我不喜欢。”邹志安是实话实说，邹志安对欧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的不喜欢，也许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认知的表述，而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一些作家的共同认知，因为，从邹志安、京夫、王晓新等“现实主义大院”里出来的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出丝毫现代主义的影子，看不出在文学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切入点、结构、隐喻、暗示诸多方面，有丝毫影响和变化。他们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而忽视了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现代主义挑去了现实的面纱，将荒誕扭曲的现实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刺穿了人性的本质，揭示了人性的缺陷，现代主义的作家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人类的命运。现代主义在小说叙述中语域的转换，时间的跳跃，空间的变动，使小说的情节处于流动中。其实，现代主义是站在现实主义的肩膀上的，无论音乐、绘画、文学艺术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土壤里生成的。毕加索的绘画最初也是写实的，因为他不满足于写实，才走向了立体画，福克纳的文学启蒙并非是现代主义小说，他阅读的是狄更斯、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他深受现实主义的熏陶，却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给自己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成为作家中的作家，影响了世界几代作家的成长。

陕西的那一代作家只所以忽略或拒绝现代主义，是由他们的文化心理、知识结构、人生经历、艺术视野以及当时的创作氛围、创作环境决定的。他们不具备现代主义的思维、意识、精神，不具备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方式。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陕西省作家协会这个“现实主义大院”里走出了不同样貌的一批作家，他们用最“洋”的技法，表达最“土”的人生体验，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比如杨争光对人的潜意识的探究和人性扭曲的审视；寇挥对人的灵魂的考问；秦巴子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这些作家创作的共同点是：坚持现实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创作原则，坚持形式是内容的一部分，在文学本体论的探索中，吸纳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张扬现代现实主义的精神。虽然，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没有被视为当代陕西文学的正宗，时间将证明，他们的作品不会被淹没，其影响力会更持久。陕西的八0、九0后如黄海兮、陈小手、范墩子等作家，坚守自己的艺术美学观，以自身的方式讲故事，他们的小说充满活力，具有现代意识，给陕西当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

      跛足的文学批评

前几天，一个陕西的作家在我的朋友圈留言：陕西最缺的是夏志清、美国的布鲁姆、英国的詹姆斯·伍德那样的批评家，是具有一定的学养、具有艺术视野、具有艺术良知的批评家。作家的创作离不开文学批评。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作家们大都得益于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好的文学批评家，可以发现、推介作家和作品，可以帮助作家检视自己的短板；好的文学批评，可以清扫文坛的灰尘和污垢。伟大的福克纳、海明威曾经对文学批评家有过不敬的言词，可是，他们的作品的影响和传播，还是和文学批评家的研究、推介分不开。福克纳和海明威的第一本袖珍短篇小说集还是由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促成出版的。如果没有别林斯基的看好、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不一定能够很快地问世，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晚出道好几年。作家需要批评，文学需要批评。如帕斯所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工具”。“政治领域的批评叫言论自由，文学中是语言反思，反思也即创造。”作家接受文学批评就是接受反思，帕斯把反思等同于创造。在帕斯看来，“捧杀”和"棒刹”就不是文学批评，因为“捧杀”和“棒杀”不是“创造”。

关于陕西的文学批评，我曾经和陈忠实老师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一天，我去陈老时的办公室，谈到了有关文学批评的话题。2007年,《长篇小说选刊》转载我的长篇小说《村子》的时候，配发了陈忠实老师写的一篇名为《村子，乡村的浓缩和解构》的文章。陈老师说：“我想，我的评论文章发表后，评论家会跟进的，可陕西的批评家没有人跟进评论，你是不是把他们得罪完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整天忙于写作读书，和陕西的评论家没有交往，也没有进入陕西作家评论家的任何一个圈子。我承认我的性格有不少缺陷，但没有对作家、评论家说三道四的毛病，根本不存在得罪任何人的问题。陈老师看我不吭声，就说：“如果说是我看走眼了，邵燕祥老先生没有看走眼吧，你和他不认识，没有交往，他给你的《村子》那么好的评价，这事真怪了。”陈老师的话使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我想，不是评论家没有辩识能力，他们没有发声肯定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前不久，我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了陕西省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的一句话：在陕西，过来过去提的是那三个人，真没意思了。这位副主席所说的“那三个人”就是陕西评论界命名“三棵大树”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如果对“三棵大树”的研究重复着同样的评价内容，同样的观点，并没有新的价值发现，不只是“没意思”，只会形成陕西文学批评的跛足。当然，也有正直的批评家，能够站出来，维护文学批评的尊严，李建军在肯定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的文学成就的同时，对他们作品的失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再伟大的作家，其作品也有失误；再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征服所有读者。对“三棵大树”的作品的缺陷，陕西的评论家鲜有人研究，批评。文学批评的跛足在于一些评论家的短视、势利和艺术良知的缺席，在于艺术修养的贫乏和人格修养的矮化，在于缺少比较完美的、系统的艺术美学观，缺少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式，缺少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趋势的了解和审视。

我在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组的组长期间，组织参与了一些作家作品的研讨，在研讨会上，批评的声音比较细微，而说好话的言词倒是各有技巧，听起来很舒服，连我自己也很少批评作者的作品。有的评论家以作者在文学团体中所担任的职务大小为作品划线，有的评论家专为名家吹喇叭，抬轿子，成为某些名作家的特供，他们把很烂的作品供在文学殿堂的供桌，而为自己兑换名利，实现双赢。一些令我曾经敬重的评论家也被吹捧某些名家的潮流所裹挟，写过连他自己也许说服不了的评论文章，为把某些名家供上神坛而添砖加瓦。如此以来，伤害的是文学批评本身，使本来就跛足的文学批评，走势更难看。如果批评家把自己修炼为人精，精于文坛各种潜规则，或者依附权势，或者真诚地充当所谓的名人的上马石，他们的文学批评只能是文学的灾难。所谓的一流作家也会写出三流作品的，这在世界文坛也是常有的事。不是说，名家就不能反复地不断地评论，关键是要通过评论，给读者提供新的发现，新的价值。如果说，有评论家非要挖空心思从平庸的、或者说很烂的作品中提炼出经典的味道，那么，这样的文学评论不能不使读者质疑评论家的为文和为人了。当然，一个写作者，要冷静地、理性地对待文学批评，1935年，海明威和一个叫马埃斯的艺术家谈话时说：“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们的名声是批评家创造出来的。”他说：“如果他们相信了批评家的话，批评家说他们伟大，他们就相信（自己伟大），批评家说他们写得很坏，他们就失掉信心……批评家说他们写的是杰作，他们写的当然不是杰作。”海明威在告诫写作者：你的作品的价值不是批评家可以定夺的。一个清醒的写作者，是能够接受批评，并能够辨识批评的真伪的。陕西并不缺有学养，有眼光，有良知的文学批评家，他们是能够推动陕西文学键康发展的。

作者简介：

冯积岐，岐山县凤鸣镇人，199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人的证明》《没有留住的》等，小说集《小说三十篇》《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敲门》《村子》《敲门》等。《跌跌爬爬三十年》获89年陕西省银河纪实文学一等奖，《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获1995年陕西省双五文学小说集奖，《人的证明》获陕西省第七届双五散文集奖，《沉默的季节》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