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长征组歌》

王侠

肖华将军撰写的《长征组歌》我是特别的喜欢，很是令人心情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由于有段时间广播员回家探亲，我那个时候便在延安电厂广播室义务充当，我经常的播放这个《长征组歌》，甚至有人反对说：现在有人（大约说的是江青）坚决不让再唱长征组歌。我依然是无所畏惧，每天继续播放，并且增加了《帕米尔的春天》《苗岭的早晨》等等。后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我写了纪念文章播放，仍然是这个人跳出来反对。这也说明了，人的思想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生来便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骨子里就仇恨共产党，他们家里曾经有人被共产党、人民政府镇压过。

1964年的杭州西子湖畔，一座小楼里彻夜亮着灯光。开国上将肖华伏案疾书，泪水一次次打湿稿纸。他不是在写普通的纪念文章，而是在用诗句重构一段用血肉铺就的征途——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一年，肖华四十八岁，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染上肝炎，在周恩来总理的严令下离京疗养。然而，当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的邀约传来，这位十七岁踏上长征路的"娃娃司令"便再也无法平静。

他的夫人王新兰后来回忆，肖华总是念叨着："长征的精神永远不会消散，一定要用诗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那些夜晚，他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沾满了泪水。写到《过雪山草地》时，他反复询问妻子——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当年穿越雪线时的感受；写到《报喜》时，回忆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场景，情绪太过激动，竟致肝炎复发，体重骤降十余斤。

这便是《长征组歌》的诞生。它不是书斋里的创作，而是一个亲历者用整个生命在燃烧。从《告别》到《大会师》，十首曲目如十幅恢弘画卷，将长征的十二个"关节点"一一铺展：于都河畔的依依惜别，湘江血战的惨烈悲壮，遵义城头的旭日东升，赤水河上的神来之笔，大渡桥头的铁索寒光，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验，吴起镇上的锣鼓喧天，直罗镇的奠基礼炮，会宁城的三军欢呼……

1965年，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联袂谱曲。同年8月1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在人民剧场首演，周恩来总理观看后热泪盈眶，紧紧握住肖华的手说："只有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代表人民感谢你！" 这部作品从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成为一座用音符铸就的精神丰碑。

我是在延安电厂的广播室里与这部伟大作品多次相遇的。

那时的延安，黄土高原的风依旧粗粝，延河的水依旧浑浊而深情。我在电厂广播室义务工作，一间不大的屋子，一台转盘式电唱机，一部扩音设备，便是我全部的"武器"。每天清晨或中午或黄昏，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宝塔山，我便打开设备，让音乐流淌进厂区的每一个角落。

《长征组歌》是我当时播放得最多的唱片。当《告别》的前奏响起——"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整个电厂仿佛都被一种庄严而深情的氛围笼罩。很多工人们放下手中的工具，抬起头，望向窗外连绵的黄土山峁。那一刻，他们听到的不仅仅是歌声，更是一段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历史。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完整播放整部组歌时的情景。那是1975年深秋，唱片刚刚到手，我迫不及待地放进唱机。从《突破封锁线》的急促紧张，到《遵义会议放光辉》的豁然开朗；从《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灵活机动，到《飞越大渡河》的惊险壮烈；从《过雪山草地》的苍凉坚毅，到《大会师》的欢腾激昂……整整一个小时，我守在广播室里，双手微微颤抖，眼眶一次次湿润。当最后一声合唱落下，窗外已是暮色四合，而我的心却如同被一团烈火点燃，久久不能平息。

然而，那个特殊的年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份热爱。

有人悄悄告诉我："现在有人坚决不让再唱《长征组歌》了。"那话语里的暗示，我听得明白。大约是江青之流，将这部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视为"异端"。但我无所畏惧。在我看来，《长征组歌》唱的是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是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奋斗者的长征。它何罪之有？

于是，我每天继续播放。不仅播放，我还增加了曲目——《帕米尔的春天》，那悠扬的笛声仿佛将塔吉克高原的冰雪春风带到了陕北的黄土沟壑；《苗岭的早晨》，百鸟和鸣中，苗家山寨的晨雾与延安的炊烟在音符里交融。我要让广播室成为一片音乐的绿洲，让那些在机器旁、在锅炉边挥汗如雨的工人们，能在歌声里触摸到更广阔的山河，更悠远的岁月。

现在想来，那份"无所畏惧"里，何尝没有《长征组歌》本身给予我的力量？当我一次次听到"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时，当我一次次听到"革命理想高于天"时，一种近乎信仰的勇气便在胸腔里升腾。肖华将军在创作时流泪，我在播放时流泪，而听到广播的工人们，又有多少人在某个瞬间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湿润？这便是艺术的魔力，它让相隔数十年的人们，在同样的旋律里心意相通，在同样的词句中灵魂共振。我的立场非常坚定，毫不动摇。

而《长征组歌》的伟大，在于它的"真"。

这"真"，首先是历史的真。肖华选取的十个场景，无一不是长征中最具标志性的节点。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飞夺泸定桥的英勇无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卓绝——这些不是虚构的传奇，而是一个十七岁少年亲身走过的血路。

这"真"，更是情感的真。"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八个字，写尽了自然环境的严酷与生存条件的极限。没有亲历者，写不出这样刻骨的文字。肖华在创作时体重骤降十余斤，那不是简单的劳累，而是一个灵魂在重新经历一次长征的消耗。

而四位作曲家的谱曲，更让这份"真"获得了翅膀。他们将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熔于一炉，创作个性突出，艺术特色鲜明。 《四渡赤水出奇兵》里的贵州苗族音调，《到吴起镇》里的陕北秧歌节奏，《祝捷》里的北方锣鼓点——音乐成为地域的使者，让长征这条跨越十省的路径，在听觉上有了可触可感的纹理。

岁月如延河水般奔流不息。肖华将军于1985年病逝，未能见到他生前定稿的《铁流之歌》出版； 四位作曲家也已相继离世。但《长征组歌》从未远去。从1965年首演至今，它已被搬上舞台无数次，成为每一个重大纪念场合不可或缺的旋律。202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九十周年，廖昌永等艺术家在贵州唱响《长征组歌》； 同年，为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长征颂"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奏响。

而我，多年前早已离开了延安电厂。但每当《长征组歌》的旋律响起，我总会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间小小的屋子。阳光透过积着灰尘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转盘式电唱机上，唱针在沟槽里轻轻滑动，肖华将军的词句便化作千军万马，从喇叭里奔腾而出，掠过宝塔山，掠过延河桥，掠过这片被无数先辈用鲜血浸透的土地。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生命验证的真理。从长征路到新时代，从延安电厂的广播室到人民大会堂的舞台，这歌声穿越了时空，却始终滚烫。

我想，这便是经典的力量。它不依附于任何个人的意志，不畏惧任何时代的喧嚣。它只忠实于历史，忠实于人心，忠实于那些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仰望星空的人们。

而我，不过是这长河中的一滴水，曾有幸在延安的黄土高原上，为这歌声推波助澜。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长征"插曲，也激励我在文学创作中奋笔疾书。这些精神，这些历史，这些岁月，我们不应该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