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在延安，与俄罗斯的灵魂对话
——重读《日瓦戈医生》
张兴源
2020年秋，陕北的天气似乎比往年凉得更早一些。延河两岸的杨树叶子尚未尽黄，风里却已有了初冬的意味。我坐在枣园“十二万卷楼”的书房里，窗外是延安新区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窗内是从少年时代便与我相伴的满架书册。偶然从书架上抽出那本磨损了封面的《日瓦戈医生》——蓝英年与谷羽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经典的版本——翻开来，纸页已经泛黄，却依然散发着油墨与时光混合的气味。四十年光阴流转，当我再一次翻开这部帕斯捷尔纳克以生命写就的巨著，那些在煤油灯下曾经让我热泪盈眶的文字，如今读来，竟有了另一番滋味。
一、画家之子与时代的囚徒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生于1890年2月10日，莫斯科一个犹太艺术家庭。父亲列昂尼德是著名的画家，曾为托尔斯泰的作品绘制插图；母亲罗莎·考夫曼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他从小就浸泡在艺术与美的琼浆之中。他十一岁以前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后来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第二年转入哲学部——这个转折意味深长，一个对法律条文不感兴趣、却对人类精神的终极问题痴迷不已的年轻人，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规则”和“自由”之间的张力紧密相连。
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诗歌创作，使他与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等白银时代的巨匠并立于俄罗斯诗歌的星空之下。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为“诗人中的诗人”——这个评价极高，却也极为准确。他的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至今读来依然令人震撼于那种将哲学思辨与抒情美感熔于一炉的卓绝技艺。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注定不会止步于诗歌。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散文体（注意，俄罗斯文学中的所谓“散文”，是包括“小说”在内，甚至主要是指“小说”的）写作的渴望。1940年前后，他的诗歌完成了从“物”至“人”的过渡与转变。他这样界定自己向长篇小说创作的转向：“我认为抒情诗歌已无法表达我们经验的博大性与宏伟度。生活变得太沉重了，太复杂了，而小说最善于表现我们需要的价值观念。”
于是，从1946年到1955年，整整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囚禁于《日瓦戈医生》的写作之中。这十年，苏联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与战后重建的艰难，而帕斯捷尔纳克——这个早已成名的诗人、翻译家——却将自己关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的寓所里，像一个中世纪的抄经僧侣，一字一句地构筑着他的精神圣殿。
二、一部小说的诞生与一个人的殉道
1955年，《日瓦戈医生》终于完稿。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寄给了苏联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结果是被拒绝出版。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苏斯洛夫亲自干预此事。当局并非没有给过帕斯捷尔纳克机会——他们提出，如果删去某些“敏感内容”，小说还是可以出版的。但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奥尔加·伊文斯卡娅，《新世界》杂志的编辑，比帕斯捷尔纳克年轻近二十岁——她后来被称为《日瓦戈医生》女主角拉拉的原型。她美貌、钟情于诗，披着凌乱的金色发辫。帕斯捷尔纳克对她一见钟情。正是伊文斯卡娅，将书稿介绍给了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
1957年，《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在米兰出版。随后，英文、法文、德文版接连问世，迅速成为西方世界的畅销书。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里一句也没提《日瓦戈医生》，只是说奖励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含蓄，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迂回。
然而，灾难也随之降临。苏联当局发动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发表声明，拒绝领取诺贝尔奖。伊文斯卡娅被捕入狱——她一口咬定手稿是她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与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勇敢的女人，用自己的人身自由换取了她所爱的人的相对安全——一位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女性！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的寓所中逝世。他是迄今一百零八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唯一因获奖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他留下了长诗《一九〇五年》《施密特中尉》，留下了《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大量诗作——但真正让他不朽的，是那部让他受尽苦难的《日瓦戈医生》。
三、日瓦戈：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
重读《日瓦戈医生》，最让我震撼的，依然是主人公尤里·日瓦戈这个形象。
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十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让他同女儿冬妮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冬妮娅结了婚。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标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孤儿、寄养、求学、成家——平静、体面、有教养。
然而，历史的洪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瓦戈应征入伍。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但很快，日瓦戈的欢呼变成了困惑，困惑变成了忧虑，忧虑变成了深切的怀疑。国内战争的严酷现实，新政权随后的一系列政策实施，使这位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对于暴力和集权产生了深切的怀疑和忧惧。他称赞质朴宁静的俄罗斯品质，并向往安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做有意义的工作——而这样的人生理想，最终不为严酷的现实所容。
日瓦戈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反革命者。他只是一个想要按照自己的良知生活、想要治病救人、想要写诗、想要爱与被爱的普通人。但在那个一切都必须“站队”的时代，“不站队”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他被迫在双重生活中承受巨大的压力——表面上服从，内心里坚守；口头上承认，灵魂里怀疑。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知识分子最后的高贵。
四、拉拉、冬妮娅与安季波夫：爱情的十字架与革命的祭坛
《日瓦戈医生》中的女性形象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拉拉，这个被公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以伊文斯卡娅为原型塑造的人物，是一个极其出彩的女性角色。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却被母亲的情人奸污。后来她遇见安季波夫，他娶了她，给了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安稳生活。安季波夫知道拉拉的遭遇后，立志为天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复仇。他抛开妻子女儿加入军队，后转为红军，作战勇敢，很快升为高级军官。
然而，安季波夫被塑造成一个泯灭个人感情的狂热革命者，主动离弃了拉拉。革命把他从一个为爱人复仇的丈夫，变成了一个为抽象理念献身的机器。而拉拉，这个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在经历了与日瓦戈的爱情之后，最终跟随科洛夫斯基离开——因为她已经怀了日瓦戈的孩子。
冬妮娅则是另一种悲剧。她是日瓦戈青梅竹马的妻子，温柔、忠诚、聪慧贤淑。日瓦戈失踪后，家有老小又有身孕的冬妮娅的惊恐和煎熬难以言状。她的爱是忠诚的、亲情的、安稳的——但正是这种“安稳”，在动荡的时代里显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
三个女人——拉拉、冬妮娅、日瓦戈的母亲——构成了日瓦戈生命中不同阶段的情感坐标。而日瓦戈自己，则在她们之间摇摆、挣扎、最终一无所获。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在历史面前的无能为力”的故事。
五、诗歌与小说的合璧：一部“半自传体”的精神史诗
《日瓦戈医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小说，更是诗歌与小说的合集。全书第十七章由主人公日瓦戈的二十多首诗歌构成——这些诗歌不是小说的装饰品，而是解读整部小说的“秘钥”。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早期就把诗歌的哲理性视为重要建构内容，这与他醉心于哲学有关。他与白银时代的诗歌流派关系紧密，写过论文《象征主义与永生》——但最终坚持了自己独特的诗歌理念。在这二十五首诗歌中，有与莎士比亚互文的《哈姆雷特》，有透视神性的《客西马尼的林园》，有论复活的，有论生死的，有论爱的精神的。莎士比亚巨大而潜在的文本意义，浮士德形象的文化历史观照，帕斯捷尔纳克的哲学体悟，都进入了这部长篇小说。
正因为如此，《日瓦戈医生》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日瓦戈的经历正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写照。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试图偿还债务。”
六、雪原上的烛光：一个永恒的文学奇迹
《日瓦戈医生》在苏联被禁多年，然而它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被赞誉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容量、深刻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容量的长篇作品。它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并列为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1965年，同名电影荣获五项奥斯卡奖，给这部不朽巨著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认可，写下了最有分量的注脚。
但在我看来，《日瓦戈医生》最打动人的，不是它的历史容量，不是它的政治隐喻，甚至不是它的爱情故事——而是那种在漫无边际的苦难中依然不肯熄灭的人性之光。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令我久久难忘。1907年圣诞夜，日瓦戈和冬妮娅乘坐雪橇去参加圣诞晚会。在卡尔梅格尔斯基街上，日瓦戈无意间瞥到一户人家的窗户，“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这场景使他内心受到震动，他瞬间获得灵感，低声念出“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这样的诗句。而就在那个圣诞夜，日瓦戈凝望窗子的时刻，拉拉正在那个房间里向未来的丈夫安季波夫表白心迹。“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原本处于两个时空的男女主人公，被同一根蜡烛的烛光聚拢在了一起。十八年之后，当经历了时代洪流的冲刷、经历了与彼此的相爱和别离，他们重新回到莫斯科时——那根蜡烛依然亮着。
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奇迹”——或者说“巧合”。在贝科夫看来，“奇迹”是《日瓦戈医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广泛运用了这些手法，尽可能使之凸显出来，并带着个人的愉悦感，堆叠了各种偶然性，赋予它们以韵律。
七、从延安到莫斯科：一个中国作家的精神共振
作为一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我重读《日瓦戈医生》，有一种奇异的亲切感。不是亲切于俄罗斯的白桦林与雪原——那是我不曾见过的风景——而是亲切于那种“在艰难中坚守”的精神气质。
我从小在志丹县的窑洞里长大，未满七岁便随父亲给生产队牧羊。一个人在山上放羊，看着远山近水，高峁低岭，会引起人无限遐想。那种漫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也许就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那时候，我家存放杂物的藏窑里堆放着一大摞书籍——有《艺海拾贝》《延河》《中国青年》，还有一本厚厚的《鲁迅小说集》。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深浅不一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后来，我考上延安大学中文系专科，考取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再后来我又上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合办的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从一个牧羊少年到一个“学者型作家”，这条路我走的有多么艰难、曲折和坎坷，只有我自己知道。
而帕斯捷尔纳克呢？他出生在莫斯科最艺术的家庭，少年时代便浸润在音乐与绘画的琼浆中，青年时代便与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们并肩而立。然而，他的晚年却被自己的祖国所抛弃、所羞辱、所迫害。他拒绝了诺贝尔奖，却没有拒绝自己的良心。他失去了名誉、地位、甚至一部分自由，却没有失去作为一个诗人的尊严。
我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在“一个写作者如何面对时代的挤压”这个永恒的命题上，我们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共振。
八、结语：在时间的废墟上，诗歌精神依然挺立
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远不止《日瓦戈医生》一部。他的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他的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他的长诗《施密特中尉》《一九〇五年》——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宇宙。但真正让他不朽的，依然是《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不仅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巅峰之作，更是人类精神在极端条件下依然不肯屈服的倔强证明。
2020年秋天，延安的窑洞外面，中国的乡村正在经历着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城市里的人们正在从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慢慢恢复。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重读《日瓦戈医生》，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的魅力，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召唤。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写道：“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要战胜什么，而是为了要理解什么。”这句话，我在四十年前第一次读到时就铭记于心。四十年后重读，依然觉得它像一束光，照亮了一个写作者在时代的迷雾中前行的道路。
桌上的台灯亮着，像日瓦戈和拉拉窗前的那根蜡烛。窗外的延安城灯火辉煌，而我手中的这本书，纸页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时间会流逝，政权会更迭，潮流会转向，但真正的好作品——那些用生命写就、用灵魂锻造的文字——会在时间的废墟上，像日瓦戈诗歌里的那根蜡烛一样，继续燃烧。
2020年秋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