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开始有些后悔，但后来后悔又变成了自豪。我从新兵连分配33团的十七连，那个连住在锡铁山一号隧道的东口，我成了打隧道的风枪手。大概打了40天的隧道，因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好，就从连队调到团宣传股去了。当初，我之所以能当铁道兵，也是因为我会写文章的原因。接兵的指导员很喜欢我，他叫庄汉明，是广东汕头市人，他见到我的时候，我不想当兵，想考大学，因为我有心脏二级杂音，不适合当高原兵。他看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好，就说你不要考大学了，当兵去吧。我说我有心脏二级杂音，我不能当兵。这时候他就问其他接兵人，有心脏二级杂音能不能当高原兵？其他人说不能。但是指导员非执意带我不可。体检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军医的桌子上都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都写着我的名字。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被指导员开后门带来当兵的。后来，我和他分手的时候，我哭了，他说，我把你骗来了，我很对不起你。后来我调到团里就拼命地写诗，从76年入伍到78年这段时间，我的诗作当时在各个报刊发了200多首。由于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的这种职业，所以我对青藏铁路特别关注。
/朱海燕 戎装照/
卫视记者：听说在参与青藏铁路的记者中，你采访过吴克华将军、也是唯一见过和采访过慕生忠将军的记者，你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朱海燕： 关于青藏铁路的几个关键性人物，我很荣幸见过或者采访过他们。一是吴克华司令员，他是1976年8月份上青藏线的，我当时是新兵，我还记得他接见我们的情景。吴司令特别爱兵，青藏铁路这么多的连队，他一个不落地逐个看望，一直到格尔木。陪同他的一个首长说："吴司令你这么走太累了，咱们选几个重点连队看一看吧？"吴克华批评他："不行，必须一个一个看过去。"
/原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将军（1913年12月7日—1987年2月13日）/
吴司令到33团机械连检查工作，中午饭和战士们一块吃。吃过饭，大家都站起来送吴司令，和我同年入伍的一位老乡，还端着饭盆在那里拣肉吃。连长李春明气得够呛，就批评那位战士："你这个新兵蛋子怎么搞的，首长走了你也不起来送。"这个细节被吴克华发现了，吴司令走过去对连长说，新战士年轻能吃，叫他多吃一点，不要批评他。后来吴司令到了格尔木，从格尔木又到了清水河。清水河在可可西里，那里有一个试验段，是搞冻土试验的，施工的是31团11连，11连的指导员是李益德，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吴克华去11连之前，师长朱章明给李益德打电话，说吴司令要到连队吃饭，一定要准备好。从格尔木到清水河近300公里，吴司令去了之后，中午饭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压缩的干菠菜。朱章明师长认为李益德给他丢人了，司令员来了你用干菜招待他。李益德说，实在没办法，这是我们连队最好的菜，拿出来招待司令员，狠批了李益德一顿。吴司令那天流泪了，他说不能批评基层的同志，部队在昆仑山上修路，生活条件不好是他的责任。他觉得对不起修建铁路的战士，走的时候，给大家鞠了三个躬。
/原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将军（1904年1月4日～2009年10月13日）/
再就是吕正操政委，他当年是铁道兵的第一政委，1979年他上了青藏线，那时候他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他在七师小礼堂讲话时，我是放广播的。他上青藏线，主要是解决关角隧道的涌水问题，并带去全国许多有名的隧道专家。吕政委说那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关角隧道的计算问题有什么难题，需要华罗庚帮忙，我可以到北京把他请来，尽管华罗庚腿脚不便，我也能把他请上高原。
再就是1982年的时候，我采访了慕生忠将军。大家都知道慕生忠将军是青藏公路之父。1951年8月，为了准备班禅进藏的物资供应问题，西北军区组织一个进藏的先遣队，慕生忠将军是政委，范明是司令员。1951年8月，他们从青海的香日德出发，向南插，走无人区，翻唐古拉，一直走到了1951年的12月1号，历时96天，上路的驮工是1663人。这一次骡马死得不少。1951年的12月，班禅从香日德出发进藏，又是慕生忠用驼队护送。这两次驮运一共死了3万6千峰骆驼。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整个青海省是9000峰骆驼，这两次进藏整整死了3万6千头，损失多么大啊。
两次驼运之后，大家在思考一个问题：西藏，这个民族怎么发展？靠这种驼运能不能承受得了，两次驮运死的牲畜，可以办20个国营大型的牧场。等于死了20个国营牧场的全部牲畜。这时候青海日报有一个记者叫古洪，他是跟随两次驼运进藏采访的记者，他跟慕生忠讲，不能这么进藏了，这么进藏，再进几次，我们国家的骆驼就死光了。
/青藏公路之父 慕生忠将军（1910年10月～1994年10月19日）/
慕生忠说，不从香日德进藏又从哪里进藏呢？古洪说，从格尔木。慕生忠问，格尔木在哪个地方？古洪说，我的老师范长江说，在青海的西部有一个叫格尔木的地方，是古代商人曾经走过的一条路，从那里可以走到西藏。慕生忠他们就从香日德出发向西，走了三天找到了格尔木。格尔木是蒙语，就是水草长得比较肥美的地方，或者说是河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们发现有一条河，从昆仑山上流下来，河的两岸水草长得特别肥美。慕生忠说，这个地方就是格尔木了。他的拐杖插在那个地方，于是一个新的城市就在那个地方诞生了。所以人们称慕生忠将军是格尔木之父，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到了格尔木，从这里开始了一次驼运，为西藏的军队送军粮。18军在西藏缺军粮了。不能从成都运，只能从青海运。前后三次驮运付出代价实在太大。从那之后，大概在1953年的9、10月间，慕生忠诞生了修公路的想法。然后进北京慕生忠向彭老总建议修青藏公路。青藏公路是1954年的5月份开工，1954年12月竣工，历时7个月，终于修通了这条1200公里的公路。由于慕生忠将军和彭德怀的关系，1959年他被打倒了。打倒之后安排在甘肃的山丹一个农场当副场长，那个农场是一个连级单位，慕生忠就变成一个副连级的副场长。慕生忠被打倒之后，他像一头困兽一样，经常站在家里看地图，闭着眼睛，他用手一指就是格尔木，一点就是拉萨。他对西藏的爱太深了，那里的一切，都装在了他的心里。1982年，我在格尔木当兵，慕生忠将军去了格尔木，我非常崇敬他，就在现在的格尔木大站的招待所里，我采访他一个下午。分别的时候，他把他写青海的诗交给我，让我找一个杂志给他发表。后来我找一个杂志发表了他的诗，同时我还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评论了慕老的诗。我现在一直和慕老的孩子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铁道兵总工程师 潘田将军（1921年12月29日～2002年12月27日）/
后来，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我还采访了原铁道兵副参谋长潘田同志。他对青藏铁路建设热情很高。上世纪40年代，他在国民党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是闹学潮的积极分子。当时，有个更年轻的学生跟他一起闹革命，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了让青藏铁路上马，潘田同志曾多次致信江泽民同志。我是2002年9月采访潘田同志的，采访后不久，他便去世了。
卫视记者：你参加青藏铁路一期建设整整8年，那时，是一什么样的状况？
朱海燕： 建设青藏铁路一期时，是非常艰苦的。当时的柴达木盆地没有柏油马路，全部是"搓板路"，走起来尘土飞扬。从我们连队到西宁一般来说要走三天半时间。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连一个女同志都看不到。一个团机关只有一个邮电所。邮电所的卢代宽是大柴旦邮局的职工。为了给大家传送报纸和信件，邮电所就设在我们团部。为了有一点春的气息，卢代宽从大柴旦移来一棵小白杨，栽在邮电所门口。他不是有洗脚水，洗脸水吗，每天他就用洗脸水洗脚水浇这棵小树，小树慢慢地长大了。连队的兵到团里办事发现这个小树，特别喜爱，喜爱到抱着树哭的程度。那是方圆几百里唯一的一棵树，大家能不喜爱吗？
我在青藏高原干了八年，经历九死一生。一次是煤气中毒，是我的炊事班长谷明昌把我救出来的。后来我从连队调到师里，谷明昌则从连队复员回到地方，就失去联系了。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因为青藏铁路的采访，我回到了我们老部队17局三公司。我打听谷明昌这个人。后来通过他的一位老乡，终于在重庆的大足县找到了他。
那时，我住在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水源，是柴达木盆地几百里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唯一的水源。但是，谁也不知道水里边含有害矿物质，也从来没化验过那里的水。我们吃那里的水吃了七八年，吃得有20个人得了癌症。33团保卫股长叫吴奇友，探家的时候好好的，非常健康。过了十多天，噩耗传来了，他病死在家里了。
央视记者：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不少人提到马鸿臣这个人，你是否了解他？
朱海燕：我十分了解马鸿臣，我和他是一个营的，他是营部的工程师，我是十七连的文书。他下了高原之后，又到云南去建设南昆铁路。他在南昆铁路患了癌症。后来到上海检查时，医生说他患这种病，是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干净的水所导致。大家想来想去，不就是吃了泉吉峡的水吗？那里的水，矿物质含量超过正常饮用水的几百倍。病倒的，不仅是马鸿臣，还有十七局局长陈孔安，十七局三处处长宋洪章，十七局施工处处长王汉东，十七局宣传部副部长陈先华等等，这些同志，他们不仅把青春献给了高原，有的把生命也献给了高原。
所以从一期建设到二期建设是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就是能够关注生命了，能够以人为本了。一期建设中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支撑着。二期建设中，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支撑着。那时，虽然很苦，但对于铁道兵战士来说，修这么多铁路，没有一条能像青藏铁路这样给自己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我们国家七万五千公里铁路，我几乎走遍了，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卫视记者：有人说泉吉峡，当时就是连兔子都不喝那个地方的水，是真的吗？
朱海燕：那里没有人，是一个无人区。锡铁山那边有人，锡铁山这边是没有人的。兔子喝不喝那里的水，我不知道，起码铁道兵没去之前，人是不吃那个地方的水的。因为是无人区嘛！
卫视记者：你当时不知道水里含有害矿物质？（未完待续）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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