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期）朱海燕：不知道，吃了四五年之后，才知道水里含矿物质很高，不能饮用。走下高原检查身体时，80％的人心脏都移位。有一句话，叫"铁十七的人偏心眼"，就是从这里来的。不是偏心眼，而是因为高原的折磨，心脏移位了。所有人的指甲全部凹下去了，凹到什么程度，朝水盆里一放，再端起来，指甲里边都装着水。

卫视记者：当时建设第一期工程的时候，是不是也提出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口号，以体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朱海燕：不能这么说，青藏铁路精神，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有它的历史渊源。几代共产党人在青藏高原做奉献，开始，提出的不叫什么精神，而是口号，如"钢钎打不进，人要能扎根"，就是当时提出的口号。钢钎打不进的地方，人都要扎根。再如："天上无路我们修，神仙怕走我们走"，也是一句口号。神仙都不敢走的地方，我们来去走，这种口号，应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些口号是青藏铁路精神最初的萌芽，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就提出雪莲精神，青藏高原的创业者要像雪莲一样扎根在高原上。高原汽车兵认为，河滩有沼泽的地方，长出一片一片的红柳。高原汽车兵就提出建设高原要有红柳精神，要像红柳那样，扎根在高原上。

（雪莲花 图片来源网络）

青藏高原太苦了，谁愿意在那里干呢？如果没有一种苦斗精神，一种扎根的精神，在那里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到80年代末的时候，大家总结出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青藏精神。这三个"特别"，基本上概括了青藏精神。再后就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大家认为光靠这三句话还不能涵盖青藏铁路精神，大家又总结出这八个字："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挑战极限"有几种极限，一个是生理的极限，一个是科技的极限。"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我觉得是对老青藏精神的又一次丰富。

青藏铁路一期时，七师有名有姓的战士牺牲了108个。死的时候有的人只有18岁，19岁，20岁，22岁；有的人刚刚写好入党申请书，还没有被批准入党就死了，有的年轻的同志刚刚写好入团志愿书就死了。他们死了之后，往往是没有什么坟墓的，埋在大漠戈壁上，然后写一个木牌子，插在那里，这就算是他的墓碑了。2000年，青藏铁路二期快要上马的时候，十七局的领导，考虑到这些牺牲的同志为青藏铁路做出了重大贡献，就沿着青藏铁路找这些人的坟墓，把他们的遗骨移到了格尔木的烈士陵园。现在那个地方安葬了57个我的战友。还有其他很多还没有找到。二十局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中，从60年代到80年代，牺牲了201个，但是这还不包括1959年那一次。1959年第一次上高原，由于时间太久远了，很难说有多少指战员在那里捐躯。

对于任何一个老铁道兵战士来说，青海高原留给他的记忆都是不可磨灭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原党委书记孙有礼同志，他当时是33团政治处副主任，他的孩子当时上小学，在学校里是个小孩王，他画了一只鸭子。实际他画的既不是鸭，也不是鸟。他拿回家，问他爸爸这是不是鸭子？他爸说：这哪是鸭子？鸭子是长腿的，你画的东西不长腿怎么是鸭子呢？儿子说：我没有见过鸭子呀！在高原生活几年，孩子们都不知道鸭子是长腿还是不长腿。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大沙漠里是找不到鸭子的。所以，为什么说修铁路的人，误了终身误子孙呢。就是这个意思。长期生活在高原，就把孩子给误了。幼儿园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树。教师讲树，他们就问，树是什么样子的。老师没办法，就把孩子们带到电线杆旁，说，这就是树，这是死了的树，如果它活着，上面还有枝子，有叶子。然后又说，那枝子是什么样子的，叶子是什么样的。有的同志带着孩子探家，到了西宁，孩子看到杨树要吃苹果，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戈壁上可以吃到苹果，但是没见到过树，光知道苹果是树上结的，所以，见到白杨树要吃苹果，见到柳树也要吃苹果。

有一个战士，是33团汽车连的，叫李闯庆。他回家结婚，车上没有座位，就坐在马槽车上，到西宁，两个脚趾头冻掉了，他的新婚妻子赶来伺候他哭得不得了，整个蜜月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这种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我认为，青藏铁路对每一个参加建设的铁道兵战士来说，都是他生命最辉煌的一笔。我认为整个西藏多年来一直在讲两个故事，一个是佛教的故事，一个是路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使得西藏很神秘，不被外人所透视，所了解。

从西藏和平解放那一天起，它诞生的第一个单词就是"路"，一切故事都是在围绕着"路"而展开，所以，说路是铁路建设者一个生命的最强音符，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如果说珠穆朗玛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头颅的话，那么现在建设的青藏铁路，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身子和头颅相连的那个器官。青藏铁路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出现了一个符号，更重要的，它是西藏改革开放的窗口，是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各方面的一个蓬勃的生长带。

卫视记者：一期建设过程中，关角隧道塌方是最悲壮的一幕，你能否介绍当时的情况。

朱海燕：对不起，我不是现场的目击者。我所了解的关角隧道塌方事件，是我在后来的采访中了解到的，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搞明白，我建议你们到中铁二十局，找一些当事人谈谈。

1975年4月5日，关角隧道塌方。在里面带队施工的是一个副营长叫吴德安。当时，埋进去127个人。这个事惊动了铁道兵机关，也惊动了军委领导。铁道兵的副司令，兰州军区的副司令飞到现场抢险。当时的新闻报道说，这是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说铁道兵战士在隧道里边背诵毛主席语录如何如何。后来经过我的实际采访，并非如此。因为关角隧道海拔3700多米，本来就缺氧，隧道口再堵死，里面的含氧量更低。战士们不可能在里边背毛主席语录。另外也会消耗氧气。所以吴德安要求大家不要唱歌，要沉着冷静的应对，开展自救。后来这127个人都抢救出来了。我采访过吴德安，特地核实在里面唱没唱歌的问题。他肯定地回答，没唱歌。关角隧道口打得非常惨，其中有一个副团长叫王连清，他每天上班的时候，把一个个熟悉年轻的战士送进遂道，出来的时候，往往就是一具尸体。他多次给死去的战士擦脸洗身换军装，然后抬着战士的棺材进墓地。王连清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哭得讲不下去。他亲手送走20多个战士。后来有一次他在关角隧道正在值班的时候，也是关角隧道即将建成的时候，来了一位老人。那位老人坐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一个秘书。老人说他是李井泉。王连清一听惊喜万分。李井泉不是当年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他怎么来了？他到关角隧道干什么来了？李井泉说："我来看看铁道兵10师的同志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李井泉被打倒，当时铁10师在西昌修成昆铁路，10师的同志曾经保护过他。李井泉被解放之后，就追着这支部队到了青海，也许是到青海视察工作吧，特意赶到关角来看一看。

卫视记者：你介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报道很早，写得也很多，你能否谈谈你第一次报道青藏铁路二期的情况。

朱海燕：如果准确表述这个问题，不能说我最早报道二期工程。因为二期的上马，是在2001年的6月29日。我此前的报道，不能算是对二期工程的报道。只能说我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上马，作了一些呼吁。

那是1991年4月，当时我在人民铁道报当记者，西藏自治区发了一个邀请函来，邀请人民铁道报派一名记者去西藏采访，因为我曾经修过青藏铁路，报社领导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就派我去了。我当时虽然下高原已经十多年了，因为在那里生活多年，我想，可能不会有什么高原反应。没想到，我飞到拉萨，高原反应就把我撂倒了。中午躺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吐了14次，吐得胃都流血。西藏记协的同志把我送到西藏人民医院，医院诊断我是肺水肿，让我出院后火速离开高原。后来在人民医院住了几天院就恢复过来了。但他们不让我下去采访。我想既然来了，不写新闻不好交代。出院之后，我到西藏各地采访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和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对我那一次采访非常重视，在日光宾馆的一次宴会上，他们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的一边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另一边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维伦，我在中间。当时孔繁森同志是拉萨市的副市长，他具体操办了那次宴会。在宴会上，我给丹增讲了个故事。我说西藏已经有铁路了。他说：“铁路在哪里？”我说：“在格尔木。因为，从格尔木火车站，延长了一条2公里的专用线，一直通到西藏格尔木办事处，这条专用线是西藏投资的。青藏铁路修到格尔木后，不向拉萨修了，就给西藏格尔木办事处修了一条专用线。这条线，由西藏投资，西藏使用，但是建在青海的土地上。难道这不是西藏的铁路吗？”丹增听后十分高兴，他大声说："同志们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西藏有铁路了，建在格尔木，只有2公里，它是一棵小树，但是这棵小树必然要长成参天大树。那是西藏的第一条铁路"。

那次，我在拉萨采访了一个月，采访了西藏社会科学院，采访了山南地区，采访了日喀则地区，到了亚东，到了江孜，到了喜马拉雅山。我感觉西藏人民呼唤铁路的声音非常强烈。

当时西藏的人煤炭拥有量一年是1.2公斤，连一天烧火都不够；钢铁也是1.2公斤。1.2公斤的钢铁，怎么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显然不可能。当时拉萨有很多饭馆，多半是浙江人，四川人所开。所有的小饭馆烧的全部是喷灯，都是用汽车的喷灯去做饭。一方面资源运不进去，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拼命消耗掉有价值的能源。

你想，用喷灯去做饭，这种浪费有多大？我有一次到了亚东，亚东是藏边境的一个小县。我是夜间12点钟到的亚东，亚东县招待所的院子里，排列了200多辆汽车，拉的全部是木材。车都是日喀则、江孜一带的。虽然西藏的木材储量是比较多的，但是，西藏既是一个多树的地区，也是一个少树的地区。树都集中在林芝、亚东一带。像藏北这一带，树是很少的。一方面少树，另一方面又拼命的破坏植被。如果按照这个破坏速度来计算，二十年后，或者三十年后，西藏的树就面临消亡，所以从这一点讲，西藏建设需要铁路。

我在日喀则采访地委书记白钊，后来他做西藏自治区法院的院长。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日喀则地区，对修铁路是怎么看待的？我就这一句话，引起他的很大兴趣，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从农业问题，企业的角度，工业的角度，谈了很多要修铁路的紧迫性。回来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没有铁路的地方》。

那篇文章发表后，我寄给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他不久就到北京来，特地到人民铁道报找到我，对我表示感谢，说我为西藏人民说了话。那篇文章在铁道部系统影响很大，很多工程局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青藏铁路要上马了？这个时候怎么突然间发表这篇文章。因为青藏铁路已经下马十多年了，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那篇文章成了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发言的重要的参考文本。因为在此之前，铁道部的同志很少到西藏去，了解西藏情况的，可以说很少。

2000年的6、7月间，我到蔡庆华副部长家去，他问我："海燕你看我的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呀。"他说，"我上青藏线了，我登上唐古拉了。"他很高兴，感到无法表达他内心的喜悦。我便敏感的意识到青藏铁路要上马了。他告诉我，在中央没有作出决定之前，这个消息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你一定保密，一定保密。再后就是2000年10月22号，国家发改委在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关于十五计划问题，要求社会献计献策。汪洋同志主持新闻发布会。他和我也比较熟悉。发布会一开始汪洋就点了我，请我提问。我向曾培炎主任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青藏铁路何时上马？西藏250万人口，修一条青藏铁路无疑是亏本的，亏本怎么办？是国家出还是铁道部出？第二个问题京沪高速何时上马？究竟是轮轨还是磁悬浮？这两个问题都问得非常直接。曾培炎回答说，青藏铁路不久就要上马，就是亏本我们也要修青藏铁路。他讲了这条铁路的建设意义。

当天新华社发了消息，消息说，曾培炎主任表态，亏本也要修青藏铁路。这句话是那一天的新闻中最亮的新闻点。2000年11月10日11点，江泽民总书记关于青藏铁路建设作了批示。2000年12月，国家计委立项。2001年2月7号，朱镕基主持国务院的常务会议，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第二天新华社发布消息，青藏铁路上马。消息发表之后，尤其对中国铁建来说，大家是兴奋异常，终于要圆青藏铁路之梦了。（未完待续）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