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市博物馆：一部边地史的再发现
张 兴 源
车过黄河大桥时，正是午后的光景。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些分量，落在浑浊而宽阔的河面上，像给这匹奔涌了亿万斯年的黄缎子，敷上了一层沉甸甸的金箔。河风从车窗的缝隙挤进来，带着水汽与黄土被晒暖后特有的腥甜。我此行的终点，就在河对岸——宁夏吴忠市历史博物馆。说来惭愧，吴忠于我并非陌生之地，早年因为故人，也曾几度匆匆掠过；然而此次专为“访古”而来，心绪却是迥然不同。仿佛不是去参观一座建筑，而是去赴一个与整部边地史的、迟到了太久的约会。这预约，自我年少时在陕北高原的土窑洞里，就着煤油灯翻阅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残旧史籍时，便已暗暗签下。
博物馆的形制，是敦实的。没有如今流行的那种飞扬跋扈的奇崛，而是方正的、向大地垂首的姿态，赭石色的外墙，让人想起贺兰山麓被风蚀了千百年的岩壁。门前的广场空阔，几个老人坐在花坛边，用我依稀能辨的方言闲话，声音被风送过来，又散开去，像远处黄河的水声，成了这建筑沉静呼吸的一部分。这很好。一座收藏记忆的殿堂，原该如此，它不必喧哗，它自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沉默的召唤。
一、黄土层：被折叠的时空甬道
进得馆内，凉意便悄然围拢。光线是经过精心驯服的，柔和地导引着视线。第一个展厅，便将人猛地拽入了时间的深井。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一种近乎蛮横的直呈——厚重的黄土层剖面，被整个地、凝固地竖立在眼前。从新石器时代的细纹，到汉代的夯层，再到明清的堆积，一层一层，色泽由深赭递变为浅黄，纹理由疏松走向密致。那不是泥土，那是一册被垂直装订的、无字的天书。每一道色泽的转换，都意味着一场洪水的泛滥或退却，一次部族的迁徙与定居，一场战争的杀戮与沉寂。我的指尖几乎要隔着冰凉的玻璃抚上去，仿佛能触到齐家文化陶罐的余温，能听到匈奴铁骑掠过草尖的嘶风。
这黄土的剖面，与我记忆深处陕北高原的沟壑何其相似！我忽然想起我的养父，那位沉默的牧羊人。在志丹老家的山梁上，他指着被雨水冲刷出的崖壁对我说：“看，这深色的，是老古时的熟土，埋着先人的日子；这浅的，是后来的生土，盖着我们的脚印。”那时的我，只觉山河亘古，岁月苍茫。此刻，在吴忠的博物馆里，我忽然明白了，我那放羊娃的“漫无目的的胡思乱想”，或许正是最早的历史感与文学思维的萌蘖——一个人面对无尽时空时，那种本能的、敬畏的叩问。
讲解员的声音平静，将“水洞沟文化”的名词送入耳中。我的思绪却飘得更远。所谓“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最初莫非就是一场与黄河的博弈？先民们逐水而居，在河的恩赐与暴怒之间，寻找着脆弱的平衡。一件粗粝的石斧，刃口有反复打磨的痕迹，它劈开的或许不仅是野兽的骨骼，更是生存的第一道藩篱。凝视它，我耳边响起的，却是高建群先生笔下那中亚荒原的史诗。他在《中亚往事》中描绘的，不也是人类在更宏大、更严酷的自然幕布前，为确认自身存在而进行的搏斗么？那是一种“把历史交还给历史”的野心，不粉饰，不简化，直面生存的原始质地与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光谱。吴忠这黄河畔的初民史，与天山脚下的戍边史，在地缘上相隔千里，在精神上却同属于一种“边疆叙事”——在文明的边缘地带，生命如何扎根，文明如何发轫。
二、青铜冷：游牧与农耕的千年对弈
转入商周至魏晋的展厅，空气仿佛骤然变得清冷而坚硬。光线聚焦处，是青铜。大量的青铜。鼎、簋、戈、矛、当卢、车軎……它们不再是中原礼乐制度下庄严肃穆的符号，在这里，青铜浸润了更多的风沙与血火之气。一枚透雕着猛虎噬羊图案的带扣，虎身紧绷的肌肉线条与羊绝望的蜷曲，充满了草原艺术的狞厉与动感。而一旁出土的汉式铜镜，背面却精细地镌刻着规整的云雷纹与吉祥铭文。
这是两种文明语法在同一时空的并置与交锋。吴忠，古称富平，地处河套平原南端。历史上，这里是农耕文明北进的桥头堡，也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秦始皇遣蒙恬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即河套），置富平县，便是将帝国的犁铧，第一次深深插入这片水草丰美之地。汉承秦制，移民实边，开渠屯垦，那些斑驳的陶仓、铁锸，默默诉说着“塞上江南”最初的垦拓。
然而，历史的叙事从不只有单一的旋律。更多的时候，这里是拉锯的前线，是融合的熔炉。一件汉代的灰陶罐，造型是典型的汉器，肩部却刻划着一圈不易察觉的波浪纹与奔马纹样，那是匈奴文化的印记。由此仿佛能看见，一个归附汉朝的匈奴工匠，或者一个深受胡风影响的汉地陶工，在旋转的陶轮前，将两种血脉的记忆，无声地糅合进了湿润的泥坯里。
这令我想到我的写作。忽培元先生曾说我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全部作品始终”。这“土地情结”，或许正包含着对这种复杂性地缘文化的本能关注。在我那些描写陕北的散文里，高原的苍凉与坚韧之下，何尝没有历史上无数次民族交融沉淀下的多重性格？刚烈与隐忍，豪放与精细，疏狂与谨严，雄浑与清丽，如同这陶罐上的纹饰，早已难分彼此。
展厅尽头，一幅巨大的动态地图亮起，以光线的流变演示着从秦汉到南北朝，这片土地上政权与族群的变迁：匈奴、鲜卑、羌、氐……一个个名词亮起又黯淡，像夜空里明灭的星辰。最终，所有的光流都汇入了隋唐的宏大疆域。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而吴忠，作为灵州的核心区域，迎来了它历史上一个空前辉煌的枢纽时刻。
三、灵州月：帝国动脉上的枢纽心跳
“安史之乱，玄宗幸蜀，太子李亨北奔。至平凉，访谋士，议及去向。众说纷纭，唯杜鸿渐力主：‘朔方，天下劲兵处也……灵武兵食完富，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
站在“大唐灵州”的展厅里，这段《资治通鉴》的文字，配以幽暗光影中唐代灵州城郭的复原模型，具有了摄人心魄的戏剧力量。公元756年七月，那个仓皇失措的太子在这里登基，是为唐肃宗。这座黄河边上的边城，一夜之间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大本营，成为帝国再造的临时心脏。
玻璃展柜里，几片出土于唐墓的“开元通宝”金币，色泽暗沉，依其质地，却依然能想见当年的璀璨。它们或许曾作为军饷，从江南的税赋中析出，经大运河，溯黄河，一路辗转至此，再分发到朔方军将士的手中，支撑起一场关乎国祚存续的战争。 还有胡商墓中带来的萨珊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以及三彩骆驼俑上满载的丝绸卷纹。
此刻，贸易之路与战争之路，胡风与汉制，帝国的荣耀与仓皇，都在此交织。灵州，不再是一个边陲军镇，它是整个盛唐命运的一个扭结点。我仿佛能听见，驼铃与军鼓声交错，粟特商队的波斯语与中原将士的河洛官话混杂，佛寺的晨钟与道观的清磐，在黄河水汽中共鸣。高建群先生曾言，他写丝绸之路，是希望做一架“吸尘器”，把沿途的文化、故事都吸收进来。此刻在吴忠博物馆，我深感自己正置身于那庞大“吸尘器”曾经功率最强的一个端口。这里吸收又吐纳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元气与魂魄。
这份枢纽的荣光，并未随唐朝的衰亡而彻底消散。后续的西夏、元、明、清各代，吴忠以其“水旱码头”的地理禀赋，始终是西北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要冲。一幅清代《宁夏府城图》的复制品上，清晰地标着“金积堡”“吴忠堡”等名称，商道如血脉，连接着草原与中原。我想起我的长诗《岁月》，那是对时间本身一种沉郁的抒情。而面对吴忠这样层层叠叠、被不同文明反复书写的历史地层，“岁月”二字，显得何等具体而又沉重。它不仅是流逝，更是沉积，是每一代人在此留下的希望、挣扎与创造的总和，如同那黄土剖面上无法抹去的曾经的层次。
四、回乡风：沉淀于日常的信仰与诗
博物馆的最后一程，留给了一个独特的主题：回乡文化。如果说之前的展厅讲述的是“通衢”与“交锋”，那么这里呈现的，则是“扎根”与“绽放”。
自元、明以来，随着大量回回人定居于此，吴忠逐渐成为中国回族重要的聚居区之一。这里的展示，避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潜入生活的肌理：一具清代的汤瓶，壶身线条流畅，铜质温润，仿佛还蒸腾着沐浴的洁净水汽；一本纸页泛黄、以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写就的《古兰经》手抄本，字迹工整而虔诚；一套精美的清真茶具，盖碗上的青花纹样，是莲荷缠枝，却是典型的中国瓷器语言。
最动人的是一组民俗场景复原：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厅堂。炕上的羊毛毡，墙上的经字画（以阿拉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赞言，构图如中国书画），八仙桌上的盖碗茶与盛着油香、馓子的果盘。尤其是那幅中堂，常以汉字书写“认主独一”、“清白传家”的训诫，书法笔力遒劲，内容却深植于信仰的土壤。这是一种何等奇妙的文明化合！它将异域的信仰核心，完美地编织进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结构与审美情趣之中，形成了独特而坚韧的文化品格。
这让我联想到文学创作中的“本土化”命题。正如年轻一代的观念摄影艺术家们所倡导的，任何一种外来艺术形式，都需要融入中国本土独特的文化，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吴忠的回乡文化，正是这一过程历时数百年的、无比成功的典范。它不张扬，却深厚；它守护内核，却开放形态。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观念艺术”？其表达的“观念”，便是和平的共存、有根的融合与日常的诗意。
站在这个展厅里，我先前那些关于战争、迁徙、王朝更迭的宏大感慨，渐渐平息下来，化为一种更沉静、更温润的感动。历史最终的落点，终究是人的生活，是巷陌间的炊烟，是节日里的香气，是代代相传的、融入血脉的仪式与禁忌。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主编朱媛美主任曾将我的诗选称为“诗体的《平凡的世界》”。我想，这“平凡”之中的厚重，正源于对土地与人民最素朴、最坚韧的生活力量的发现与礼赞。吴忠的历史魂魄，最终也将沉淀在这千万个“平凡”的回乡院落里，历风雨而常新。
尾声：出馆，见河
从博物馆的旋门走出，夕阳已西斜，将天空染成一片壮丽的绯红与金黄。黄河就在不远处，依旧浩浩汤汤，沉默东流。博物馆建筑在我的身后，像一个巨大的、装满故事的匣子，在暮色中轮廓渐深。
此行之前，我对吴忠的认知是片段的，是“熟人”、“过往故人地”、“塞上明珠”这样扁平的标签。而今，这标签已被无数鲜活的细节与深沉的层次所填充、所撑破。它是一部微缩的、立体的中国边地开发史，一部游牧与农耕文明碰撞交融的史诗，一部丝绸之路兴衰的侧影，更是一部多元文化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典范。
高建群先生有言：“历史没有真相。那些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记录、碑刻文化，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是真实的，而另外的、大约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谬误，三分之一则是有意而为之的粉饰。” 博物馆里的物证，或许也逃不过这“历史的钉子”的命运。然而，文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那“钉子”之上，挂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想象与温情，去触摸那可能被正史遗忘的“三分之二”的脉搏与体温。
我不是史家，只是一个被黄土高原孕育、对岁月心怀敬畏的歌者。吴忠市博物馆给予我的，不是答案，而是更辽阔的疑问与更丰沛的感动。它让我看见，在黄河这中华文明的主动脉旁，还有这样一条强有力的、多元文化汇流而成的“精神支流”，千百年来，奔涌不息。
风更凉了，带着河水的湿润。我朝黄河的方向，缓缓走去。我知道，我的笔下，又将多出一条河的影子，多出一座城的重量。那将不是报告，而是消化了这一切之后，从生命深处升腾起来的、新的《岁月》篇章。岁月如河，河载岁月，而文学，或许就是那岸边的拾贝者，捡起几枚被时光磨圆的碎片，试图从中，窥见整条大河的波澜与永恒。
2022年6月2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