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吴忠市博物馆:一部边地史的再发现
张 兴 源
车过黄河大桥时,正是午后的光景。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些分量,落在浑浊而宽阔的河面上,像给这匹奔涌了亿万斯年的黄缎子,敷上了一层沉甸甸的金箔。河风从车窗的缝隙挤进来,带着水汽与黄土被晒暖后特有的腥甜。我此行的终点,就在河对岸——宁夏吴忠市历史博物馆。说来惭愧,吴忠于我并非陌生之地,早年因为故人,也曾几度匆匆掠过;然而此次专为“访古”而来,心绪却是迥然不同。仿佛不是去参观一座建筑,而是去赴一个与整部边地史的、迟到了太久的约会。这预约,自我年少时在陕北高原的土窑洞里,就着煤油灯翻阅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残旧史籍时,便已暗暗签下。
博物馆的形制,是敦实的。没有如今流行的那种飞扬跋扈的奇崛,而是方正的、向大地垂首的姿态,赭石色的外墙,让人想起贺兰山麓被风蚀了千百年的岩壁。门前的广场空阔,几个老人坐在花坛边,用我依稀能辨的方言闲话,声音被风送过来,又散开去,像远处黄河的水声,成了这建筑沉静呼吸的一部分。这很好。一座收藏记忆的殿堂,原该如此,它不必喧哗,它自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沉默的召唤。
一、黄土层:被折叠的时空甬道
进得馆内,凉意便悄然围拢。光线是经过精心驯服的,柔和地导引着视线。第一个展厅,便将人猛地拽入了时间的深井。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一种近乎蛮横的直呈——厚重的黄土层剖面,被整个地、凝固地竖立在眼前。从新石器时代的细纹,到汉代的夯层,再到明清的堆积,一层一层,色泽由深赭递变为浅黄,纹理由疏松走向密致。那不是泥土,那是一册被垂直装订的、无字的天书。每一道色泽的转换,都意味着一场洪水的泛滥或退却,一次部族的迁徙与定居,一场战争的杀戮与沉寂。我的指尖几乎要隔着冰凉的玻璃抚上去,仿佛能触到齐家文化陶罐的余温,能听到匈奴铁骑掠过草尖的嘶风。
这黄土的剖面,与我记忆深处陕北高原的沟壑何其相似!我忽然想起我的养父,那位沉默的牧羊人。在志丹老家的山梁上,他指着被雨水冲刷出的崖壁对我说:“看,这深色的,是老古时的熟土,埋着先人的日子;这浅的,是后来的生土,盖着我们的脚印。”那时的我,只觉山河亘古,岁月苍茫。此刻,在吴忠的博物馆里,我忽然明白了,我那放羊娃的“漫无目的的胡思乱想”,或许正是最早的历史感与文学思维的萌蘖——一个人面对无尽时空时,那种本能的、敬畏的叩问。
讲解员的声音平静,将“水洞沟文化”的名词送入耳中。我的思绪却飘得更远。所谓“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最初莫非就是一场与黄河的博弈?先民们逐水而居,在河的恩赐与暴怒之间,寻找着脆弱的平衡。一件粗粝的石斧,刃口有反复打磨的痕迹,它劈开的或许不仅是野兽的骨骼,更是生存的第一道藩篱。凝视它,我耳边响起的,却是高建群先生笔下那中亚荒原的史诗。他在《中亚往事》中描绘的,不也是人类在更宏大、更严酷的自然幕布前,为确认自身存在而进行的搏斗么?那是一种“把历史交还给历史”的野心,不粉饰,不简化,直面生存的原始质地与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光谱。吴忠这黄河畔的初民史,与天山脚下的戍边史,在地缘上相隔千里,在精神上却同属于一种“边疆叙事”——在文明的边缘地带,生命如何扎根,文明如何发轫。
二、青铜冷:游牧与农耕的千年对弈
转入商周至魏晋的展厅,空气仿佛骤然变得清冷而坚硬。光线聚焦处,是青铜。大量的青铜。鼎、簋、戈、矛、当卢、车軎……它们不再是中原礼乐制度下庄严肃穆的符号,在这里,青铜浸润了更多的风沙与血火之气。一枚透雕着猛虎噬羊图案的带扣,虎身紧绷的肌肉线条与羊绝望的蜷曲,充满了草原艺术的狞厉与动感。而一旁出土的汉式铜镜,背面却精细地镌刻着规整的云雷纹与吉祥铭文。
这是两种文明语法在同一时空的并置与交锋。吴忠,古称富平,地处河套平原南端。历史上,这里是农耕文明北进的桥头堡,也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秦始皇遣蒙恬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即河套),置富平县,便是将帝国的犁铧,第一次深深插入这片水草丰美之地。汉承秦制,移民实边,开渠屯垦,那些斑驳的陶仓、铁锸,默默诉说着“塞上江南”最初的垦拓。
然而,历史的叙事从不只有单一的旋律。更多的时候,这里是拉锯的前线,是融合的熔炉。一件汉代的灰陶罐,造型是典型的汉器,肩部却刻划着一圈不易察觉的波浪纹与奔马纹样,那是匈奴文化的印记。由此仿佛能看见,一个归附汉朝的匈奴工匠,或者一个深受胡风影响的汉地陶工,在旋转的陶轮前,将两种血脉的记忆,无声地糅合进了湿润的泥坯里。
这令我想到我的写作。忽培元先生曾说我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全部作品始终”。这“土地情结”,或许正包含着对这种复杂性地缘文化的本能关注。在我那些描写陕北的散文里,高原的苍凉与坚韧之下,何尝没有历史上无数次民族交融沉淀下的多重性格?刚烈与隐忍,豪放与精细,疏狂与谨严,雄浑与清丽,如同这陶罐上的纹饰,早已难分彼此。
展厅尽头,一幅巨大的动态地图亮起,以光线的流变演示着从秦汉到南北朝,这片土地上政权与族群的变迁:匈奴、鲜卑、羌、氐……一个个名词亮起又黯淡,像夜空里明灭的星辰。最终,所有的光流都汇入了隋唐的宏大疆域。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而吴忠,作为灵州的核心区域,迎来了它历史上一个空前辉煌的枢纽时刻。
三、灵州月:帝国动脉上的枢纽心跳
“安史之乱,玄宗幸蜀,太子李亨北奔。至平凉,访谋士,议及去向。众说纷纭,唯杜鸿渐力主:‘朔方,天下劲兵处也……灵武兵食完富,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
站在“大唐灵州”的展厅里,这段《资治通鉴》的文字,配以幽暗光影中唐代灵州城郭的复原模型,具有了摄人心魄的戏剧力量。公元756年七月,那个仓皇失措的太子在这里登基,是为唐肃宗。这座黄河边上的边城,一夜之间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大本营,成为帝国再造的临时心脏。
玻璃展柜里,几片出土于唐墓的“开元通宝”金币,色泽暗沉,依其质地,却依然能想见当年的璀璨。它们或许曾作为军饷,从江南的税赋中析出,经大运河,溯黄河,一路辗转至此,再分发到朔方军将士的手中,支撑起一场关乎国祚存续的战争。 还有胡商墓中带来的萨珊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以及三彩骆驼俑上满载的丝绸卷纹。
此刻,贸易之路与战争之路,胡风与汉制,帝国的荣耀与仓皇,都在此交织。灵州,不再是一个边陲军镇,它是整个盛唐命运的一个扭结点。我仿佛能听见,驼铃与军鼓声交错,粟特商队的波斯语与中原将士的河洛官话混杂,佛寺的晨钟与道观的清磐,在黄河水汽中共鸣。高建群先生曾言,他写丝绸之路,是希望做一架“吸尘器”,把沿途的文化、故事都吸收进来。此刻在吴忠博物馆,我深感自己正置身于那庞大“吸尘器”曾经功率最强的一个端口。这里吸收又吐纳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元气与魂魄。
这份枢纽的荣光,并未随唐朝的衰亡而彻底消散。后续的西夏、元、明、清各代,吴忠以其“水旱码头”的地理禀赋,始终是西北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要冲。一幅清代《宁夏府城图》的复制品上,清晰地标着“金积堡”“吴忠堡”等名称,商道如血脉,连接着草原与中原。我想起我的长诗《岁月》,那是对时间本身一种沉郁的抒情。而面对吴忠这样层层叠叠、被不同文明反复书写的历史地层,“岁月”二字,显得何等具体而又沉重。它不仅是流逝,更是沉积,是每一代人在此留下的希望、挣扎与创造的总和,如同那黄土剖面上无法抹去的曾经的层次。
四、回乡风:沉淀于日常的信仰与诗
博物馆的最后一程,留给了一个独特的主题:回乡文化。如果说之前的展厅讲述的是“通衢”与“交锋”,那么这里呈现的,则是“扎根”与“绽放”。
自元、明以来,随着大量回回人定居于此,吴忠逐渐成为中国回族重要的聚居区之一。这里的展示,避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潜入生活的肌理:一具清代的汤瓶,壶身线条流畅,铜质温润,仿佛还蒸腾着沐浴的洁净水汽;一本纸页泛黄、以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写就的《古兰经》手抄本,字迹工整而虔诚;一套精美的清真茶具,盖碗上的青花纹样,是莲荷缠枝,却是典型的中国瓷器语言。
最动人的是一组民俗场景复原: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厅堂。炕上的羊毛毡,墙上的经字画(以阿拉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赞言,构图如中国书画),八仙桌上的盖碗茶与盛着油香、馓子的果盘。尤其是那幅中堂,常以汉字书写“认主独一”、“清白传家”的训诫,书法笔力遒劲,内容却深植于信仰的土壤。这是一种何等奇妙的文明化合!它将异域的信仰核心,完美地编织进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结构与审美情趣之中,形成了独特而坚韧的文化品格。
这让我联想到文学创作中的“本土化”命题。正如年轻一代的观念摄影艺术家们所倡导的,任何一种外来艺术形式,都需要融入中国本土独特的文化,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吴忠的回乡文化,正是这一过程历时数百年的、无比成功的典范。它不张扬,却深厚;它守护内核,却开放形态。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观念艺术”?其表达的“观念”,便是和平的共存、有根的融合与日常的诗意。
站在这个展厅里,我先前那些关于战争、迁徙、王朝更迭的宏大感慨,渐渐平息下来,化为一种更沉静、更温润的感动。历史最终的落点,终究是人的生活,是巷陌间的炊烟,是节日里的香气,是代代相传的、融入血脉的仪式与禁忌。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主编朱媛美主任曾将我的诗选称为“诗体的《平凡的世界》”。我想,这“平凡”之中的厚重,正源于对土地与人民最素朴、最坚韧的生活力量的发现与礼赞。吴忠的历史魂魄,最终也将沉淀在这千万个“平凡”的回乡院落里,历风雨而常新。
尾声:出馆,见河
从博物馆的旋门走出,夕阳已西斜,将天空染成一片壮丽的绯红与金黄。黄河就在不远处,依旧浩浩汤汤,沉默东流。博物馆建筑在我的身后,像一个巨大的、装满故事的匣子,在暮色中轮廓渐深。
此行之前,我对吴忠的认知是片段的,是“熟人”、“过往故人地”、“塞上明珠”这样扁平的标签。而今,这标签已被无数鲜活的细节与深沉的层次所填充、所撑破。它是一部微缩的、立体的中国边地开发史,一部游牧与农耕文明碰撞交融的史诗,一部丝绸之路兴衰的侧影,更是一部多元文化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典范。
高建群先生有言:“历史没有真相。那些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记录、碑刻文化,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是真实的,而另外的、大约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谬误,三分之一则是有意而为之的粉饰。” 博物馆里的物证,或许也逃不过这“历史的钉子”的命运。然而,文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那“钉子”之上,挂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想象与温情,去触摸那可能被正史遗忘的“三分之二”的脉搏与体温。
我不是史家,只是一个被黄土高原孕育、对岁月心怀敬畏的歌者。吴忠市博物馆给予我的,不是答案,而是更辽阔的疑问与更丰沛的感动。它让我看见,在黄河这中华文明的主动脉旁,还有这样一条强有力的、多元文化汇流而成的“精神支流”,千百年来,奔涌不息。
风更凉了,带着河水的湿润。我朝黄河的方向,缓缓走去。我知道,我的笔下,又将多出一条河的影子,多出一座城的重量。那将不是报告,而是消化了这一切之后,从生命深处升腾起来的、新的《岁月》篇章。岁月如河,河载岁月,而文学,或许就是那岸边的拾贝者,捡起几枚被时光磨圆的碎片,试图从中,窥见整条大河的波澜与永恒。
2022年6月2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