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隔雨相望冷
——重读徐少知《红楼梦新注》札记
张兴源
一
2026年的夏天，来得晚，也来得静。
延安的暑热照例是干爽的，不像江南那般黏腻。枣园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在风里翻出银色的背面，哗啦啦地响，像翻动一部大书的册页。我坐在“十二万卷楼”的台桌前，窗外是陕北高原亘古不变的黄土与蓝天，眼前摊开的，却是台湾学者徐少知先生新注的《红楼梦》——全五册，精装，里仁书局2018年9月出版。封面的红色狮子纹样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沉郁的光泽，像一段被岁月包了浆的记忆。
这是我第三次捧起这部书了。
第一次是2019年夏天，书刚购回不久。那时我正忙于四卷本选集筹备出版的诸多杂务，读得匆忙，虽也觉其注释之详尽前所未见，却未能沉下心来细细揣摩。第二次是2022年春夏之交，疫情封控的日子里，时间忽然变得阔绰，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夜晚，将这部两千八百余页的巨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那一次，许多模糊的念头开始清晰起来。而这一回，2026年的夏天，当我第三次打开这五册沉甸甸的厚书时，那些念头已经不再是念头，而是一整片亟待梳理的思想的丛林了。
我这一生，与《红楼梦》的缘分不可谓不深。
我的“十二万卷楼”里，藏有十多种《红楼梦》的版本。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纸页已经发黄变脆，翻动时能听见时光碎裂的细微声响；有五十年代的本子，封面上还印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装帧；有红楼梦研究所重校重注的权威版本；有“文革”时期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那是我年轻时在志丹乡下做教师时，省下好几个月的口粮钱才买到的。每一种版本都是一段阅读史，每一段阅读史都是一次与曹雪芹的隔世对话。
但徐少知的这部《红楼梦新注》，与以上种种，都不同。
二
不同在哪里？
首先在体量。全五册，连同目录与附录，总计在3000页以上。这不是寻常的“校注”，这是一部以注释为名、实为《红楼梦》名物学的百科全书。徐少知先生“采取不回避的原则，希望作到每个词条都注，或至少提供有用的线索”——这句话说得谦逊，做起来却是何等的气魄！《红楼梦》中多少冷僻的名物、典制、风俗、语词，此前诸家注本或略而不注，或注而不详，到了徐先生这里，一一考索，一一辨明，不留死角。
其次是方法。徐少知以其史学之专业，试图以版本之对校和全部词语的考察，来解决《红楼梦》的未解之谜。他大量使用博物馆实物和已出版的各种文献、图档，以证据来说话。同时以满人风俗、北京惯习、清代典制的考释，来辅助其观点。这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这是带着考古学的严谨与史学的审慎，一步步走进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深处。
再次是视角。徐少知先生试以“文化诠释学”的角度，从曹家家世、满族史、服饰餐饮等多维度解读《红楼梦》“满汉合璧”的特点。这个视角，在我看来，是此前诸多红学研究所忽略的——或者说，是刻意回避的。
我这样说，并非厚此薄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通行本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启功先生的注本在训诂方面迄今无人能及，冯其庸先生等学者的校注工作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徐少知这部新注，确实为《红楼梦》的释绎“更转一竿头”。它已经超出了注解的范畴，可说是“一部《红楼梦》的名物学，甚至是一部精彩的‘红楼梦一家言’”。
读徐注，像是在曹雪芹的文字丛林里，忽然有了一盏灯。灯光不算耀眼，但足够亮，亮到让你看清那些此前被忽略的一个又一个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更完整、也更复杂的曹雪芹。
三
说到曹雪芹，就不能不说他的身世。
关于曹雪芹的家世，正史所载极少。《清史稿》中并无曹雪芹的专传，关于曹家的零星记载散见于《圣祖本纪》《职官志》等篇什之中。所幸近世以来，随着清宫档案的陆续披露和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曹氏家族的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
曹雪芹的先世原为汉人。远祖曹锡远在明末曾任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攻陷沈阳时，曹锡远被俘，编入满洲正白旗包衣。“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即“家奴”。这是一条屈辱的起跑线。
但曹家并没有在这条起跑线上停留太久。清兵入关，曹家“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妻子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幼年时做过康熙的“伴读”。这份特殊的渊源，使曹家在康熙朝获得了罕见的恩宠。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此后曹寅、曹颙、曹頫三代世袭此职，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康熙帝六次南巡，五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这份荣宠，在整个清代的臣僚中，找不出第二家。
然而盛极必衰。康熙死后，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获得皇位的雍正，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肃清其父的内外亲信。曹家作为康熙的旧人，自然在清洗之列。雍正五年（1727），曹頫被革职抄家。那一年，曹雪芹大约十三岁。一个在金陵的繁华锦绣中长大的少年，忽然间天塌地陷。此后曹家迁回北京，境况一落千丈。到了乾隆时期，曹家可能又遭天灾人祸。曹雪芹晚年流落于北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生活——这一节，我在我的散文《不如著书黄叶村》中已经写到了。
曹雪芹的一生，跨越了康、雍、乾三朝。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前后，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这半个世纪，正是大清帝国从鼎盛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期。他亲眼见证了“盛世”的光鲜外表下，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内囊。
四
读徐少知的新注，我最深的感触是：曹雪芹的身份太特殊了。
论民族，他是汉人。论出身，他是满洲正白旗包衣。更准确地说，他是“内务府汉军旗人”——这种身份，在清初是一种极特殊的身份，“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享此殊荣”。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曹雪芹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一个是汉人的世界。他的血脉、他的文化基因、他的精神底色，来自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古老民族。他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汉字汉文，思考问题的方式，归根结底是汉人士大夫的方式。
一个是满洲的世界。他的家族服务于皇家内务府，他的身份是旗人，他生活的圈子是八旗亲贵的圈子。他熟悉满洲的风俗、礼仪、制度，也清楚满洲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煎熬。
幸运在于，他拥有了双重的视角。他既能从汉人的角度观察满洲统治者，也能从旗人的角度审视汉人社会。这种“两端之间”的位置，使他得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煎熬在于，他无法完全认同任何一方。在汉人看来，他是“旗人”，是征服者的奴仆；在满洲人看来，他是“汉人”，是随时可能心怀异志的“包衣”。他夹在中间，两头不靠。
这种身份的撕裂感，我以为，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关键钥匙。
徐少知先生的新注，最精彩的部分，恰恰就在于对《红楼梦》中满汉文化交融与冲突的揭示。他注出了书中大量的满语词汇、满洲风俗、八旗制度。这些内容，在此前的注本中大多被忽略或误读。比如书中关于祭祀的描写，徐注指出其中既有汉礼的成分，也有满俗的影子；关于饮食的描写，有些菜肴的烹饪方式明显带有满洲食俗的特征；关于服饰的描写，徐注一一辨析哪些是汉制、哪些是满制。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拼凑出来的却是一幅令人震撼的图景：大观园里的生活，表面上是中国古典式的风雅，骨子里却渗透着满洲贵族的习气。
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红楼梦》里的贾府，到底是汉人的府邸，还是满洲人的府邸？
答案恐怕是：都是，又都不是。贾府是曹雪芹用自己的生命经验虚构出来的一个“第三空间”——它既有汉人贵族的风雅与精致，又有满洲亲贵的排场与气派；既有汉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满文化的鲜活气息。这个“第三空间”，正是曹雪芹本人身份的投射。
五
然而，仅仅指出《红楼梦》中的满汉文化交融，是不够的。更深层的问题是：曹雪芹如何看待这种交融？他站在哪一边？
这个问题，红学界争论了近百年。一派认为《红楼梦》有“反清复明”的倾向，书中的种种隐喻皆为明证；另一派则认为曹雪芹作为旗人，不可能有反清的思想。两派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徐少知的新注，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争论，但他提供的那些关于满洲风俗、典制、语词的考释，却让我有了新的思考路径。
我的看法是：曹雪芹既不是“反清复明”的激进分子，也不是满洲统治的忠实拥护者。他是一个在身份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知识分子——他的痛苦，不在于他选择了哪一边，而在于他无法选择任何一边。
想想看：他的家族因满洲统治而发迹，也因满洲统治而败落。他对满洲统治者的感情，必然是复杂的。感激？怨恨？依附？疏离？恐怕都有，恐怕又都不纯粹。
他对汉文化的感情，同样复杂。他是汉人后裔，汉文化是他的精神故乡。但他又是“旗人”，与那个正在被征服和同化的汉人世界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身份之墙。
这种复杂性，也恰是《红楼梦》魅力的来源之一。
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典型的“夹缝人”。他厌恶仕途经济，反感八股文章，对那个由汉人士大夫构建的“修齐治平”的价值体系充满不屑——这可以理解为对汉文化正统的叛逆。但他同时又无比热爱大观园中的诗意生活，热爱那些“水做的”女儿们——这又是汉文化中最精致、最温柔的那一部分。
他对父亲贾政的恐惧与疏离，对祖母贾母的依恋与亲近，某种程度上也是曹雪芹自身处境的写照——作为“包衣”后人，他对满洲统治者（“父亲”）既畏惧又疏离，对汉文化传统（“祖母”）既依恋又无可奈何。
徐少知先生在《红楼梦新注》中，以满人风俗、北京惯习、清代典制的考释，为我们揭示了这部小说“满汉合璧”的文本事实。但文本事实背后的精神事实——那个在满汉之间痛苦徘徊的灵魂——还需要我们每一个读者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二次创造。
六
读徐注，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对《红楼梦》诞生背景的认识，被大大地拓宽了。
此前我读《红楼梦》，更多关注的是曹家的兴衰和曹雪芹的个人遭际。但徐少知的新注，以其史学的专业眼光，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红楼梦》诞生的时代，即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表面上看，是“康乾盛世”。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但“盛世”的底下，却是暗流汹涌。
民族矛盾从未真正消弭。清廷以异族入主中原，汉人的民族意识虽然被压制，却从未消失。乾隆时期，满汉关系表面上趋于缓和，呈现出融合态势，“但在台面下却是暗潮汹涌，隐藏难以化解的满汉矛盾”。这种矛盾，在官场、在民间、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人地矛盾的激化。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人口只有七千万；乾隆初年，增长到一亿四千万；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2），人口达到三亿。三亿人在这片土地上争食，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加剧。满汉臣工之间的权力博弈、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官僚系统的腐败与低效，都在一点点侵蚀着这个帝国的根基。
曹雪芹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目睹了“盛世”的繁华，也目睹了繁华背后的危机。他的家族命运——从极盛到极衰——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写《红楼梦》，写的既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徐少知的新注，通过大量的名物考释和典制辨析，让这个时代背景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可感。比如他注出了书中官职的满汉双轨制，注出了八旗制度的运作细节，注出了内务府与普通官僚系统的区别。这些细节，单独看似乎无关紧要，放在一起，却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清代前期政治社会图景。
我特别注意到徐注中对“包衣”制度的考释。他指出，“包衣”虽然名义上是“家奴”，但实际上因为直接服务于皇帝，往往拥有比普通官僚更特殊的地位和更广泛的权力。曹家正是借助这种特殊的“包衣”身份，才能在康熙朝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然而，“包衣”身份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曹家依附于皇权，也让曹家无法摆脱皇权的左右。雍正一朝的权力更迭，曹家便首当其冲。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那句著名的判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何尝不是曹雪芹对自己家族命运——乃至于对整个时代命运——的预言？
七
徐少知其人，也值得多说几句。
他本名徐秀荣，笔名徐半痴、徐微子、第五奇。台北里仁书局发行人兼总编辑，佛光大学中国文学与应用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台北韫玉书院特约讲座。知名红学家，尤精于《红楼梦》名物学。2015年10月起，在社群网站陆续发表《红楼梦》研究心得近八百篇，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这些头衔和履历，勾勒出的是一位沉潜于红学研究数十年的学者形象。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徐少知的新注之所以与众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出版人。这听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实际上，一个出版人做校注，和一个纯粹的学者做校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着微妙的差异。学者做校注，追求的是学术的严谨和理论的创新。这当然很好，但有时难免流于“为学术而学术”，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脱节。出版人做校注，除了学术的严谨，还必须考虑“可读性”。他必须知道读者在阅读时会遇到什么障碍，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注释才能真正帮助读者。徐少知“采取不回避的原则，希望作到每个词条都注，或至少提供有用的线索”——这种“不回避”，正是一个出版人的专业自觉。他知道读者需要一个“无障碍”的阅读环境。
此外，出版人的身份还意味着他对“版本”有着职业性的敏感。里仁书局作为台湾著名的古典文学出版机构，在版本的选择和校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徐少知新注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再参以甲戌本等十七种红楼梦底本来校注。这种严谨的版本学态度，与他作为出版人的职业素养密不可分。
读徐注，我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出版人的温度”——那种希望让经典走进更多读者心中的热忱。这种温度，在纯粹的学术著作中是不容易找到的。
八
2026年的夏天，我在延安的“万卷楼”里重读徐少知的《红楼梦新注》。
窗外，陕北高原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炽烈。远处是层层叠叠的黄土山峦，近处是枣园路两旁的白杨树。偶尔有风吹过，树叶翻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我手中书页翻动的声音。
我想起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情景。那是在志丹乡下，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家里有一本破旧的《红楼梦》，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封面已经没有了，前后都缺了不少页。但我读得如痴如醉。那些残缺的文字，在我的想象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与我生活的陕北乡村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有楼台亭榭，有诗酒花月，有那么多美丽而忧伤的女子。
后来我长大了，读的书越来越多，走的路越来越远。我离开了志丹，去了延安，去了北京。我成了党报记者，成了国家级作家。我写陕北的山川与人物，写这片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但《红楼梦》始终在我的书架上，在我的心里。
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受。年轻时读，读的是爱情，是诗词，是那些华美的场景。中年时读，读的是世态，是人情，是那些隐藏在风花雪月背后的残酷真相。如今读，读的是历史，是文化，是一个伟大灵魂在特定时代中的挣扎与超越。
徐少知的这部“新注”，帮我打通了最后这一层。他让我看到了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貌——满汉矛盾的暗流、社会危机的潜伏、一个帝国从内部开始的腐烂。他让我看到了曹雪芹作为一个“夹缝人”的痛苦与伟大。他让我看到了《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杰作，更是一份关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文学证词”。
九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红楼隔雨相望冷”——隔着雨幕眺望那红色的楼阁，只觉得寒意袭人。这诗句，用来形容我此刻读《红楼梦》的心境，竟是如此贴切。
那“红楼”，是曹雪芹的大观园，也是徐少知用五年心血新注的五册大书。那“雨”，是两百多年的时光之雨，是满汉冲突的历史之雨，是无数读者泪水之雨。隔着这雨幕望过去，那红楼固然华美依旧，却也有一种彻骨的寒意——那是一个天才在绝望中写下的挽歌，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种文化。
而“珠箔飘灯独自归”——我，一个陕北高原上的陕西作家，在2026年的夏夜里，合上《红楼梦新注》最后一册书，独自走回属于自己的生活。书中的一切繁华与悲凉，都留在身后那五册书里了。我带走的，只是一点新的领悟，和一份更深的敬意。
敬意给曹雪芹——那个在“包衣”身份中挣扎的伟大灵魂。
敬意给徐少知——那个用史学的严谨和出版人的热忱，为我们点亮一盏灯的学者。
也敬意给所有在时光的长河中，依然愿意捧起这部大书、依然愿意与曹雪芹作百年对话的读者们。
红楼隔雨相望冷。但冷过之后，还有热——那是文学的温度，是历史的温度，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记忆的温度。
2026年7月2日夜初稿于延安市枣园“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