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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期)卫视记者:你的这一想法,是不是也代表一些老铁道兵战士的想法?他们的呼吁促使了铁路的再次上马?
朱海燕:我觉得这个因素是次要的。青藏铁路上马的主要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青藏铁路已经到了上马的时候,天时地利,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光是一种意愿,或者说,靠铁路建设者的一种意愿,修青藏铁路是不行的。50年代就有这种意愿,并不能修通青藏铁路。59年的时候修了,没有修通;60年代,70年代也有这种意愿,还是没有修通。这不是意愿决定的,而是国力决定的。
青藏铁路一说上马,大家都非常高兴,都要求上青藏线。2001年4月,青藏铁路还没有开工,在中南海怀仁堂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全国十位劳模的时候,十七局集团的王宜强就向总书记表示,他要上青藏线去,一定要把铁路修到拉萨。那年5月,他代表中铁十七局集团把请战书送到铁道部部长傅志寰的办公室。傅志寰说,请战书我可以收下,但你王宜强同志再上高原我们不能同意。开发西部,建设西藏,需要老同志,但更需要年轻人。后来二十局集团的董事长余文忠和局党委书记周玉成也走进傅志寰的办公室,带去了7000多封要求上青藏铁路的请战书。傅志寰激动地热泪盈眶,对他们说,你们建设青藏铁路的心情我理解,告诉基层的同志,不要再送请战书了。铁道部一定会考虑你们的要求。

卫视记者:我们注意到,刚才你在谈话里谈到青藏铁路是一条"云中的铁路,精神的高原",你是否认为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精神层面的作用起了重要因素?
朱海燕:应该是这样的。青藏铁路的建设,其结果不仅仅是为西藏修建了一条上天的铁路。还有一点,它为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了一种攀登不止的青藏铁路精神,这种精神财富在民族的精神的宝库中将千年不老,万年不死,永远激励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崛起而奋斗。
的确,青藏铁路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平均海拔4500米,它在苍莽的"三江源"地区蜿蜒而行。
"三江源"是指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地区,总面积31.8万平方公里。这里,原生态的冰川、湖泊、溪流、沼泽,共同孕育了三条江河的生命之源,成为世界高海拔地区中天然湿地最多,生物多样最集中的区域。中国铁建的建设工地就在这一地区。如十二局集团在楚马尔河施工,它处于可可西里腹地。楚玛尔河,古名叫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藏语意为"红水河",全长527公里,为长江北源,流域为20909平方公里。楚玛尔河穿多尔改措湖而过,过去人们误认为该湖是它的源头,其实它真正的源头还在150公里上游的雪山上。
中国铁建的工地,还有当曲河,十六局集团在那里施工。当曲河在藏语中是"沼泽河"的意思。全长352公里,是长江的南源,它发源于唐古拉山东段霞舍日阿巴山上。
在这一地区还有沱沱河,原名叫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它是长江的中源,也是长江的正源,发源于5300米的姜根迪如。
我谈论这些,绝不是和你们阔摆地理知识,而是说,三江之源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从古到今,人们从未间断过对江河的敬仰,也从未停止过对江河之源的探寻。在它的源头,有着数不尽的绮丽风光,江山如画。在它的源头,有讲不完的历史陈迹,传说神话。往古今来,有多少人,为它的魅力,寻幽探胜,昂首歌唱;数千年间,有多少人,为它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一切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我认为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战斗在三江之源建设青藏铁路的英雄儿女们,他们不愧是长江和黄河的儿子,不愧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沱沱河——青藏高原的神奇流域/
青藏铁路建设者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哪个作家感兴趣,完全可以写一本《青藏铁路英雄列传》。我跟你讲一个最平凡的人,这个人叫刘吉兴,他是18局集团二公司的一个职工,负责机械设备工作。二公司的工地在唐古拉无人区。刘吉兴是2002年上高原的,因为机械不够,2002年冬天到2003年春天这一段,他回到唐山租机械。他一会儿跑秦皇岛,一会儿跑天津,一会儿跑沈阳,到处忙着租机械。他的夫人叫王建伟。那天刘吉兴出去了,夫人也出去了,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刘畅留在家里。刘畅站在阳台上喊爸,喊妈,没有喊到。由于阳台没堵死,结果小孩从阳台上摔了下来,摔得是脑浆迸裂,几秒钟前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几分钟后就是一片血光,6年的抚养像一瓢血一样,泼在了地上。从女儿摔死到刘吉兴再上青藏高原,时间大约20天。这20天的时间里,家庭像坟墓一样,两个人不说话,就是天天哭。刘吉兴把设备组织好后,他对爱人说,我明天要走了。爱人说,我知道了,你走吧。第二天公司的领导来为刘吉兴送行,在远远的一棵树下站着他的爱人,她也给丈夫送行来了。我得知这个故事是2003年8月,我对他们项目的领导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可供采访的人物。最后他们找来刘吉兴这个人。开始谈机械设备他兴高采烈,一涉及到家庭,他就痛苦流涕,说不下去。我只好把话题转开。他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再触及这个话题。哭了,就转开话题,情绪稳定了,再接着谈,前前后后六七次,他总算断断续续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我问他:"你爱人有信来吗?"他说,"有信来。"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爱人的信拿来我看看?他把爱人的信拿来了。他爱人说:"你走了之后,我非常想念你,也很想念孩子,我每天给孩子烧纸,烧完纸后把灰喝到肚里去,也算保佑我们的畅儿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平安"。读这封信时,屋里坐了十几个人,听着听着,一个个捂着脸朝外跑,受不了那种感情的打击。去年青藏铁路铺通的时候,我跟刘吉兴联系了一次,他已经到了温州的一个工地。我问他,现在有孩子了吗?他说有了,是一个女儿。我问,取的什么名字?他说,叫刘丹阳。我问谁取的?他说是建伟取的。我说怎么取这个名字?他说爱人说,铁路建设者不是要给西藏拉来一轮太阳吗,铁路不就是西藏的太阳吗,你不就是牵引太阳的人吗?为了牵引这轮太阳,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照顾好。所以给第二个女儿就取名叫丹阳

/唐古拉山口 海拔5231米(图片来源网络)/
我再给你讲讲杜惠均的故事,杜惠均是十二局青藏铁路指挥部的秘书,他爱人是太谷师专的老师。2002年夏天,她爱人在学校说,我丈夫在修青藏铁路,我要到高原去。学校所有的老师都祝贺她。他们说,你去了那里一定要多拍点照片,那里有白云,有草原,有雪山,有羊群,有一种天堂般的美丽。杜惠均的爱人车丕环从太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登上了发往西宁的火车,又从西宁坐汽车到了格尔木。从西宁到格尔木的途中,她感到路途是那么遥远,就像到了月球一样,一条黑色的柏油路把她牵到了天上。她在格尔木休息了几天,然后就上了可可西里。开始出发的时候她还唱着歌呢,心情特别好,结果一上昆仑山口,她是又吐又拉。到了可可西里的时候,吐得几乎像死人一样。杜惠均把她从车上背下来。小车还跟他开玩笑说:"一年没见面了,怎么见到我,你也不亲热一下,连拥抱我的勇气都没有?"杜惠均说同志们太多,我不好意思。到可可西里十二局指挥部,车丕环就住院了。医生诊断,她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必须立即下山,在山上可能有生命危险。小车在山上待了一个半小时,饭都没有吃,又回格尔木了。她在格尔木又待了四天。她给杜惠均打电话说,我恢复过来了,还想上去。杜惠均说,我盼望的就是这句话。小车下山时,是杜惠均把她送到格尔木的。杜惠均返回可可西里时,小车把他爱人送到车上,没有说话,扭脸走了,她不敢说话,一说话就哭。到了楼上关上门哭了一个上午,眼睛都哭肿了,中午没敢下去吃饭。她说你看我这次探亲,花了钱,跑了路,吃了苦,结果和丈夫不能在一起。四天之后,她再次走上可可西里。那一天我正好在那里采访。采访时,我听外边有一阵杂音,我问怎么了?他们说,小车高原反应严重,要送她下山。我说,我和她谈谈,小车一边哭一边讲。她说,这叫什么探亲,两次到可可西里,加起来三个小时,第一次一个半小时,第二次一个半小时。正说的时候,小杜进来,悄悄塞给她一张餐巾纸,说外边的同志在等你,小车把餐巾纸接过来擦干眼泪,无精打采地背着一个空荡荡的行囊走了。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遥远的探亲路》。

/青藏高原(图片来源网络)/
十二局四公司有一个女工叫方文红,她的丈夫叫刘正道,都在一个项目部里。方文红到可可西里,经历了七上七下,上去高原反应受不了,送下来;在格尔木休息几天再上去,上去受不了再下来。最后终于习惯了。他们两口子在那里生活了3年,这3年期间,两个人没在一起住,方文红住在女职工宿舍,刘正道住在男职工宿舍,两口不同床,不同居。方文红给爱人曾经写过一封信。我是这封信的第一读者。她说虽然我们近在咫尺,但是为了青藏铁路的建设,我们不得不经受这种煎熬。因为在那个地方如果过夫妻生活是非常危险的。当我把这一封信读完的时候,所有参加座谈的人都哭了。后来我听说她得病了,长了肿瘤。这个同志在青藏线没得到任何荣誉,但是我认为她是真正的劳模,现在宣传出去的劳模,没有她的事迹感人。

/青藏铁路建设中的女工(图片来源网络)/
十八局集团四公司有一位女职工,叫王芹,现在整编到二十二局集团去了。王芹的丈夫叫郭建波,他是作为先遣人员上的青藏高原。郭建波的项目指挥长是张永真,上去七天,由于交通事故,张永真死了。郭建波忙于处理张永真的后世,把手机关掉了。一个星期没有给王芹打电话。王芹很担心郭建波。怎么丈夫的手机打不通了?然后通过种种关系了解到,郭建波在处理指挥长的丧事。王芹吓坏了。指挥长和丈夫一起上的高原,指挥长去世了,她能不担心自己的丈夫吗?于是,王芹向组织要求,非要上高原不可。组织批准了王芹的要求。上高原的头一天晚上,她去看张永真的爱人。两人一直聊到九点。这时,张永真的儿子小帅还没回来。王芹下楼的时候,看见小帅在院子里玩。王芹说,"小帅你怎么不听妈妈的话,爸爸不在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这时候小帅扑在王芹怀里哭了,他说,阿姨,我爸去世后,妈妈就不下楼,我怕她憋坏了身体,每天晚上我有意不上楼,叫妈妈下来找我。这样,我可以陪妈妈走一走。这是十岁男孩的话。可以这么说,这个细节如果不是亲自听到的,任何一个作家,是编不出来的。

/青藏铁路建设中的女工(图片来源网络)/
我再向你们说一段黄胜的故事。
8月份,坐在风火山工地的会议室里脚冻得受不了。指挥部的同志问我:"你回指挥部吃饭吗?"我说我留在工地吃饭。队长说,记者从来没在工地上吃过饭,那个地方海拔4888米,海拔比较高。记者在那里吃饭,也给基层的同志添不少麻烦。万一身体有什么不适,基层不好处理。我一说要在工地吃饭,几个人就忙起来。吃过饭我才知道,那一顿饭,把他们剩的萝卜,白菜全部吃了。基层单位没有什么蔬菜。那天,座谈时,我认识了黄胜。黄胜个子又小又黑又瘦,和他坐在一起的胡媛媛,长得又高又白又漂亮。队长说,他们是两口子。从新闻的角度看,反常就是新闻。这两个人是怎么结合的,这里边一定有故事。我问黄胜,是你追小胡,还是小胡追你?他俩都不好意思回答。让他们单独向你汇报。队长说,吃过饭我对黄胜进行长时间的访谈。黄胜说,他爸爸是湖南人,1950年入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为祖国铁路修建了十多条铁路,七十年代上青藏高原,在关角隧道得了病,死在那里,埋在了乌兰县的烈士陵园。那时黄胜才九岁。下高原时,妈妈带着黄胜到他爸爸的墓前。妈妈对黄胜说,我们要下高原了,和爸爸要分手了,你去磕个头吧。黄胜给爸爸磕了头。这一个头磕下去,使黄胜一下成熟起来了。他感到,自己虽然九岁,已经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黄胜长大后,在二十局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找了一个爱人。爱人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应该说是青梅竹马。爱人考上大学没有钱上学,上学的钱都是黄胜出。大学毕业后,女孩嫌黄胜太土,就离婚了。分手之后黄胜又找了一个,结婚一年多,第二个夫人又死了。到三十多岁的时候,黄胜还是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单身汉。
青藏铁路上马的时候,他上了风火山。他的任务是在项目部开救护车,谁有病他就朝医院拉。风火山那个地方,垭口是5010米,比较危险,尤其是冬天,过路的司机在那里经常翻车。一翻车,黄胜就开车朝二十局医院送。胡媛媛是二十局医院的护士,她当时不认识黄胜,她认为黄胜是某一个司机的助手。她批评黄胜:"你怎么搞的,开这么快的车,你看你师傅都翻车死了。"后来,小胡才知道批评错了,黄胜原来是二十局的人。就这样,一次一次,小胡了解了他。伤员检查的时候很麻烦,从这个科室背到那个科室,都是黄胜背。时间久了,慢慢他和胡媛媛产生了感情,然后就结为夫妻。2003年3月,黄胜从咸阳回青藏线,他妈说,你现在结婚了,从下高原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也没给你爹上过坟,这一次你务必经过乌兰,给你爹扫墓去。黄胜到乌兰,买了两瓶酒,买了几斤水果,买了几包烟,在烈士陵园里找到爸爸的墓,给爸爸磕了几个头。他说,爸爸,你当年是修青藏铁路的关角隧道牺牲的,那是世界第一高隧,现在我们还在修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也是世界铁路第一高隧,您老人家要多多保佑我,我带着您的儿媳妇一起来看您来了。说完,他和媛媛就哭着走了。(未完待续)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