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期）朱海燕：有一个故事也发生在二十局，故事的主人叫徐娜。徐娜是二十局子弟学校的老师，丈夫叫苟兵。2001年，苟兵提出上青藏线，徐娜不同意。苟兵的爸爸是铁道兵的副团长，徐娜就打电话找老公公，问他苟兵要上青藏线，你同意不同意？公公是一位老铁道兵战士自然不好反对，让他们自己决定。苟兵非要上，徐娜就没再阻止。出发那几天，徐娜买了很多菜，天天做十多个菜。徐娜说，我要把我的爱喂进去，喂得他身体棒棒的，好抵抗高原的风雪。2002年8月，徐娜到青藏线去看苟兵，徐娜到西安给他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西装。徐娜认为格尔木是一座很土气的城市，她要让丈夫穿着这一身西装在格尔木显摆显摆。她到了格尔木车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苟兵。她想，难道苟兵没来接她吗？

其实，苟兵就在她旁边，只是她已经认不出苟兵了。

苟兵上高原的时候144斤，这几个月折腾的只有104斤，整整瘦了一圈。苟兵在旁边看着她，不喊她，看她能不能认出来。后来苟兵喊了一句“徐娜”。徐娜说，你是苟兵？苟兵说，我不是苟兵，那谁是你丈夫？她没想到，几个月丈夫瘦了40斤。苟兵穿上西装，就像个和尚一样，衣服特别宽大，非常不合体。徐娜下山的时候，又把衣服带了回去。

2003年，徐娜又一次上山，和孙永福部长同坐一辆火车。出发前，徐娜给苟兵打电话，我第二次上高原，你要表现得热烈一点。必须在火车站拥抱我。苟兵说风火山隧道我们都能打通，拥抱你，我还不敢吗！两个人在格尔木火车站见面了，两个人表现得特别热烈，苟兵抱着徐娜把她抡了起来。这时候孙部长也下车，他问，这是干什么的？接孙部长的同志说，这是二十局的一个修路职工来接他爱人。不少人说，风火山的职工真厉害，表现得那么浪漫。

我认为建设青藏铁路比登攀珠峰还要艰难。1921年，人类第一次提出登攀珠峰，1923年第一次登攀珠峰失败了。到了1953年，有一个新西兰登山队，其实登山队的队长是一个英国人，他们从珠穆朗玛峰的东南坡登顶成功。珠穆朗玛峰的攀登从1921年到1953年登顶成功，历经32年。中国是1960年登山成功的。青藏铁路从1956年提出开始建设到2006年铺通历时50年，整整比登攀珠峰的时间长了18年。在青藏铁路的登攀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个建设者，都表现出不凡的人生，有一位诗人说：“唐古拉，是真英雄的生死簿，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与死神共舞，唐古拉是真高尚的绝命书，多少高尚的人物都在这里竞争人格的高度。”

/冻土专家 张鲁新/

比如说科学家，青藏铁路的成功，与科学家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贡献，青藏铁路是不可能建成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青藏铁路专家组组长张鲁新。2002年，我在温泉兵站，和他畅谈了一个下午，他激动得讲不下去。此前，我感觉我是了解青藏铁路的人，因为我修过青藏铁路，对青藏铁路有意识地采访过很多人。但是和张鲁新接触后，我觉得我了解得太少了，了解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我让他给我提供线索，进一步采访。张鲁新1975年上青藏高原，一直从事冻土研究，在一次考察青藏铁路东线方案时，他和三个同志去勘察，结果迷路了。最后走得精疲力尽，就躺在一个山坳里面。

/中科院院士程国栋（中）/

程国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带人去寻找他们。程国栋喊他们的声音他都能听到了，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来回答了。张鲁新说，我们不能等死。他们3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兜里有三根火柴，有一个纸烟盒。他们就把香烟盒撕成三个纸条，然后用火柴点亮，来告诉程国栋他们。结果第一根火柴擦着后被风吹灭了。张鲁新说，我来擦吧，这三根火柴如果没点燃这个纸条，我们三个全部完蛋。张鲁新把纸条点亮了，在荒原里晃了晃，被程国栋发现了，把他们救了出来。

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青藏铁路上马的音迅，一点也没有，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就离开青藏高原，到了山东济南。到山东济南修机场，那里有软土地基需要处理，山东找不到这方面的专家，就找到了张鲁新。当张鲁新离开兰州时，他所在的单位，很多人送他时都哭了，摆了十桌饭，却吃不下去。但是院长黄小铭没去，黄小铭后来对张鲁新说，我不是不去，我怕受不了。

/冻土专家 张鲁新（右一）在青藏高原/

你为青藏铁路而来，现在青藏铁路下马了，你没有了用武之地，你要离开了，我不好拦你。张鲁新到了济南之后，为济南机场的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济南市的领导很看重他，准备提拔他为济南市地矿局局长，他把夫人也从兰州调来了，孩子上学也在济南安排好了。机场建成之后，他陪着领导在机场的贵宾室闲坐，突然电视上播出一个风光片，叫《高原的诱惑》。屏幕上出现了昆仑山，风火山，可可西里，沱沱河，这一切都是张鲁新非常熟悉的地方，都是他步行跋涉多少次的地方，在这一片土地上，他贡献了最美好的青春。他看着看着，痛哭起来。领导问他：你哭什么？他说，我不能在济南待了，我一定要回青藏高原去。

最后山东方面的领导看留不住张鲁新了，就把他放回去了。他回来之后，还是没有青藏铁路上马的消息。2000年6、7月间，孙永福副部长第一次上高原，继蔡庆华副部长之后，对青藏铁路作再一次考察。张鲁新所在单位的领导告诉张鲁新，孙部长来了，他这一次高原之行，对青藏铁路上马至关重要，你要向他认真地汇报冻土的科研进展情况。张鲁新连夜赶到格尔木。第二天的汇报会上，一直到12点半，才轮到张鲁新发言。他发言很快，怕耽误孙部长吃饭。孙部长说老张你讲慢一点，你不讲完咱不吃饭。张鲁新向孙部长汇报了青藏铁路的冻土研究工作。张鲁新认为青藏铁路上马，冻土这一块，基本上没有问题，具备了上马的条件。第二天孙部长到风火山去，张鲁新听了这个消息后，从格尔木乘出租车，连夜赶到。孙部长从风火山下车之后，看见张鲁新站在青藏铁路试验路基上，这个试验路基是七十年代建的，483米长，青藏铁路一些实验数据基本上出自这里。孙部长问："你怎么来了？"张鲁新说："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只有我来了，才能把青藏铁路的一些情况反映清楚。"

张鲁新有一次在高原的火车上，见到一位地质工作者，张鲁新问他："你后悔不后悔？"那位地质工作者说："我不后悔？"张鲁新又问："你为什么不后悔？"他说："我是学地质的，我把我的事业奉献给祖国地质事业，才最有价值。"张鲁新和这位地质工作者进行了一路长谈。

他问这位地质工作者："家在哪里？"，他说："住在甘肃农村，家庭比较贫困。老婆在农村，孩子也在农村"。张鲁新说："你比我的境界高，我也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的孩子在英国留学，我的夫人在兰州工作，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我曾经一度当了逃兵，而你的条件比我差得多，你还没当逃兵。"张鲁新的灵魂得到一次净化，得到一次提高。

再如吴紫汪，他患有二十多种疾病。他是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研究员，是我国第一代冻土科学家，他在高原生活了28年，做过五次大手术，所以，人们称他是一个肝胆不全的报效祖国的科学家。

60年代上高原的时候，他一个月的粮食是28斤，吃不饱，为了让同志们吃饱，吴紫汪经常提着口袋，到兵站，把剩馒头，剩米饭，弄到口袋里背回来，给科研工作者吃。有一次他出去搞勘测，6个人3天3夜，没吃完四斤蔬菜和几个馒头。吴紫汪说不是吃不完，而是怕吃完这一点东西，走不出去荒原。

/冻土专家吴紫汪、周幼吾研究文集封面/

吴紫汪不相信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他说什么是生命禁区？我在那里干了28年，如果是生命禁区我还能干28年吗？如果不相信，我现在还可以走它几个来回。他是福建晋江人，家里在国外做生意的很多，都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他们多次要求吴紫汪离开西北，到香港或者到国外去享受生活，但他没走，现在还在兰州，从事冻土科研工作。他到西藏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巴桑问他，老吴，你能不能回答，青藏铁路冻土攻关能不能攻克？青藏铁路有没有希望？但是他每一次都很有信心的回答，青藏铁路一定会修到拉萨。胡锦涛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也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咨询青藏铁路冻土攻关的问题。这个同志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觉得你们采访不要忽略此人。

还有刘永智，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几次拜访他，他都不在。有时候我到山上，他下来了，我到他家去，他外出了。他是青海人，是兰州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学没毕业就被吴紫汪要来，给他做助手。从1975年上高原，一直到目前，他还在高原上，已经32年了。他是在青藏高原搞冻土研究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大家说刘永智："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中科院的。"这个人工作是不要命的人，他一年有10个月在风火山上，两个月在兰州。两个月在兰州是怎样工作呢？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进工作室，每天夜里12点回家，几十年不变。

另外，单位还特地给他家安了内部电话，是专门喊刘永智吃饭的电话。

妻子吴梅林和他是1978年结婚的，吴梅林对丈夫有99.9％的爱，有0.1％的恨。每天深更半夜，她从楼上都能看到他房间的灯光。有一次夜间，他要加班，妻子问他几点钟了。他说，4点20了。刘永智出去后，夫人又睡了一觉，醒过来一看才4点多。结果是刘永智把钟表看错了，2点40，看成4点20。

有一次妻子病了，刘永智出去给她买饭，结果工作问题把他牵进去了，把夫人吃饭和有病的事忘了，一直到下午两点才回家。他问妻子，你吃饭了没有？妻子说，你不是给我买饭去了吗？现在都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刘永智的妻子是江苏高邮人，这两口子的故事，一会儿让你兴奋，一会儿让你伤感，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很像陈景润的故事，刘永智就是和陈景润一样的人。

卫视记者：能否说说风火山观测站的故事，听说你对他们曾作过多次采访？

/风火山隧道图片/

朱海燕：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风火山是一个险关。它的垭口海拔高度是5010米，隧道标高是4905米。风火山这一带的冻土比较复杂。如果破解了风火山的冻土，基本上可以应对整个青藏铁路沿线的冻土。

所以上世纪70年代在风火山搞了一个483米的铁路试验段，试验段集中了科研的各个方面。有试验段总得有人看守它吧，西北研究所周怀珍老人，就负责这个工作。周怀珍是甘肃天水人，对党对毛主席一片深情。他上了风火山之后，在那里干了几十年，到1978年他老了，他说我得找一个徒弟，来接替我。他就找了孙建民。第一次见到孙建民，我把他当成神经病，说话语无伦次，挠着头，哎呀，哎呀，喊头疼。我想这个人怎么变得神神叨叨的。但有一个细节使我改变了看法，我要离开时，他把我送了100多米，一边送我，一边给我系钮扣。他说，前边的路远着呢，千万不要感冒。他给我讲应该如何如何在高原生活。这个时候我才把他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第二次见面，我们就是朋友了。孙建民跟我说，他没洗过澡，只是把棉衣脱下来擦一下身体，下身擦完了穿上棉裤，再擦上身。他擦澡都是半截半截的擦。当年青藏铁路下马后，他吃菜要到附近的道班去背，那个道班离他有十多里路。他背一次菜最少要吃两个月，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生活，没有人和他交流，时间一长，会说话的人都变成了哑巴。后来又去了一个助手，我问过他的助手："你们平时聊什么？"他说："没有话聊了，该聊的话题都聊完了，该说的话题都说完了，我们两个谁也没有隐瞒谁的秘密"。长年累月两个人面对面，一个房间两个铺，你想，还有什么话说不完。1991年孙建民结婚。结婚后，妻子认为两地分居，一个在风火山，一个在兰州，生活不方便，以感情不合提出离婚。大约在1998年左右，孙建民又找了一个叫李华的女人。（未完待续）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