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晋西南吕梁山南麓，汾西。这里的黄土有多厚，历史就有多深。一面是县志上白纸黑字的建置沿革，一面是深山中正被风雨加速侵蚀的断壁残碑。在宏大叙事与无声消亡之间，站立着一群普通的汾西人。他们自称“守岁人”——守住岁月的余温，守住文明的火种。

       2024年春，汾西县文联会议室。一场关于“古村落文化抢救”的部署会，吹响了这场与时间的赛跑的集结号。没有显赫的头衔，没有充裕的经费，甚至连一间挂牌的办公室都没有，他们仅凭一支笔、一双脚，一头扎进了这片苍茫大地。

        踏遍青山：车轮上的“公车”

      作协主席孟黎明的“公车”，其实是儿子的一辆私家车。

      自活动启动以来，这辆车就成了作协的流动办公室。两个月，1500公里山路，54个村落。车辙印在黄土上，也印在孟黎明的心里。为了核实一处碑文，他常常在废弃的院落里一蹲就是半天，直到夕阳将残垣的影子拉得老长。

      这不是观光，而是苦旅。春夏之交，烈日炙烤，汗水反复浸透衣衫，又在脊背上析出白色的盐霜。别人眼中的风景，在他们眼中是险情：哪里的窑背裂了缝，哪里的碑身倾斜了。他们兵分五路，如利箭射向山野。27万字的初稿，38篇通讯报道，不是写出来的，是一步一步量出来的，是一手一手摸出来的。

        打捞遗珠：病床上的书桌

       抵达现场，只是第一步。面对师家沟历经三代人雕琢的清代民居，面对姑射山间斑驳的石刻，他们必须俯下身子，甚至趴在地上，去辨认那些模糊的字迹。

       大病初愈的刘俊珍，在一次实地调研中体力透支，脸色煞白。同事劝她回去休息，她摆摆手，只说了一句：“碑在那儿，万一塌了，字就没了。”说完，又凑到了残碑前。

       这种紧迫感，同样支撑着卧病在床的要丽平。医院病房的消毒水味挥之不去，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然而，她的手机屏幕始终亮着。文友们发来的照片模糊不清，她忍着病痛，逐字逐句地回复：“这个‘廒’字，再拍清楚点。”“这段民俗，得找村里的王大爷再印证一下。”病床，成了她的书桌；药盒，成了她的镇纸。在病痛与热爱的博弈中，她硬是将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一点点拼接完整。

        隔空对话：电波里的足迹

       张文平无法再亲自翻越山梁了。脑中风后遗症导致他的左半边肢体行动不便，左臂僵硬，左手已难以握笔。但这位在汾西执教四十余年的老教师，并没有缺席这场战斗。

       他动用了积攒半个世纪的人脉。那些散布在各村的老学生、老乡亲，成了他延伸的“双脚”和“眼睛”。每天上午，他准时坐在窗前，开始拨打那些熟稔的号码。“建国，你去看看咱村老槐树下的那通碑，最下面一行字还在不在？”“永贵叔，您上次说的那个祈雨调，能不能再哼两句？”

       电话这头，他屏息凝神，用功能尚好的右手紧紧按住稿纸，抵抗着纸张因左臂无力而产生的滑动，然后一笔一画地记录下那些来自乡野的声音。短短时日，十四篇文稿，近两万字。身体虽被禁锢于方寸斗室，他的心却随着电波，走遍了汾西的沟沟壑壑。

      守望：灯下的清贫

      白日翻山越岭，夜晚灯火孤悬。这是“守岁人”的生活常态。

他们的工作阵地，往往是自家居室的一角。一方书桌，几支笔墨，一叠纸稿，便是全部家当。当别的文艺团体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从容履职时，他们却在油盐酱醋的烟火气中，争分夺秒地整理着史料。古籍繁杂，说法不一，往往需要查阅数本县志、走访数位老人才能定论。一本书的问世，往往耗费数年光阴。

       他们深知，汾西的老建筑抵不住岁岁风雨，见证岁月的长者终将老去。若无人记录，千年古邑的文脉便会彻底湮没。正如孟黎明常说的：“我们不是在写文章，我们是在给后人留路。”

        尾声

       世间山河流转，岁月无声更迭。幸而汾西有这群“守岁人”。他们不仅记录了历史，更延续了这座县城的精气神。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历史会记得这群人的光。当未来的某一天，人们翻开这些泛黄的书卷，看到的将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群普通人用脚步丈量黄土、用生命打捞光阴的赤诚。看着张文平那用右手艰难写就的字迹，看着要丽平病床前微弱的手机荧光，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他们，就是汾西文学最硬的脊梁，就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张文平：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人，男，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山西省临汾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有散文《荒草退去 故园归来》《矿脉上的春天》《汾水长歌，故土生香》等十余篇，诗歌《初衷》《清明感怀》等十余首，小说《被除名的烛光》《乡村二部曲》《归宿》《风过河川》等散发于《作家文学》《中国散文学会》《汾邑文苑》《中国现代文化电子报》《中华小说》等平台，诗歌《初秋感怀》获现代百强诗人三等奖。小说《被除名的烛光》获首届曹操文学征文比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