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红楼隔雨相望冷
——重读徐少知《红楼梦新注》札记
张兴源
一
2026年的夏天，来得晚，也来得静。
延安的暑热照例是干爽的，不像江南那般黏腻。枣园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在风里翻出银色的背面，哗啦啦地响，像翻动一部大书的册页。我坐在“十二万卷楼”的班台桌前，窗外是陕北高原亘古不变的黄土与蓝天，眼前摊开的，却是台湾学者徐少知先生的《红楼梦新注》——全五册，精装，台湾里仁书局2018年9月出版。封面的红色狮子纹样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沉郁的光泽，像一段被岁月包了浆的记忆。
这是我第三次捧起这部书了。
第一次是2019年夏天，书刚购回不久。那时我正忙于四卷本选集筹备出版的诸多杂务，读得匆忙，虽也觉其注释之详尽前所未见，却未能沉下心来细细揣摩。第二次是2022年春夏之交，疫情封控的日子里，时间忽然变得阔绰，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夜晚，将这部三千余页的巨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那一次，许多模糊的念头开始清晰起来。而这一回，2026年的夏天，当我第三次打开这五册沉甸甸的厚书时，那些念头已经不再是念头，而是一整片亟待梳理的思想的丛林了。
我这一生，与《红楼梦》的缘分不可谓不深。
《红楼梦》已经记不清我读过多少遍了。而我的“十二万卷楼”里，藏有十多种《红楼梦》的版本。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纸页已经发黄变脆，翻动时能听见时光碎裂的细微声响；有五十年代的本子，封面上还印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装帧；有红楼梦研究所重校重注的权威版本；有“文革”时期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那是我年轻时在志丹乡下做教师时，省下好几个月的口粮钱才买到的。每一种版本都是一段阅读史，每一段阅读史都是一次与曹雪芹的隔世对话。
但徐少知的这部《红楼梦新注》，与以上种种，都不同。
二
不同在哪里？
首先在体量。全五册，连同目录与附录，总计在三千页以上。这不是寻常的“校注”，这是一部以注释为名、实为《红楼梦》名物学的百科全书。徐少知先生“采取不回避的原则，希望作到每个词条都注，或至少提供有用的线索”——这句话说得谦逊，做起来却是何等的气魄！《红楼梦》中多少冷僻的名物、典制、风俗、语词，此前诸家注本或略而不注，或注而不详，到了徐先生这里，一一考索，一一辨明，不留死角。
其次是方法。徐少知以其史学之专业，试图以版本之对校和全部词语的考察，来解决《红楼梦》的未解之谜。他大量使用博物馆实物（这也印证了我不停地作博物馆之访的重要意义）和已出版的各种文献、图档，以证据来说话。同时以满人风俗、北京惯习、清代典制的考释，来辅助其观点。这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这是带着考古学的严谨与史学的审慎，一步步走进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深处。
再次是视角。徐少知先生试以“文化诠释学”的角度，从曹家家世、满族史、服饰餐饮等多维度解读《红楼梦》“满汉合璧”的特点。这个视角，在我看来，是此前诸多红学研究所忽略的——或者说，是刻意回避的。
我这样说，并非厚此薄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通行本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启功先生的注本在训诂方面迄今无人能及，冯其庸先生等学者的校注工作也为后来的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徐少知这部新注，确实为《红楼梦》的释绎“更转一竿头”。它已经超出了注解的范畴，可说是“一部《红楼梦》的名物学，甚至是一部精彩的‘红楼梦一家言’”。
读徐注，像是在曹雪芹的文字丛林里，忽然有了一盏灯。灯光不算耀眼，但足够亮，亮到让你看清那些此前被忽略的一个又一个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更完整、也更复杂的曹雪芹和他的时代。
三
说到曹雪芹，就不能不说他的身世。
关于曹雪芹的家世，正史所载极少。《清史稿》中并无曹雪芹的专传，关于曹家的零星记载则散见于《圣祖本纪》《职官志》等篇什之中。所幸近世以来，随着清宫档案的陆续披露和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曹氏家族的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
曹雪芹的先世原为汉人。远祖曹锡远在明末曾任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攻陷沈阳时，曹锡远被俘，编入满洲正白旗包衣。“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即“家奴”。这是一条屈辱的起跑线。
但曹家并没有在这条起跑线上停留太久。清兵入关，曹家“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其妻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幼年时做过康熙的“伴读”。这份特殊的渊源，使曹家在康熙朝获得了罕见的恩宠。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此后曹寅、曹颙、曹頫三代世袭此职，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康熙帝六次南巡，五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这份荣宠，在整个清代的臣僚中，找不出第二家。
然而盛极必衰。康熙死后，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获得皇位的雍正，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肃清其父的内外亲信。曹家作为康熙的旧人，自然在清洗之列。雍正五年（1727），曹頫被革职抄家。那一年，曹雪芹大约十三岁。一个在金陵的繁华锦绣中长大的少年，忽然间天塌地陷。此后曹家迁回北京，境况一落千丈。到了乾隆时期，曹家可能又遭天灾人祸。曹雪芹晚年流落于北京西郊的香山，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困顿生活——这一节，我在我的大散文《不如著书黄叶村》中已经写到了。
曹雪芹的一生，跨越了康、雍、乾三朝。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前后，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这半个世纪，正是大清帝国从鼎盛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期。他亲眼见证了“盛世”的光鲜外表下，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内囊。
四
读徐少知的新注，我最深的感触是：曹雪芹的身份太特殊了。
论民族，他是汉人。论出身，他是满洲正白旗包衣。更准确地说，他是“内务府汉军旗人”——这种身份，在清初是一种极特殊的身份，“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享此殊荣”。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曹雪芹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一个是汉人的世界。他的血脉、他的文化基因、他的精神底色，来自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古老民族。他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汉字汉文，思考问题的方式，归根结底是汉人士大夫的方式。
一个是满洲的世界。他的家族服务于皇家内务府，他的身份是旗人，他生活的圈子是八旗亲贵的圈子。他熟悉满洲的风俗、礼仪、制度，也清楚满洲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煎熬。
幸运在于，他拥有了双重的视角。他既能从汉人的角度观察满洲统治者，也能从旗人的角度审视汉人社会。这种“两端之间”的位置，使他得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煎熬在于，他无法完全认同任何一方。在汉人看来，他是“旗人”，是征服者的奴仆；在满洲人看来，他是“汉人”，是随时可能心怀异志的“包衣”。他夹在中间，两头不靠。
这种身份的撕裂感，我以为，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关键钥匙。
徐少知先生的新注，最精彩的部分，恰恰就在于对《红楼梦》中满汉文化交融与冲突的揭示。他注出了书中大量的满语词汇、满洲风俗、八旗制度等。这些内容，在此前的注本中大多或被忽略，或被误读。比如书中关于祭祀的描写，徐注指出其中既有汉礼的成分，也有满俗的影子；关于饮食的描写，有些菜肴的烹饪方式明显带有满洲食俗的特征；关于服饰的描写，徐注一一辨析哪些是汉制、哪些是满制。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拼凑出来的却是一幅令人震撼的图景：大观园里的生活，表面上是中国古典式的风雅，骨子里却渗透着满洲贵族的习气。
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红楼梦》里的贾府，到底是汉人的府邸，还是满洲人的府邸？
答案恐怕是：都是，又都不是。贾府是曹雪芹用自己的生命经验虚构出来的一个“第三空间”——它既有汉人贵族的风雅与精致，又有满洲亲贵的排场与气派；既有汉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满文化的鲜活气息。这个“第三空间”，正是曹雪芹本人身份的投射。
五
然而，仅仅指出《红楼梦》中的满汉文化交融，是不够的。更深层的问题是：曹雪芹如何看待这种交融？他站在哪一边？
这个问题，红学界争论了近百年。一派认为《红楼梦》有“反清复明”的倾向，书中的种种隐喻皆为明证；另一派则认为曹雪芹作为旗人，不可能有反清的思想。两派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徐少知的新注，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争论，但他提供的那些关于满洲风俗、典制、语词的考释，却让我有了新的思考路径。
我的看法是：曹雪芹既不是“反清复明”的激进分子，也不是满洲统治的忠实拥护者。他是一个在身份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知识分子——他的痛苦，不在于他选择了哪一边，而在于他无法选择任何一边。
想想看：他的家族因满洲统治而发迹，也因满洲统治而败落。他对满洲统治者的感情，必然是复杂的。感激？怨恨？依附？疏离？恐怕都有，恐怕又都不纯粹。
他对汉文化的感情，同样复杂。他是汉人后裔，汉文化是他的精神故乡。但他又是“旗人”，与那个正在被征服和同化的汉人世界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身份之墙。
这种复杂性，也恰是《红楼梦》魅力的来源之一。
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典型的“夹缝人”。他厌恶仕途经济，反感八股文章，对那个由汉人士大夫构建的“修齐治平”的价值体系充满不屑——这可以理解为对汉文化正统的叛逆。但他同时又无比热爱大观园中的诗意生活，热爱那些“水做的”女儿们——这又是汉文化中最精致、最温柔的那一部分。
他对父亲贾政的恐惧与疏离，对祖母贾母的依恋与亲近，某种程度上也是曹雪芹自身处境的写照——作为“包衣”后人，他对满洲统治者（“父亲”）既畏惧又疏离，对汉文化传统（“祖母”）既依恋又无可奈何。
徐少知先生在《红楼梦新注》中，以满人风俗、北京惯习、清代典制的考释，为我们揭示了这部小说“满汉合璧”的文本事实。但文本事实背后的精神事实——那个在满汉之间痛苦徘徊的灵魂——还需要我们每一个读者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二次解读。
六
读徐注，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对《红楼梦》诞生背景的认识，被大大地拓宽了。
此前我读《红楼梦》，更多关注的是曹家的兴衰和曹雪芹的个人遭际。但徐少知的新注，以其史学的专业眼光，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红楼梦》诞生的时代，即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表面上看，是“康乾盛世”。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但“盛世”的底下，却是暗流汹涌。民族矛盾从未真正消弭。清廷以异族入主中原，汉人的民族意识虽然被压制，却从未消失。乾隆时期，满汉关系表面上趋于缓和，呈现出融合态势，“但在台面下却是暗潮汹涌，隐藏难以化解的满汉矛盾”。这种矛盾，在官场、在民间、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人地矛盾的激化。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人口只有七千万；乾隆初年，增长到一亿四千万；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2），人口达到三亿。三亿人在这片土地上争食，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加剧。满汉臣工之间的权力博弈、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官僚系统的腐败与低效，都在一点点侵蚀着这个帝国的根基。
曹雪芹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目睹了“盛世”的繁华，也目睹了繁华背后的危机。他的家族命运——从极盛到极衰——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写《红楼梦》，写的既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徐少知的新注，通过大量的名物考释和典制辨析，让这个时代背景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可感。比如他注出了书中官职的满汉双轨制，注出了八旗制度的运作细节，注出了内务府与普通官僚系统的区别。这些细节，单独看似乎无关紧要，放在一起，却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清代前期政治社会图景。
我特别注意到徐注中对“包衣”制度的考释。他指出，“包衣”虽然名义上是“家奴”，但实际上因为直接服务于皇帝，往往拥有比普通官僚更特殊的地位和更广泛的权力。曹家正是借助这种特殊的“包衣”身份，才能在康熙朝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然而，“包衣”身份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曹家依附于皇权，也让曹家无法摆脱皇权的左右。雍正一朝的权力更迭，曹家便首当其冲。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那句著名的判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何尝不是曹雪芹对自己家族命运——乃至于对整个时代命运——的预言？
七
徐少知其人，也值得多说几句。
他本名徐秀荣，笔名徐半痴、徐微子、第五奇。台北里仁书局发行人兼总编辑，佛光大学中国文学与应用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台北韫玉书院特约讲座。知名红学家，尤精于《红楼梦》名物学。2015年10月起，在社群网站陆续发表《红楼梦》研究心得近八百篇，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这些头衔和履历，勾勒出的是一位沉潜于红学研究数十年的学者形象。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徐少知的新注之所以与众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出版人。这听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实际上，一个出版人做校注，和一个纯粹的学者做校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着微妙的差异。学者做校注，追求的是学术的严谨和理论的创新。这当然很好，但有时难免流于“为学术而学术”，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脱节。出版人做校注，除了学术的严谨，还必须考虑“可读性”。他必须知道读者在阅读时会遇到什么障碍，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注释才能真正帮助读者。徐少知“采取不回避的原则，希望作到每个词条都注，或至少提供有用的线索”——这种“不回避”，正是一个出版人的专业自觉。他知道读者需要一个“无障碍”的阅读环境。
此外，出版人的身份还意味着他对“版本”有着职业性的敏感。里仁书局作为台湾著名的古典文学出版机构，在版本的选择和校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徐少知新注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再参以甲戌本等十七种红楼梦底本来校注。这种严谨的版本学态度，与他作为出版人的职业素养密不可分。
读徐注，我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出版人的温度”——那种希望让经典走进更多读者心中的热忱。这种温度，在纯粹的学术著作中是不容易找到的。
八
2026年的夏天，我在延安的“万卷楼”里重读徐少知的《红楼梦新注》。
窗外，陕北高原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炽烈。远处是层层叠叠的黄土山峦，近处是枣园路两旁的白杨树。偶尔有风吹过，树叶翻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我手中书页翻动的声音。
我想起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情景。那是在志丹乡下，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家里有一本破旧的《红楼梦》，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封面已经没有了，前后都缺了不少页。但我读得如痴如醉。那些残缺的文字，在我的想象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与我生活的陕北乡村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有楼台亭榭，有诗酒花月，有那么多美丽而忧伤的女子。
后来我长大了，读的书越来越多，走的路越来越远。我离开了志丹，去了延安，去了北京。我成了党报记者，成了国家级作家。我写陕北的山川与人物，写这片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但《红楼梦》始终在我的书架上，在我的心里。
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受。年轻时读，读的是爱情，是诗词，是那些华美的场景。中年时读，读的是世态，是人情，是那些隐藏在风花雪月背后的残酷真相。如今读，读的是历史，是文化，是一个伟大灵魂在特定时代中的挣扎与超越。
徐少知的这部“新注”，帮我打通了最后这一层。他让我看到了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貌——满汉矛盾的暗流、社会危机的潜伏、一个帝国从内部开始的腐烂。他让我看到了曹雪芹作为一个“夹缝人”的痛苦与伟大。他让我看到了《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杰作，更是一份关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文学证词”。
九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红楼隔雨相望冷”——隔着雨幕眺望那红色的楼阁，只觉得寒意袭人。这诗句，用来形容我此刻读《红楼梦》的心境，竟是如此贴切。
那“红楼”，是曹雪芹的大观园，也是徐少知用五年心血新注的五册大书。那“雨”，是两百多年的时光之雨，是满汉冲突的历史之雨，是无数读者泪水之雨。隔着这雨幕望过去，那红楼固然华美依旧，却也有一种彻骨的寒意——那是一个天才在绝望中写下的挽歌，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种文化。
而“珠箔飘灯独自归”——我，一个陕北高原上的陕西当代作家，在2026年的夏夜里，合上《红楼梦新注》最后一册书，独自走回属于自己的生活。书中的一切繁华与悲凉，都留在身后那五册书里了。我带走的，只是一点新的领悟，和一份更深的敬意。
敬意给曹雪芹——那个在“包衣”身份中挣扎的伟大灵魂。
敬意给徐少知——那个用史学的严谨和出版人的热忱，为我们点亮一盏明灯的学者。
也敬意给所有在时光的长河中，依然愿意捧起这部大书、依然愿意与曹雪芹作百年对话的读者们。
红楼隔雨相望冷。但冷过之后，还有热——那是文学的温度，是历史的温度，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记忆的温度。
2026年7月1—3日夜初稿于延安市枣园“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