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五大才子书”诞生的时代背景考——“五大才子书”综合比较研究系列之二
李千树
一、引言:文章乃时代之血脉
古之论书,未尝离乎其世。文章者,时代之血脉也;小说者,世情之镜鉴也。一部奇书之诞生,非独一人之才情所致,实乃一朝一代之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端合力酝酿而成。“五大才子书”横跨元末至清中叶凡四百余年,各自诞生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欲明其书,先知其世;欲解其文,先察其时。今试依次考之。
二、《三国演义》:乱世之殇与治世之思
《三国演义》之成书,约在元末明初之际。作者罗贯中,据传曾为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之幕僚,亲身经历了那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
元朝末年,民族压迫深重,社会矛盾尖锐如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身为杂剧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百姓疾苦,殷切期望社会稳定、安居乐业。元末社会之大动乱、群雄之角逐、强弱兴亡之无常,与三国时代的历史颇有相似之处。罗贯中借三国旧事,抒写当代怀抱——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历史循环观,寄托对天下归一、太平重现的深切渴望。
与此同时,元末明初城市经济日趋发达,为适应市民文化娱乐之需,话本、戏曲等通俗文学日渐昌盛。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及民间传说,“据正史而演异闻,兼文心而运史笔”,熔裁创作出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演义体”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虽写汉末百年风云,字里行间却处处映照着元末明初的时代身影——那是一个渴望英雄、渴望秩序、渴望大一统的时代。
三、《水浒传》:江湖之怨与法外之义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堪称孪生兄弟,其成书亦在元末明初,学界或以为明初洪武、永乐时期。作者或曰施耐庵,或曰罗贯中,或曰二人合著,众说纷纭。然无论何人执笔,其时代底色则一。
施耐庵生平渺茫,据传原籍苏州,曾为元末士人,中过秀才举人。他生活的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梁山水泊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小说写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聚义之事,实则处处折射元末社会之现实——“官逼民反”四字,正是那个时代的血泪写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严厉的社会控制,在基层推行“里甲”制度,规定里甲内人民互相认识、互相监视,民人务农不得离开“一里之间”。这种高压统治之下,民众对“江湖”的向往、对“法外之义”的渴慕,便借着水浒故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不同于《三国演义》有史可据,它本身是虚构的故事,经过宋、元、明三代说书人不断艺术加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实已成为宋、元、明三代的“杂烩”。正因如此,它才更丰富、更驳杂、更真实地呈现了底层民众数百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
四、《西游记》:神魔之表与人间之里
《西游记》的成书,已是明代中后期之事。现存最早的百回本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作者吴承恩(约1500—1582年),一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
嘉靖、万历年间,明代政治日趋黑暗。皇帝废丞相而设内阁,又以司礼监太监牵制内阁。宦官干政、奸相擅权,卖官鬻爵、贿赂成风,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大臣被诛戮司空见惯,受廷杖者史不绝书。与此同时,北方蒙古时时寇边,东南倭寇海盗侵扰不断,可谓“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吴承恩作为一个屡困考场、备尝辛酸的底层儒生,痛感豪绅欺压百姓、朝廷任用奸佞,而自己却“欲起平之恨无力”。
然此期经济却有别样气象。城镇商品经济发达,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扬州、淮安等地皆为重要经济城市。经济之活跃带动思想之活跃,文学创作亦随之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西游记》应运而生。书中车迟国道士蛊惑君王、比丘国妖道以童子心为药引等情节,显然是影射嘉靖皇帝黜佛宠道、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位极人臣的朝政腐败。天上神魔之争,实乃人间忠奸之斗;西天取经之路,恰似士人坎坷之途。
五、《金瓶梅》:物欲之海与末世之相
《金瓶梅》的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最早版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究竟为谁,至今聚讼纷纭。
《金瓶梅》虽托名北宋徽宗时期,实则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贾既多,商业繁荣,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日益变化。小说中的主人公西门庆,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而乡绅、而官僚,正是明代中后期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典型写照。
然而繁华之下,危机四伏。土地高度集中,皇庄、王庄遍布天下——嘉靖初年皇庄即达数十所、占地三万余顷;景王、潞王、福王诸王庄田多至十数万顷。大地主拥田至七万顷。皇庄既立,太监旗校横行乡里,“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农民失去产业而税粮犹存,“展转流亡,靡所底止”。西门庆们花天酒地的背后,是无数农民“转死于沟壑”的血泪。《金瓶梅》正是在这片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末世土壤中破土而出——它抓住社会的一角,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必然没落的前景。以赤裸之笔写赤裸之世,此其所以为“奇”也。
六、《红楼梦》:繁华之梦与末世之叹
《红楼梦》的诞生,已是清代乾隆中期之事。曹雪芹(约1715—1763年),名霑,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祖父曹寅、父辈曹顒等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凡五十八年。曹家极盛之时,曾四次接驾康熙南巡。曹雪芹早年在南京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贵族生活。
然盛极而衰。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没,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正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约在乾隆初年至乾隆三十年左右。
乾隆时代,表面上是康乾盛世的顶峰——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版图扩展——实则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经营银钱业务的钱铺、汇兑制度、雇佣制度已相当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已在社会经济中悄然生长。曹雪芹以亲身经历为底本,依托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写下了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旷世奇书。贾府的衰败,既是曹家命运的写照,更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缩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不仅是贾府的结局,也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七、小结:五部奇书,五面时代之镜
综观五部奇书之诞生,各有其独特之时代土壤。《三国演义》生于乱世之后,寄寓治世之思;《水浒传》生于高压之下,抒发江湖之怨;《西游记》生于黑暗之中,寄托抗争之志;《金瓶梅》生于物欲之海,暴露末世之相;《红楼梦》生于繁华之巅,唱响挽歌之音。
五部作品,皆非闭门造车之作。它们或取材于历史,或依托于传说,或驰骋于神魔,或直面于市井,然其血脉皆与各自时代息息相通。明人评《金瓶梅》,谓其“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而亦时有可观”;清人评《红楼梦》,谓其“悲金悼玉,实具大观”。五部奇书之所以能跨越数百年而光芒不减,正因其扎根于时代的深处,以其独特的艺术方式,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
文章乃时代之血脉,信哉斯言。
2026年7月2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