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才子书”诞生的时代背景考——“五大才子书”综合比较研究系列之二

                              李千树

       一、引言：文章乃时代之血脉

       古之论书，未尝离乎其世。文章者，时代之血脉也；小说者，世情之镜鉴也。一部奇书之诞生，非独一人之才情所致，实乃一朝一代之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端合力酝酿而成。“五大才子书”横跨元末至清中叶凡四百余年，各自诞生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欲明其书，先知其世；欲解其文，先察其时。今试依次考之。

       二、《三国演义》：乱世之殇与治世之思

       《三国演义》之成书，约在元末明初之际。作者罗贯中，据传曾为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之幕僚，亲身经历了那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

       元朝末年，民族压迫深重，社会矛盾尖锐如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身为杂剧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百姓疾苦，殷切期望社会稳定、安居乐业。元末社会之大动乱、群雄之角逐、强弱兴亡之无常，与三国时代的历史颇有相似之处。罗贯中借三国旧事，抒写当代怀抱——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历史循环观，寄托对天下归一、太平重现的深切渴望。

       与此同时，元末明初城市经济日趋发达，为适应市民文化娱乐之需，话本、戏曲等通俗文学日渐昌盛。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及民间传说，“据正史而演异闻，兼文心而运史笔”，熔裁创作出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演义体”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虽写汉末百年风云，字里行间却处处映照着元末明初的时代身影——那是一个渴望英雄、渴望秩序、渴望大一统的时代。

       三、《水浒传》：江湖之怨与法外之义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堪称孪生兄弟，其成书亦在元末明初，学界或以为明初洪武、永乐时期。作者或曰施耐庵，或曰罗贯中，或曰二人合著，众说纷纭。然无论何人执笔，其时代底色则一。

       施耐庵生平渺茫，据传原籍苏州，曾为元末士人，中过秀才举人。他生活的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梁山水泊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小说写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聚义之事，实则处处折射元末社会之现实——“官逼民反”四字，正是那个时代的血泪写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严厉的社会控制，在基层推行“里甲”制度，规定里甲内人民互相认识、互相监视，民人务农不得离开“一里之间”。这种高压统治之下，民众对“江湖”的向往、对“法外之义”的渴慕，便借着水浒故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不同于《三国演义》有史可据，它本身是虚构的故事，经过宋、元、明三代说书人不断艺术加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实已成为宋、元、明三代的“杂烩”。正因如此，它才更丰富、更驳杂、更真实地呈现了底层民众数百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

       四、《西游记》：神魔之表与人间之里

       《西游记》的成书，已是明代中后期之事。现存最早的百回本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作者吴承恩（约1500—1582年），一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

       嘉靖、万历年间，明代政治日趋黑暗。皇帝废丞相而设内阁，又以司礼监太监牵制内阁。宦官干政、奸相擅权，卖官鬻爵、贿赂成风，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大臣被诛戮司空见惯，受廷杖者史不绝书。与此同时，北方蒙古时时寇边，东南倭寇海盗侵扰不断，可谓“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吴承恩作为一个屡困考场、备尝辛酸的底层儒生，痛感豪绅欺压百姓、朝廷任用奸佞，而自己却“欲起平之恨无力”。

       然此期经济却有别样气象。城镇商品经济发达，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扬州、淮安等地皆为重要经济城市。经济之活跃带动思想之活跃，文学创作亦随之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西游记》应运而生。书中车迟国道士蛊惑君王、比丘国妖道以童子心为药引等情节，显然是影射嘉靖皇帝黜佛宠道、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位极人臣的朝政腐败。天上神魔之争，实乃人间忠奸之斗；西天取经之路，恰似士人坎坷之途。

       五、《金瓶梅》：物欲之海与末世之相

       《金瓶梅》的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最早版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究竟为谁，至今聚讼纷纭。

       《金瓶梅》虽托名北宋徽宗时期，实则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贾既多，商业繁荣，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日益变化。小说中的主人公西门庆，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而乡绅、而官僚，正是明代中后期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典型写照。

       然而繁华之下，危机四伏。土地高度集中，皇庄、王庄遍布天下——嘉靖初年皇庄即达数十所、占地三万余顷；景王、潞王、福王诸王庄田多至十数万顷。大地主拥田至七万顷。皇庄既立，太监旗校横行乡里，“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农民失去产业而税粮犹存，“展转流亡，靡所底止”。西门庆们花天酒地的背后，是无数农民“转死于沟壑”的血泪。《金瓶梅》正是在这片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末世土壤中破土而出——它抓住社会的一角，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必然没落的前景。以赤裸之笔写赤裸之世，此其所以为“奇”也。

       六、《红楼梦》：繁华之梦与末世之叹

       《红楼梦》的诞生，已是清代乾隆中期之事。曹雪芹（约1715—1763年），名霑，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祖父曹寅、父辈曹顒等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凡五十八年。曹家极盛之时，曾四次接驾康熙南巡。曹雪芹早年在南京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贵族生活。

       然盛极而衰。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没，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正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约在乾隆初年至乾隆三十年左右。

       乾隆时代，表面上是康乾盛世的顶峰——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版图扩展——实则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经营银钱业务的钱铺、汇兑制度、雇佣制度已相当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已在社会经济中悄然生长。曹雪芹以亲身经历为底本，依托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写下了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旷世奇书。贾府的衰败，既是曹家命运的写照，更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缩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不仅是贾府的结局，也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七、小结：五部奇书，五面时代之镜

       综观五部奇书之诞生，各有其独特之时代土壤。《三国演义》生于乱世之后，寄寓治世之思；《水浒传》生于高压之下，抒发江湖之怨；《西游记》生于黑暗之中，寄托抗争之志；《金瓶梅》生于物欲之海，暴露末世之相；《红楼梦》生于繁华之巅，唱响挽歌之音。

       五部作品，皆非闭门造车之作。它们或取材于历史，或依托于传说，或驰骋于神魔，或直面于市井，然其血脉皆与各自时代息息相通。明人评《金瓶梅》，谓其“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而亦时有可观”；清人评《红楼梦》，谓其“悲金悼玉，实具大观”。五部奇书之所以能跨越数百年而光芒不减，正因其扎根于时代的深处，以其独特的艺术方式，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

       文章乃时代之血脉，信哉斯言。

            2026年7月2日晚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