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居周至，笔墨苍生
——周至一岁，苍生千秋
文/罗名君
公元806年的秋天，三十五岁的白居易骑马西行，来到了终南山下的周至县。
此时，他刚在科举考试中因为说话太直、敢骂时弊而被“冷冻”，没拿到朝廷的要职，只当了个小小的周至县尉。在别人看来，这是仕途受挫，是被发配到了穷乡僻壤。但对白居易来说，离开长安的繁华，反倒是一场救赎。
这一年，他在周至洗去了书生的浮躁，看见了真正的民间疾苦，也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篇。
那时候的县尉，官位不高，事务却极繁杂，是连接官府和百姓的“最后一公里”。白居易没有摆读书人的架子，也不搞那些官场上的虚礼应酬。天还没亮，他就踩着露水出门，去田间看庄稼，去河边查水利，去村里问民情；夜深人静时，他又独自在公堂上核对账本，审理纠纷，不敢有一丝懈怠。他心里清楚，自己虽然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却是这一方百姓的依靠。
周至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但这美景背后，藏着老百姓最心酸的生存现实。这里土地贫瘠，农民靠天吃饭，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若是遇上灾年，那就是颗粒无收、衣食无着。
白居易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他坚持走遍了全县的角落。他亲眼看见：春天，农夫披着霜雪耕地；夏天，百姓顶着烈日除草；到了年关，家家户户却在为交不起税而发愁。他也看透了豪强欺压百姓、官吏横征暴敛的乱象。
于是，他一边秉公执法，谁有理就帮谁；一边尽量为百姓减负，农忙时不催税，让老百姓能喘口气。正是周至的山风和烟火，让他第一次跳出了圣贤书里的理想国，真切地摸到了底层百姓的冷暖。从此，他不再只关心自己的升迁，笔墨也从风花雪月，转向了苍生苦难。
那个夏天，麦浪滚滚，白居易站在田埂上，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烈日把大地烤得滚烫，男女老少都在抢收麦子。青壮年光着脊梁，汗水浸透衣衫，滴进焦土；老人孩子在后面捡拾掉落的麦穗。辛苦一年，只为完税，可交完税后，剩下的往往还是贫穷。
这一刻，他心如刀绞，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观刈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写尽了农民的辛苦；“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道尽了生存的辛酸。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却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座高峰。也是这片土地的苦难，坚定了他“写诗为人民发声”的初心。
当然，周至的生活不全是沉重。公务之余，黑水河畔的仙游寺，是白居易心灵的避风港。那里古树参天，流水潺潺，远离尘嚣。他常和好友王质夫、陈鸿在这里喝酒聊天，谈论古今。
在一个月色皎洁的秋夜，几人聊起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往事。盛世繁华转头空，帝王爱情终成恨，这种巨大的命运反差深深触动了白居易。借着周至的山水灵气，他就在古寺中铺纸研墨，一气呵成写下了千古绝唱——《长恨歌》。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句诗至今读来仍让人唏嘘。世人多赞叹《长恨歌》的凄美，却不知道这份厚重，其实源于白居易在周至这一年对人性的洞察。
在周至的一年，前半生他在为民奔波，后半生他在诗酒年华。这段看似平淡的时光，却是他文学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里，他确立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信念。他不再是一个空谈理想的书生，而是一个懂民间疾苦的良心诗人。
公元807年，调令传来，白居易要回长安了。临走前，他回望终南山，凝望黑河水，心中满是不舍。短短一年，这片山水给了他风骨，这片土地给了他胸怀。
后来，无论白居易官职多高，身在何处，他都始终记得周至的日子，记得那些在烈日下弯腰的背影。他用笔墨针砭时弊，用权力造福百姓，那份赤诚，都始于周至的阡陌烟火。
千年过去了，唐朝的车马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但终南山依旧青翠，黑水河依旧奔流。周至这片土地，因为曾经接纳过一位叫白居易的县尉，因为那一篇《观刈麦》和《长恨歌》，而永远留存了一份温柔的诗意。
这一载周至岁月，换来了白居易一生的苍生情怀。
（写于2026.7.4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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