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根的乡土童年叙事力作
——评陈言熔长篇儿童小说《蒲公英的眼睛》
作者：陈善珍
策划：李腾双
制版：春到百草园
陈言熔的长篇儿童小说《蒲公英的眼睛》荣获了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小说共8章，以川南乌蒙山南水寨的乡村为叙事空间，将漫山遍野生长的蒲公英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以少年林晓勇（石哥）的成长轨迹作为叙事主线，以童年的视角写儿童的成长、教师的奉献、奶奶的坚守，将乡村伦理与秩序，红色基因，个体价值，城乡发展与时代变迁等主题融入其中，以此构建起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乡村童年意象与少年精神谱系。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却没有刻意煽情，没有美化困顿的童年，立足乌蒙山区真实的生活模样，在平凡日常中挖掘成长力量、乡土温情与红色信仰，是一部兼具鲜明地域辨识度、人文温度与精神厚度的乡土童年佳作。
蒲公英是作家从乡土现实里提炼出的象征符号。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婆婆丁，是乌蒙山上南水河畔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在南水寨石墙根、田埂、莲花山红军墓旁随处恣意生长。它具有清热解毒，消散肿块，有利消肿的功效。石哥上山割漆染上漆疮，奶奶就将蒲公英捣碎敷在疮疤上为石哥治愈了病痛。它又可以食用，人们常常用来炖鸭子，是一道清热解毒的美味菜品。陈言熔将目光聚集在乌蒙山南水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里长大的孩子既有水的柔韧，也有酒的炽烈，就像忧伤而坚韧的蒲公英，有着自由顽强和自愈的生命力。
小说用真实的生活细节赋予蒲公英丰富的象征意蕴。奶奶为石哥治疗漆疮，蒲公英成为连接祖孙血脉亲情的纽带；姐姐去永宁师范上学带走蒲公英种子，姐弟间的牵挂与少年逐梦远行的期许寄托在小小的种子上。莲花山红军墓旁种植的蒲公英，抒发的是奶奶始终不渝的感恩之情。蒲公英代表着济世救人的红色精神，也代表着淳朴的乡村伦理。
蒲公英外表柔弱，它的种子被风一吹便四处飘散，但它的种子落地就能生根并蓬勃生长。杨小虎转学去往城市、姐姐追梦远行，山里少年奔赴远方追寻理想的人生，正好对应着蒲公英飘泊与扎根的生命特征。而金老师携带蒲公英幼苗前往云南支教，让蒲公英超越了个体成长的象征，让成为师道初心跨越了一时一地。
丰富的象征内涵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是作者从蒲公英药食物性与川南乡土的民俗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平凡不起眼的蒲公英，承载着南水寨沉甸甸的现实：石哥的病痛、姐姐的梦想和奶奶的承诺。作者将这些意蕴集中于一个意象——“蒲公英的眼睛”。蒲公英种子上深褐色的种眼，被作者赋予了诗意化的诠释，使其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正如小说中姐姐所说：每一颗（蒲公英）都有眼睛，深邃的双眸，带着它的梦想。这双眼睛在文中代替儿童去观察世界。它看见了生活里的苦难伤痛，看见了亲友间的离别与守望，也看见了先辈的信仰正在一代代人心中扎根生长。
蒲公英蕴含的多重象征，构筑起南水寨儿童成长的精神谱系。作者通过描写蒲公英的物性来写困顿山乡里儿童朴素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乌蒙山区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地带，也是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整片区域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山高谷深、土地贫瘠。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这里儿童的成长始终伴随着物质匮乏、亲人离别与生活的各种磨砺。小说没有刻意去美化山区生活，而是忠实还原山区儿童真实的生存状态。对石哥染上漆疮的痛苦描写十分真实，“脖子、脸上又红又肿，痒得钻心，抓破皮还淌黄水，整夜疼得睡不着”；木轮车是山里儿童最稀罕的自制玩具，“车架是削平的杂木，轮子取自废弃木桶裁下的圆木，推起来顺着坡地滑出老远”，外出做工回家的父亲为石哥打造的木轮车，让石哥的童年在困顿中充满了欢乐。吹蒲公英绒球是南水寨儿童专属的童年游戏，“寨子旁的石墙根下很多很多蒲公英，用嘴对着轻轻一吹，飘飘洒洒，就像‘伞兵’一样到处飞舞。我和杨小虎他们蹲在坡上，大把大把扯下蒲公英绒球肆意吹散”。“看见枝头小鸟、坡上花草就随手弹射，常常打落野花，惊飞成群麻雀，糟蹋山野里的草木”，年少的石哥天性顽皮，常常揣着弹弓在山野里随意弹射，去感受童年自由任性的快乐。他还总是趁大人忙于农活独自跑上莲花山后山，“不跟家里打招呼，在荒坡、墓边四处追逐玩耍，常常到天黑才归家，惹得奶奶、母亲满心担忧，反复叮嘱也记不住”。作者通过描摹南水寨少年的日常生活，揭示了蒲公英与南水寨少年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他们都自带向阳生长的底色。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孩子们却总能在山野间寻找到简单纯粹的快乐。他们莽撞和顽劣却在奶奶的数落、二婶的叹息、母亲的细碎叮嘱中得到及时纠正，让他们在苦难与嬉闹交织的童年里，守住山里人独有的纯粹与善良、柔软与坚韧。作家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从孩童天真顽劣的日常中，挖掘出困境里自然生发、不曾被磨去的生命力量。
作者还通过蒲公英飘飞扎根的特性来书写少年心中萌动的理想与追求。小说中有好几次生离死别的场景，蒲公英都成为每一次离别心绪的载体。杨小虎转学去往城市，“我（石哥）抓住杨小虎的手，把包好的蒲公英递到他手上”。杨小虎再也没有回来，就像蒲公英种子随风四散，各自寻一方土地安家。姐姐去永宁师范求学的头一天晚上，我（石哥）和姐姐去石墙根那边采了很多蒲公英，全是一朵朵小毛球。姐姐说，她要把寨子里的蒲公英带去永宁师范，时时陪伴着她。童老师身患重病住进了镇上医院。我（石哥）去探望，童老师躺在病床上望着我，指着阳台上的空花盆说：“天天浇水，但没发芽。（蒲公英）”后来，童老师永远离开了南水小学。没过多久，小学毕业典礼结束后，石哥发现学校花坛里的几株蒲公英不见了，有人告诉石哥，金老师带着南水寨的蒲公英幼苗去了云南偏远山乡继续支教。一系列情节对应着“蒲公英随风飘散、落地生根”的天然属性，形成层次丰富的离别叙事，共同支撑起“飘散与扎根”的成长辩证哲理。无论南水寨少年去了哪里，骨子里都藏着乌蒙山赋予的厚重底色，血液里镌刻着南水河滋养的温润心性。山里少年即使远行，却始终不忘来路，就像随风飘飞的蒲公英种子，终将寻觅到土地去扎根。
作者通过种植蒲公英来完成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书写。奶奶坚持守护莲花山红军墓，坚持年年栽种蒲公英，她的行动实在默默传播红色精神。当石哥跟着奶奶上山，奶奶给石哥讲了一段动人的往事：黎元兴，一个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留在南水寨养伤。通晓草药医术的他，不顾自身伤痛常年进山采药，走村串户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病，寨子里的无数乡亲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当年，奶奶重病卧床、四处求医都不见好，也是黎元兴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老红军离世后，奶奶便上山守着这片坟地。奶奶说，墓前种满蒲公英，以后来扫墓的人，一眼就能看见这片花海，就会想念治病救人的老红军。
红色教育不止于祖孙闲谈，校园活动一样充满红色内涵。童老师带着全班同学爬上莲花山，她站在烈士墓前，面对蒲公英花海，深情地向学生们讲述黎元兴先辈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素的缅怀和深切的感情。听说烈士坟茔常年风吹雨淋，碑石与坟土多处破损，学生们便商量着上山挖野葱，挑到集市去卖，攒下零钱修整墓地。寨子里的乡亲们则你一点、我一点，拿出零星积蓄，都想为修缮烈士墓尽一份心意。
小说具有散淡温润和形散神聚的叙事艺术特色。
小说采用散文化线性叙事方式，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全书写了四季时序变化、各种日常农事、校园点滴生活等内容。小说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采摘蒲公英、山野嬉闹追逐、去集市卖野葱筹钱、扫墓、送别师友，一桩桩、一件件细碎小事连缀成篇，叙事节奏舒缓平淡，像山间潺潺流淌的小溪，像寨子里冒出的袅袅炊烟。这些生活片段看似零散游离、互不关联，却始终被“蒲公英”意象串在一起，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每一桩家常琐事、每一段童年经历，都紧紧围绕着少年成长、乡土人情、红色传承、城乡变迁等主题的表达。
小说还构建了三重凝视的温柔叙事视角，丰富了叙事的空间和内容，完成了少年心灵层面的成长叙事。奶奶、童老师、金老师、石哥父母等乡土成人，以隐忍、长久、沉默的姿态包容少年顽劣，守护山里儿童的童真，保护儿童平安长大。以石哥为代表的山里少年，历经病痛、离别、失去与犯错，慢慢读懂长辈的负重、善意与坚守，褪去年少莽撞，完成自我心性觉醒；而黎元兴革命先烈扎根乡土济世救人的过往，被一代代乡民、儿童长久回望、铭记缅怀。三重叙事视角打通了成人与孩童、当下与历史之间的情感壁垒，全文叙事克制温润，摒弃说教式抒情、直白道理宣讲，以平视、共情的视角书写乡土人与事。
同学们主动帮扶辍学的王俊，石哥饱受漆疮折磨、杨小虎转学后再无归期、童老师身患重病离开人世，面对贫困、离别、病痛、辍学等沉重议题，小说用孩童独有的纯粹共情、山野温情冲淡现实生活的苦难与缺憾，以蒲公英寄托思念消解离愁。作者行文笔触清淡平和，温柔地书写山区少年成长的磨砺与伤痕。这种举重若轻的儿童创伤书写方式，正好契合儿童文学的审美要求。
小说塑造出立体真实、多元丰满的人物群像。
少年群像鲜活立体，是贴着原生山区的生存环境长出来的。石哥顽皮冲动，酷爱玩弹弓。他莽撞、随性，对山野里的动植物缺少敬畏之心。他打落野花，惊飞麻雀，有时候贪玩到天黑都不回家，惹得母亲十分担心。可他本性赤诚，聪慧灵透，懂得心疼家人，珍视伙伴之间的情谊。犯了错误后也会接受批评，会愧疚自省，表面顽劣行状里仍然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山里孩子真实的样子。靖文则性格安静内敛，心思柔软细腻，喜爱山野小动物。他平日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静心练字，内敛自省、温润平和。一静一动，他与石哥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小虎的性格外向直率，时不时和他人拌嘴和争执。但他重情重义不计前嫌，收下石哥相送的蒲公英，坦然消解和石哥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与石哥的性格相似又互补。曹雨、罗薇薇等女孩，懂事热心，主动帮扶家境贫困的同学。她们和男孩们一起构筑起山区少年温暖向善的群体底色。作者不塑造完美的偶像，坦然书写孩童自私、顽劣、任性等天性短板，又在日常细碎小事里让人物的善意自然流露。优缺点并存，书写了乡土孩童真实的成长过程。
乡土长辈群像厚重隐忍，撑起了这乡村的伦理秩序。奶奶住在莲花山上栽种蒲公英，打理莲花山烈士墓。十六年来，诚心诚意，朴素坚韧却不事张扬，她是厚重的乡土温情、信义风骨和民间红色情怀的守护者和传承者。石哥父亲常年在外做木工活，母亲一辈子在家里家外辛勤操劳，虽然收入微薄、家境贫寒，却倾尽所能供养子女读书。他们不善言辞，却用自己的坚韧和勤劳为子女撑起了一片天。
黎元兴烈士的形象没有可以拔高，而是通过祖孙闲谈、师生扫墓、墓碑记忆等日常里可感知、可践行的小事进行塑造，让舍己救人、扎根乡土、济世为民的红色精神成为这片土地恒久的精神坐标。坟前的蒲公英，乡亲捐献的生活费，孩子们卖葱攒下的零钱，小说中的这些细节书写，将红色传承落脚于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坚守，将厚重的红色信仰揉进乡土烟火叙事之中，自然传递、润物无声，真正实现了红色叙事儿童化、生活化、在地化表达。
教师群像接续乡村教育薪火，传递乡土温情。南水小学的童老师、短期支教的金老师、去永宁师范求学的姐姐，构成了扎根山乡的教育者形象。童老师一直在南水小学任教，身患重病之时，依旧牵挂校园花坛里的蒲公英，那是童老师对学生的牵挂；金老师结束支教，带走蒲公英幼苗奔赴云南更偏远山乡，姐姐去永宁师范求学，暗含着姐姐对山村教育的赓续。她们如同山野间的蒲公英，不惧偏远，奔赴山野，扎根乡土，四处播种知识与信仰，将抽象的师道初心化作可感知、有温度的乡土育人温情。
小说着力于一方水土的辨识度，构建乌蒙山南水河独有的文学图景。山高谷深、土层浅薄贫瘠，山野多碎石、石缝，随处可见的石墙、荒坡、坟地等，突出了鲜明的山地地理环境。水莫崖、五指山、猫儿山、莲花山、雪山关等地域标识，点明小说所指的川南叙永区位。另一个鲜明的地理标识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南水河。石哥他们生活的寨子依偎在南水河旁边，南水河是这片地域的生命脉络。石板路、土坯民居，凸显山区传统村落的样貌；蒲公英、漆树、野葱、杉木、杂木等本土山野物产；本地汉、彝、苗共庆的彝族火把节，体现了乌蒙山鸡鸣三省多民族交融的地域底色；上山割漆、采草药、赶集售卖野菜、四季农事流转等，完整还原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乌蒙山乡土农耕生活样貌；黎元兴老红军行医、奶奶用蒲公英治漆疮，反映了山区无完善医疗条件下独有的民间生活习俗；石哥父亲常年外出务工为他人打造木制器具，是当地典型的谋生方式；木轮车、弹弓、石臼、木棒、铁皮盒、布包、布袋等，是乌蒙山乡村孩童玩耍以及生活中常用的童年乡土器物；黎元兴先辈墓是具有当地特征的红色民间记忆；乡民与孩童以栽种蒲公英、卖野菜筹款等本土生活化方式缅怀先烈，是乌蒙山区独特的红色叙事方式；祖孙山间闲谈是独有的民间口述红色历史。小说中乌蒙山下南水河畔南水寨的山水风物、民俗、方言、农事、校园生活的真实再现，勾勒出一幅动人的川南乡土人文图景，彰显了乌蒙山厚重坚毅、南水河温润柔软的地域文化，孕育了山区少年“坚韧、恋乡、出走不忘根”地域精神特质，强化了泸州文学的地域辨识度。
小说立足乡土、关注现实，承载着多重正向社会议题，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学价值。小说以宽阔的视野关注乡村教育困境、山区儿童成长、红色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与秩序、个体价值实现、城乡发展与时代变迁等现实议题，以温和的儿童视角去观察和展开反思，重在传递善意、坚守与希望，兼具人文关怀与正向价值引导。
小说具有红色、乡土、童年成长书写范式的审美价值。《蒲公英的眼睛》创作实践证明，红色、乡土、成长题材的儿童文学不一定要依靠激烈冲突与宏大叙事，而扎根本土物象、聚焦日常细微情感、以自然意象承载精神内核，符合儿童文学的创作要求。作者深入挖掘川南叙永的乡土资源，以本土常见的蒲公英为核心意象，把山区贫困、留守、乡村教育、红色记忆转化为孩童可共情的成长故事，既能贴合儿童阅读心理，又可承载厚重时代思考，构建了“有根的童年”书写范本，为同题材儿童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成熟、可借鉴的意象化创作范本。
陈言熔的小说《蒲公英的眼睛》，以乌蒙山、南水河独有的柔韧与炽烈地域精神，以忧伤而坚韧的蒲公英独具的审美感染力，为山区少年生命成长、信仰树立传递着勇气和力量。这部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优秀长篇儿童文学作品，就像烂漫而忧郁的蒲公英，盛放在乌蒙山、南水河广阔的山野之间，光彩夺目。
陈善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泸州市儿童启蒙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泸州市移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专委会主任，泸州市龙马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四川省职教成果一等奖、四川省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优秀学术论文、泸州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泸州市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公开发表论文、评论等6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和国家级报刊1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主研课题50余项，其中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