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漫过数十载晨昏，许多往事都在时光里慢慢淡去，唯有那段执教三尺讲台，躬耕乡野学堂的民办教师生涯，如同藏在心底的一盏旧灯，每当回首，依旧温暖明亮。每每想起当年乡间简陋的校舍，求知若渴的学子，那日复一日的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的细碎日常便清晰地浮现眼前。

   1975年2月，我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已经一年了，岁月的磨炼使我脱去了学生的稚嫩和天真，生活的经历让我有了农民的朴实和稳重。不知是因为我家贫农成分，还是因为我这一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可以”（队长叔对我的评价）的原因，大队推荐我去庄白七年制学校担任民办教师。自此我告别了田间劳作，踏上了三尺讲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新事业。当时按照县里规定，民办教师的薪酬待遇是：计本人所在生产队男社员中上水平工分；每月由公社发给5元钱生活补贴，后来我被降为4、5元。当时还有一个特别要求：星期天必须回队参加生产劳动，不计工分。但不参加劳动，要扣工分。

   初登讲台，初为人师。学校分配我任四年级一班班主任，并带语文课。我既无教学经历，更别说有教学经验。一切从零开始，从头学起。我很虚心，跟着和我同带四年级语文课并担任四年级二班班主任的王建民老师和同为民办教师，教五年级语文课的郭周全老师潜心学习。两位老师不厌其烦，手把手地从第一节课的备课开始，指导我钻研教材，教给我教学方法，指导我批改小学生作文，让我一课一课熟悉教学流程，一点一滴打磨教学技能。王建民老师年近5旬，他当班主任、管理学生的经验很丰富。我住他隔壁，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我房间教我管理学生的经验。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时任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的史选民和王秉贤两位老领导。史老师是个全把式，初中数理化、语文、政治门门胜任，写一手毛笔字，二胡又拉得动听。他多次深入课堂听我讲课，然后根据我的课堂表现指导我，很有针对性，常常使我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后来的讲课思路基本上是按照他教给我的方法来进行的。王秉贤听我讲课后说：“你很聪明，你一定会出脱成一个好教师。”遗憾的是两位恩师加领导如今已经作古，他们永远值得我钦佩、怀念。 

   同事刘甲寅、刘录长、杨富贵、王文伟、陈友平、白永明等那么多人对我的言传身教和传帮带，使我慢慢成长起来。我一年一个新学段，一年一个新内容，一年一次新考验 。学生升级，我也跟着升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直到七年级。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虚心学习，谦虚谨慎。在老教师的辛勤教导和耐心指点下，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下，一点一滴摸索授课技巧，一遍一遍打磨教学内容，慢慢站稳了讲台。我能顺利地上好每一节课，细致地批改每一份作业，用心呵护每一个学生。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我还承担着学校的司铃和广播室的广播宣传工作。说到司铃，有一个直到现在我不能忘记的小插曲。我们是七年制学校，二三十位老师，其中公办老师占一半，当时竟无一人戴手表。我看时间用的是一个不知用了几年的闹钟。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早读后上课。这一天我敲铃上课后，发现太阳已经老高了，就找到史选民主任汇报说：“今天上课的时间好像比往常晚了，可能是钟表有问题了。”老师中无人戴手表，学校又再无第二个钟表，想对照时间没办法。我知道我们村有一位在外面工作的叔叔回来了，经史主任同意后，我拿着闹钟去这位叔叔家一对，竟然慢了50 多分钟。后来王秉贤副主任省吃俭用，买了一块手表戴上。听老师们聊天说，王主任戴着手表去上课，学生都挤上讲台争看他的手表。当时学生心目中老师戴手表是很稀奇的事。

    我在学校负责广播室工作，现在想起来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学校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都要集中好队伍，按次序出校门。集合站队时，广播室要进行广播，有时是某位领导广播讲话，有时是值周老师小结当天的学习情况。更多的是广播我写的豆腐块文章，有对校园好人好事表扬，违反纪律的批评，还要播放学校通知，那时还没有“校园新闻”这一说法。播音员选的是会说普通话的两位同学，播音室就在我的房间。当时物资匮乏，设备奇缺，广播室只有一个扩音机，没有麦克风。学校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没有麦克风实在不行。我找教初中物理课的刘甲寅老师商量。刘老师非常聪明，又善于动手，经常搞些小发明，他研制的专门测试电缆线短路的“导线测断仪”，曾在1975年宝鸡市教育系统教育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刘老师用一个舌簧喇叭组装了一个简易麦克风，放在粉笔盒里 ，样子虽不好看，但扩音效果很好。我非常爱惜这个麦克风，每当学校大型集会，我叫高年级学生帮忙安放扩音设备，简易麦克风他们是不能碰的，每次都是由我拿出、拿进。

    担任民办教师期间，一次特殊经历对改变我的人生命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庄白大队在我班教室设置了灵堂，供全大队社员吊唁。我和史主任站在毛主席遗像旁，社员们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和吊唁时的动人情景，尤其是一队队社员痛哭流涕的场面刻在我心里。每一个队社员走出灵堂，我和史主任都要擦拭地面上的泪痕和鼻涕。我把这种情景和感触写在77年高考作文里，获得了高分，我考上了大学。

   我在上文说过，当了民办教师，“有幸的是时不时能和朝夕相处了两年半的同学挚友闲聊，共话同窗。”高中两年半，我和李天祥白天同桌学习，晚上抵足而眠。这种深厚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高中毕业，我进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天祥去大队担任会计兼团支部书记。生产队时，天下雨是社员星期天，我也不用出工，就步行七八里路去黄堆大队找天祥玩。那时不兴打麻将，挖坑，在一起就是聊天。去天祥那儿次数多了，认识了屈涛 。屈涛和天祥是初中同学，当时在黄堆公社文化站工作，又是黄堆公社广播站通讯员，为人实诚坦荡，说话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我们志趣相投，遂成终生好友。屈涛后来在县教育局、县政府办工作，直至担任县交通局局长多年。他钦佩我的为人，我敬仰他的人品。可惜英年早逝，前个月过了三周年。天祥为政能力很强，又很会做人。他当过多年镇长、镇委书记，后又辗转县里多个局委办。建树颇丰，口碑极佳。尤其是不畏权势，敢于碰硬，让同僚们敬慕，让为政者刮目。我们至今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我又和郭广林是好朋友。天祥和广林又很合得来。所以那几年正月，我们三个人基本上都要这家那家互相走动。有一年的正月，我和天祥相约去广林家。走进房子，见炕上坐一 长髯老人。我见是我未婚妻父亲，即拉着天祥退往大门外。天祥不解，问我缘由。我告诉天祥，炕上坐的老人是我未来老丈人。天祥笑我说：“你不认得未婚妻，却认得未婚妻她爸。”我告诉天祥，老人是我们大队贫协主席，我上初中时，老人在庄白七年制学校驻过贫宣队，我认得”。结婚后，我曾问妻子，她家是否和阁老村郭广林家有亲戚关系，妻子说是她父亲的姨表兄弟家。并说她那几年每年都要用自行车带着父亲去广林家。我心里想，说不尽我去的那一年妻子就在广林家，只是我们互不认识。世事就是这么神奇，稍不留神，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可能是喜事，也可能是悲事，或者是不喜不悲的事，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在庄白学校任教，后来调来一个赵西琴，女的，是我高中校友，她在一班，我在三班。不过，那时班级少，学生也少，都互相认识，也就算是同学了。她身上的光环很耀眼：陕西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公办教师，在扶风教育界大名赫赫。加之她的对象是姚安礼，我初中同学，又是拐弯的亲戚，最重要的是身份的差异和民办教师心理上的自卑，使我对赵西琴敬而远之。王建民老师调走，赵西琴住王老师房间，和我是隔壁，她接替王老师课和班主任，我六一班，她六二班，我俩又成竞争伙伴。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担当，使我俩的接触多了起来。其实这位同学很好处，从不端先进的架子。六七年级学生晚自习放学，要在我俩房门口集合整队，我俩会走出房间组织学生。这本是极正常的事，可经过我未婚妻村里的学生加盐添醋的渲染，性质就变成我俩关系亲密了。当时老师要轮流看校的，现在叫星期天值班。星期天老师灶不开火，赵西琴家在15里路之外的农林东坡村，她没有自行车，不可能回家去吃饭。每次轮她看校，我都带她回我家吃饭。老娘很喜欢这位懂礼貌、会说话、讨人喜欢的女孩儿，两个妹妹也很热情。时间长了，村里有了风言风语，说我另找了媳妇。这话同样传到了未婚妻的耳朵里。我们结婚后，妻子曾问我，和赵西琴是怎样的关系。我说人家是先进，又是公办教师，对天发誓，我俩连个玩笑都没开过。我的为人，妻子是绝对相信的。后来赵西琴调县上工作，我大学毕业后也在县中工作，我们继续保持着这种纯洁的同学关系。赵西琴后来担任县劳动保险公司经理，劝我给妻子买了养老保险，现在派上了用场。算是赵同学为我办了一件实事，也算作当年我顶着风言风语的回报。

    赵西琴调走，调来白永安。也是顶着光环来的。凤翔师范 毕业，科班出身。响应政府“那来那去”号召，回乡当民办教师，县教育局号召全县教师学习。他和我是初中同学，几个礼拜的相处，便成铁杆朋友。民办教师挣工分，永安离家虽远，却不上灶，用煤油炉在房间自己凑合，有时还叫我打牙祭。我上大学后，他调到杏林高中任教，再调至扶风县司法局工作到退休，现在是律师职业，日子过得滋润。

   从田间农人到乡村教师，是时代赋予我的机遇。从零起步的探索，跨学段的坚守，清贫的岁月挡不住我向上的初心，简陋的条件和微薄的待遇磨不掉我敢于担当的热忱。初登教坛的磨砺，领导和同事们的教导与指点，让我褪去了青涩，沉淀了沉稳，学会了坚守，懂得了责任，在民办教师的微光之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价值，为往后几十年深耕教坛，逐梦教育事业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