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五大才子书”之各自局域性特征研究——“五大才子书”综合比较研究系列之三
李千树
摘要:明清之际,“五大才子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相继问世,各领风骚。五部巨制虽同属白话长篇小说之范畴,然其著者籍贯、成书背景、流布路径、语言风貌、内容取材及所展现之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无不带有鲜明之区域性或地域性烙印。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分别考察五部奇书之局域性特征,进而辨析南北地域文化如何渗透于小说创作的诸多层面,以揭示“才子书”地域性之深层文化意蕴。
关键词:五大才子书;地域文化;局域性;南北文学
一、引言:地域之维与才子之书
金圣叹品定“六才子书”,《水浒传》列第五,遂有“第五才子书”之名。其后毛宗岗仿金圣叹之法评点《三国演义》,冠以“第一才子书”之名刊行。迨至后世,好事者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五部小说合称“五大才子书”或“五大奇书”。此五书体制各别,题材迥异,而皆以“奇”见称、以“才”标目。
地域文化之于文学,犹如水土之于草木。山川风物、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皆构成一地之文化血脉。五部奇书之作者,或为钱塘人,或为太原人,或为淮安人,或署兰陵,或出辽阳;其成书之地,或起于勾栏瓦舍之说话,或成于书斋案头之独撰;其语言风格,或杂糅南北,或纯用乡音;其内容取材,或依托一方之山川,或写照一域之风情。凡此种种,局域性特征昭然可见。本文试就五书之著者、成书、流布、语言、内容诸端,逐一辨析其地域文化之印记。
二、《水浒传》:钱塘烟水与齐鲁豪气
《水浒传》之地域性,首在作者籍贯之聚讼。明人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田汝成、汪道昆、胡应麟、王圻等,皆一致肯定施耐庵为“钱塘人”“越人”“武林人”。然后世又有江苏兴化、大丰之说。今考书中地理叙述,作者于杭州一带极为精熟,而对北方地理则多有讹误。林冲刺配沧州,自东京径直北上即可,书中却令其绕道山东聊城;宋江征方腊一节,自润州至杭州,沿途地名历历可数,路线安排细致合理。此正表明作者乃深谙杭嘉湖地理之杭州人。
更可注意者,书中对梁山泊之描写——“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港汊又多,路径甚杂”——与杭州西溪湿地之景致若合符节。西溪处处有小渚滩涂,芦苇连成曲曲折折之小港,此江南水乡特色,非亲历者不能道。然而《水浒传》故事本身又以山东为舞台,梁山好汉之豪侠气概,与齐鲁大地之尚武传统血脉相连。书中大量山东地名——郓城、阳谷、梁山泊、沂水——皆有所本。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复合地域性:作者以杭州人之眼观山东之事,钱塘烟水与齐鲁豪气交融于一书。其语言亦然,既有大量山东方言,又有大量江浙方言,乃南北地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之产物。
《水浒传》之流布,亦与地域密切相关。金圣叹身处苏州,其“贯华堂第五才子书”刊本镂板精好,盛行于世。吴中地区雕版印刷业之发达,为《水浒传》之广泛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三国演义》:中原史笔与四方地理
《三国演义》之地域性,其著者罗贯中籍贯之争议尤甚于《水浒传》。明代多数刊本署名“东原罗贯中”;又有太原说、钱塘说、庐陵说诸种。罗贯中号“湖海散人”,其平生“遭时多故”,东奔西走,曾充元末张士诚幕客,阅历四方,视野宏阔,此正《三国演义》能兼收南北地理之根由。
《三国演义》所展现之地域性,不在作者之籍贯,而在内容本身对三国时期地域空间的再现。毛宗岗评点本以“第一才子书”行世,全书一百二十回,以中原逐鹿为主线,而荆襄、巴蜀、江东诸地各具风貌。荆州一域,涉及全书章回达百分之四十,围绕荆州归属之争夺贯穿始终。三峡地区作为蜀汉活动之空间,蜀汉正统论更提升了三峡文化之崇高性。巴郡江州于蜀汉立国之际发挥奠基作用,托孤文化、八阵图军阵文化、忠义文化自成特色。刘备麾下军政官吏之构成,自涿州起兵之核心圈子,至寄寓荆州时所延揽之荆襄人物,再到蜀地立国后之巴蜀士人,鲜明的地域团体特征贯穿蜀汉政权始终。一部《三国演义》,实为汉末三国时期各区域文化之全景图卷。
四、《西游记》:淮海乡音与西域神游
《西游记》之地域性,以作者吴承恩之籍贯最为明确。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其先世江苏涟水,后徙淮安。此一淮海地域背景,深刻影响了《西游记》的语言与内容。
《西游记》语言流畅明快、生动洗炼,大量吸取并提炼了作者家乡的苏北方言。这些方言词语传神而有生命力,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者,唐僧玄奘本为洛阳人,吴承恩却将其原籍设置为海州(今连云港)。书中还罕见地描绘了盱眙的山水面貌。花果山之主景,更被东移至古海州。西游故事之地望一再东移,此正吴承恩以家乡风物重构神话世界之明证。
《西游记》成书过程中,作者吴承恩曾任职蕲州荆王府纪善,今湖北蕲春、武穴一带与《西游记》同名的地名有七八十余处。淮安与蕲州,一在苏北,一在鄂东,两地风物共同参与了《西游记》地域特色的建构。而“西游故事”本身又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多民族、跨地域叙述实践的结晶。从《大唐西域记》之西域实录,到宋元说话中之神怪演义,再到吴承恩笔下之百回巨制,《西游记》的地域性呈现出一种层累叠加的独特样态——西域的奇幻想象、中原的叙事传统、淮海的地方知识,交织而成一部“神游”之作。
五、《金瓶梅》:兰陵之谜与市井齐鲁
《金瓶梅》之地域性,以作者“兰陵笑笑生”之署名最为关键,亦最为扑朔。兰陵有北兰陵(山东枣庄峄城)与南兰陵(江苏常州武进)之分。书中大量运用山东口语,所写生活亦富有山东地方色彩。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而明清之际诸多线索指向山东一帶。吴组缃先生即断言:“作者是山东人无疑。”
《金瓶梅》之语言,方言词语数量多且水平高。学界就其基础方言有“山东方言说”“吴方言说”“江淮方言说”“北京方言说”四种观点。书中方言不下十种,以山东方言、吴语方言、山西方言、江淮方言为主。此一语言上的多元性,恰与《金瓶梅》作者之谜相映成趣——一位深谙鲁南风土人情而兼通南北方言的文人,以其如椽巨笔,描绘出一幅明代市井社会的全景画卷。
《金瓶梅》内容上所展现的地域性,不在名山大川之壮丽,而在市井街巷之细微。西门庆之家宅、狮子街之酒楼、清河县之衙门,皆以写实之笔勾勒出北方商业城镇的生活图景。书中俗语“黄梅”“淮洪”等,蕴含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涵,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水浒传》借梁山好汉写江湖豪气不同,《金瓶梅》借清河一县写天下人心,其地域性不在广而在深,不在表而在里。
六、《红楼梦》:金陵旧梦与帝都风华
《红楼梦》之地域性,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独特格局。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其先世为汉人,明末入满洲籍,属正白旗包衣世家。曹家自其曾祖曹玺起,世袭江宁织造,凡六十余年。曹雪芹生于南京,幼年于金陵度过锦衣玉食之贵族生活;后曹家被抄,迁回北京,晚年于西郊潦倒而终。此一从南到北的生命轨迹,使《红楼梦》天然地具备了南北双重地域基因。
《红楼梦》中充盈着纵贯南京、镇江、苏州、扬州、北京等地的文学地理空间。大运河成为人物远行的重要交通基础,推动着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书中既有江南水乡之柔美——姑苏城外的阊门、十里街、仁清巷,林黛玉乘船北上时运河两岸之旖旎风光;亦有帝都京华之气象——荣宁二府的府邸格局、元妃省亲的仪仗排场。有学者指出,《红楼梦》背景呈现“回”字结构:外“口”指北京,内“口”指金陵。曹雪芹将南北两地文化意象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超越真实的美学世界。
《红楼梦》的语言同样体现了南北交融的特征。书中既有北方官话的生动鲜活,又有江南吴语的温婉细腻。曹雪芹倘若没有金陵的童年记忆与北京的后半生经历,便不可能写出如此兼容南北的文学巨制。从地域文化角度看,《红楼梦》可谓五大才子书中南北融合最为充分、地域性表达最为深邃的一部。
七、小结:五方风土,各极其致
综观“五大才子书”,其局域性特征虽各不相同,然亦有规律可循。
就著者而言,五书作者或为江南人(施耐庵之钱塘、吴承恩之淮安、曹雪芹之金陵),或为北方人(罗贯中之太原或东原、《金瓶梅》作者之兰陵),南北各半,恰与五书所展现的地域文化版图相呼应。就成书而言,《三国》《水浒》《西游》三部皆有漫长的民间说话传统为铺垫,乃集体创作与个人整理相结合的产物;《金瓶》《红楼》则为文人独立创作,前者成于万历年间之山东或江南,后者成于乾隆年间之北京。成书方式之不同,亦决定了地域性表达方式的差异——前者多依托一方水土之传说,后者多写照一己身世之见闻。
就语言而言,五书或以一方之言为主(《西游记》之苏北方言、《金瓶梅》之山东方言),或兼收南北之语(《水浒传》之山东话与江浙话并陈、《红楼梦》之北京官话与江南吴语交融),语言的地域色彩成为辨识五书地域性最直观的标记。就内容而言,《三国演义》以历史地理为经纬,《水浒传》以梁山泊为中心辐射四方,《西游记》以西域想象与淮海风物交织,《金瓶梅》以清河一县写天下,《红楼梦》以金陵与北京为双重背景——五书各自构建了独特的地理空间与人文世界。
五方风土,各极其致。五大才子书之所以能跨越时空而传之久远,正因其深深扎根于一方水土,又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以局域之见写真切之情,以一地之风写普世之理。此乃“才子书”之真精神,亦为中国古典小说之不朽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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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3日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