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千阳县八达农村专业合作社
李宝智
河水流过的地方，今年，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投水自尽了。她父亲跪在岸边，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她说这次没考好，我说了她几句……”
一个十八岁的生命，因为“没考好”和“说了几句”，就这样没了。
这让人想起去年。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从自家社区楼上跳下。原因差不多，也是成绩，也是压力，也是那种让人喘不过气的绝望。她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对不起”，最后一页，三个字被反复描了十几遍，纸都破了。她最后一篇作文题目叫《我为什么存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她认真写了，可没人去看她到底写了什么。
两个女孩，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脚走了。同一个县城，不到十万人口，两年，两条命。原因简单到让人说不出口：考砸了。
‘我们喊“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可在小县城里，素质教育只是把更多的课塞进更满的课表——钢琴、编程、外教口语，日程排得更满，书包更沉，孩子睡得更晚。而真正的素质——如何面对失败，如何接纳自己的平凡，如何在全世界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依然珍视自己——没人教，也不考。学校的橱窗永远只贴前几名的笑脸，班级群里永远只转发进步的名次。那些排在后半段的孩子，像被无形的橡皮一寸一寸擦去，存在感越来越薄，薄到有一天，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见自己了。
最痛的是家长。他们比孩子更早被焦虑吞噬，用“不能输”的鞭子驱赶着子女，用期待的目光、焦急的催促、恨铁不成钢的责骂，把爱活生生变成了一把刀。可谁理解他们？人均收入两三千的小县城，多少父母节衣缩食送补习班，自己省下每一口饭。他们不是不爱，是爱得太急、太功利，把“为你好”活成了“你必须好”。可孩子走了，那些“必须”还有什么意义？十六岁女孩的母亲翻着日记本，泪水洇湿每一个“对不起”；十八岁女孩的父亲跪在岸边，一遍遍重复那几句责备。话已经收不回来了，人也是。
前不久路过一家民办培训学校，墙上挂着一块牌匾：“高层次人士协会”。金漆大字，方正庄严。社会主义的初衷是人人平等，可如今教育成了筛子——分高的归入“高层次”，分低的沦为“低层次”。十六岁的女孩因为几次考砸被推向深渊，十八岁的女孩看不见出路，只看见父母失望的眼神和老师越来越少的关注。当整个社会都在用分数给人贴标签，那些贴不上好标签的孩子，到哪里去找立足之地？她们最后选择消失，大概是因为在所有人眼里，她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条河还在流。从我记事起它就流，绕过县城的小山，穿行于低矮的瓦房间，水声细碎，像在数着什么。今年它数走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去年是一个十六岁的。可河有什么错？水不急，甚至温柔。错的是那些让她们觉得只有走进水里才能解脱的东西——是唯分数论的教育，是“高层次”“低层次”的标签，是家长那句“我说了她几句”，是学校橱窗里永远没有她们照片的空缺，是整个社会对“考不好”这件事的零容忍。
‘让分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吧，一个坐标，不是唯一的坐标；让“高层次”“低层次”这些杀人的标签，从校园墙壁上、从家长嘴里、从所有孩子的生命中，被彻底清除。真正的教育，不过是让每个孩子都相信：无论考多少分，你都值得活在这世上，都有权利看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都有资格活成一个平凡而完整的自己。
水声细碎，像在数着什么。但愿它从今往后，只数落叶，不数孩子
作者简介：李宝智，陕西省千阳县张家塬镇曹家塬村人，农民，中共党员；1998年毕业于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大学果树专业，有六项发明专利及三个研究课题，为农民科技专家，农艺师职称，现任杨凌生'态农业促进会副会长。热爱文学，为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作品散发各公众平台。
千阳县“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 2013年入选“全国好人榜”；多年获得宝鸡市老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金秋”活动论文奖；分别多次获得市县镇不同荣誉称号与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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