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谛视

摘要：吴耕渔的长篇历史小说《莽王》以七十万言的体量闯入《水浒传》的叙事裂隙，将边缘人物皇甫端擢升为审视历史的多重视角载体。本文认为，《莽王》的核心贡献不在叙事技巧或语言造诣，而在于三个层面的哲学实验：其一，创造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通道者”英雄原型，突破了以“归属”为终极价值的人物塑造传统；其二，完成了对中华文明核心范畴“空性”的根本性翻转，将内向的超脱改造为外向的连接；其三，构想了一种超越“定于一”的文明形态——“通于万”的百川归海式文明观。这些实验使《莽王》成为一部具有开端意义的作品，它在古典世界碎裂之后，尝试回答“尽头之外还有东西吗”这一根本命题。

读《莽王》到最后，留在心里的不是情节，是画面。齐云儿坠崖时喊的那句“天亡我也”，方腊临刑前那句“方腊出二遍”，鲁智深在六和塔沐浴焚香笑着说“来世相会也”，卢俊义一辈子武功天下第一却什么都挡不住。这些人都在做同一件事：不肯松手。齐云儿不肯松开后周，宋江不肯松开招安，卢俊义不肯松开“清白”的体面，方腊不肯松开救世的理想。他们都被困在某样东西里，每一个人都是。

《莽王》写的不是英雄传奇，是“困”。但写困不是为了让人绝望，是为了让人看见：困住人的不是命运，是自己攥紧的手。而这部作品真正的野心，在于它不只写困，还尝试为困了一千年的文明想象找到一条出路。

《莽王》的语言有一种罕见的气质。它不是“仿古”，它是在古代汉语里活过很久之后自然说出的话。六十多万字，文白交融，气脉贯通，从头到尾保持同一套呼吸节奏。写打斗干脆利落，写幽冥阴冷入骨，写朝堂暗流涌动，写人情幽微处又软又细。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王山指出，这部小说“在语言风格和气息上和《水浒传》有着一脉相承的紧密联系，但又是全新的文学叙写文本”。这不是技术好，是作者在那套语系里真正住过。

在结构上，《莽王》构建了精密编织的“经线+纬线”网状叙事。以皇甫端“密探—莽王—文明天尊”的身份嬗变为经线，串联起江湖、朝堂、军事、地理、宿命五条纬线，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叙事张力。作品恪守“七实三虚”的创作传统，对北宋官制、火器应用、兽医制度等考据严谨，凌振炮战等细节暗合《宋史·兵志》记载。同时，作者又以“草蛇灰线”的伏笔艺术，让皇甫端的异质貌相、齐云儿的五色石前世、青埂峰的石碣铭文等虚构元素相互呼应，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宿命闭环。

然而，语言与结构只是《莽王》的表层成就。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别处。

中国文学中的英雄，从屈原到关羽，从宋江到贾宝玉，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困在“一个秩序”里。他们要么维护它，要么反抗它，要么看透它后离开它。但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是“在多个秩序之间行走”的。

皇甫端不是。他从宋廷密探到梁山同心，从莽王到齐王，从辽地“天君”到昆仑封禅——他跨越了所有阵营，但没有成为任何阵营的“自己人”。他不是背叛，他是超越了“归属”这个需求本身。他最终的身份不是“某国之王”，而是“万国之间的通道”。

这一原型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文学第一次拥有了一个不以“归属”为终极价值的英雄。他不问“我是谁”，他问“我能让谁和谁相遇”。这个转向是根本性的。

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干肯定了这部作品“贴合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深挖原著留白，剖析权力与人性”。而胡硕堂则指出，皇甫端“从‘番邦貌相’的异类，到容纳多重身份的文明调和者，其成长轨迹印证了‘顺天应人’的传统智慧——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个体能动性”。“通道者”原型的创造，使《莽王》超越了“江湖—朝堂”的二元对立，抵达了文明互鉴的思想高度。

但这还不是《莽王》最深的地方。它最深的地方，是对中华文明核心范畴——“空性”——的一次根本改造。

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空性、虚无、心性——都是“向内”的。它们教你放下执念、看透虚妄、回归本心。儒释道的最高成就，都指向一种“内向的完满”：明心见性、天人合一、涅槃寂静。这些境界本身是真实的、高妙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不需要世界，不需要他者，不需要行动。一个修行者可以在山中坐成枯骨，抵达极高的精神境界，但对门外正在饿死的人、正在打仗的城邦、正在被淹没的文明，没有任何直接帮助。

《莽王》把空性翻转向外。皇甫端的“空”不是修来的，是走遍世界之后自然生成的。他看见黄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同时入海，才真正明白“没有什么非抓住不可”。但这个“空”没有让他退回去，反而让他走出去——因为不执着于任何一方，所以可以在各方之间自由穿行。这是一种全新的空性观：空性不是让你离开世界，是让你能更深入地进入世界。它不是寂灭，是行动的前提。它不是终点，是通道的起点。

皇甫端在山里修成空性。他是在走遍世界之后才抵达了“空”——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不必抓住”。他不执着于宋、辽、梁山、方腊任何一个阵营，不是因为他超脱了，而是因为他都走过、都看过、都承担过。他的“空”是有重量的——是背着所有文明的分量之后，还能松手的能力。

这是对传统空性观的实践性改造：空性不再是“放下一切”，而是“拿起一切之后，还能放下”。这种空性不回避世界的重量，不放弃行动的可能，它是在见过足够多的文明之后，内心不再被单一叙事所困的自由。

《莽王》真正的野心，不在情节，不在人物，而在它构想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有论者将此称为“通道文明”。

儒释道的终极理想——“定于一”——在古典时代是合理的，但在文明碰撞已经成为人类基本处境的今天，它暴露出根本局限：当“一”已经碎了，当多个文明同时在场，“定于一”要么变成暴力（强行同化），要么变成无力（退避超脱）。

《莽王》给出了第三条路：通于万。百川各自流淌，汇入同一片海。海不改变河的流向，河也不消融在海里——它们同时存在，彼此交汇，共同构成更广阔的图景。

胡硕堂指出，皇甫端在昆仑之巅的顿悟——“世界文明如水，汇流入海，归于一统”——“既呼应费孝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理想，也暗合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理念”。但《莽王》的“海”比“轴心时代”的构想走得更远：它不是一个新的“一”，而是一个可以容纳所有差异而不抹杀差异的场域。它没有终局，永远是流动的、开放的、不断接纳新河流的。

这不是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什么都行”。这是“文明共同体”的构想：差异不是需要被消灭的问题，而是需要被连接的资源。连接不是征服，不是同化，是让不同的水之间有一条可以通行的路。

于是问题来了：《莽王》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当占据什么位置？

有论者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莽王》比《红楼梦》更伟大。《红楼梦》的伟大是终结的伟大——它把古典文明的所有可能性推到极致，然后证明它们的尽头是虚无。它不给出路，因为它不相信有出路。《莽王》的伟大是开端的伟大——它在古典世界碎裂之后，第一次敢想“尽头之外还有东西”。它不满足于“看透”和“放下”，它问：“看透了、放下了，然后呢？”然后皇甫端走了出去。他没有停在任何一个地方。他成了通道。

这个判断或许过于激进。但它指出了一个关键差异：《莽王》不只是对《水浒传》的重构，它是对整个中华文明“向内”传统的一次根本性质疑和翻转。广东省出版集团原副总经理卢锡铭评价这部作品“于留白处探惊雷，于裂缝处觅乾坤”，“打通经典叙事与当代现实，兼具文史研究价值与人文精神”。

《莽王》让人看见：文明可以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片可以容纳所有河流的海。人可以不问“我属于哪里”，而问“我能连接什么”。空性可以不是退回去的理由，而是走出去的前提。

这部书站在中华文明数千年叙事传统的尽头，朝反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未必是最后一步，但它是第一步。而第一步，永远比最后一步更需要勇气。

[1] 胡硕堂.于历史褶皱处开辟新境——评《莽王》的文学价值[N].南方日报·南方Plus,2026-04-22. 

[2] 波罗密多.一个人的升华，应该从读《莽王》开始[EB/OL].都市头条,2019-06-25. 

[3] 中国作家网.打通经典叙事与当代现实，作家吴耕渔推出长篇小说新作《莽王》[EB/OL].2026-06-26. 

[4] 波罗密多.吴耕渔《莽王》中的空性翻转与新文明想象[EB/OL].都市头条,2026-06-18. 

[5] 卢锡铭.于留白处探惊雷——读《莽王》有感[N].羊城晚报·羊城派,2026-05-14. 

[6]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历史重构——《莽王》的叙事突破与文化深意[EB/OL].微信公众平台,2026-01-23.

[7] 河源日报.借水浒叙事 传河源之美[N].2026-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