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写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最初连载于《宇宙风》杂志。小说讲述的是北平城里一个年轻好强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勤劳、纯朴、善良，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他省吃俭用，用三年时间终于买上了新车，可刚拉半年，车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祥子没有灰心，从头再来，积蓄又被侦探敲诈一空。第三次，他以与虎妞的畸形婚姻为代价重新拉上了自己的车，虎妞死于难产，他不得不卖车料理丧事。心爱的小福子自杀后，他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祥子从此堕落，吃喝嫖赌，到处骗钱，最终沦为“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一部不到二十万字的作品，写尽了一个好人的毁灭。

写这部小说的人，叫舒庆春。

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1899年2月3日，他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的一个满族护军家庭。因为生在腊月二十三，马上就是新春，父亲给他起名“庆春”。可这个孩子没能“庆春”太久——第二年，父亲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全家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从小就熟悉车夫、小商贩、下等艺人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

少年老舍在别人的资助下进了私塾，后来转入新式学堂。1913年，他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青年时期，他先后任小学校长、劝学员等职。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自称只是个“旁观者”，但民主科学的呼声仍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的人生信条中惊醒。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语讲师。客居异国的寂寞与乡思，促使他拿起了笔——在伦敦，他完成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

1930年老舍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是他人生的中年时期，也是创作的高峰。《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接连问世。1936年夏，他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专心从事写作。一位朋友谈起车夫三起三落的故事，老舍当即决定把它写下来。他把祥子放在自己最熟悉的北平，以二十年代军阀混战为背景，写成了《骆驼祥子》。老舍说，这是他“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

晚年的老舍，已是誉满天下的人民艺术家。他住在北京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里，创作了《龙须沟》《茶馆》等戏剧经典。然而，1966年8月23日，他在北京孔庙遭到红卫兵批斗和毒打。次日清晨，六十七岁的老舍出门前拉着三岁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他没有去上班，一个人来到太平湖，在湖边坐了一整天。入夜，他纵身一跃，投湖自尽。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写着：“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关于老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1968年他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因去世才改授川端康成。然而，2019年解密的1968年诺奖档案显示，当年的83名候选人中根本没有老舍的名字。瑞典学院也明确回复：老舍不在候选人名单上。这个让无数国人“自嗨”了数十年的故事，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

但这丝毫不影响老舍的伟大。正如有人所说，诺贝尔文学奖绝非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的价值，从来不靠一个奖项来证明。

读《骆驼祥子》，读到最后几页，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祥子起初是那样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对生活充满梦想的青年。他相信凭自己的力气能过上好日子，相信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就能攒出一辆车、攒出一个未来。可这个世界一次次把他的努力碾碎，把他从人变成了鬼。老舍没有给读者一个光明的尾巴，他只是冷静地、甚至有些残忍地把真相摆在面前——在那个时代，“好人不一定有出路”。

掩卷沉思，有几个念头挥之不去。

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时代的土壤。 祥子不可谓不努力，不可谓不坚韧。可在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之下，一个人的诚实劳动抵不过一次兵祸、一场敲诈、一桩婚姻的拖累。我们常常歌颂奋斗，却忘了问问：这个时代，是否配得上一个人的奋斗？

毁灭一个人，不一定用刀枪。 祥子没有被杀死，他是被一点一点磨死的——磨掉尊严，磨掉希望，磨掉最后一点做人的心气。这种毁灭比死亡更残忍，因为它让一个人活着，却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文学的力量，在于它替沉默者发声。 老舍一辈子写小人物——车夫、艺人、小商贩、城市贫民。这些人不会写自己的故事，甚至没有力气讲述自己的苦难。老舍替他们说了。一百年过去了，祥子还在纸上活着，还在提醒每一个翻开书的人：有些悲剧，不该重演。

老舍生前写过一段话，后来刻在了他的墓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这个从大杂院里走出来的穷孩子，用一支笔写了一辈子北京城和北京人。他写尽了小人物的悲欢，也写尽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