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纪念下乡插队五十八周年

     【知青回忆录】

                 目 录

第一章 复课闹革命

第二章 上山下乡总动员

第三章 下乡插队第一天

第四章 我的知青开篇岁月

第一节 踏足梨土地，初识烟火人生路

第二节 从“忠字舞”到“忆苦饭”

第三节 油灯暗夜熬清苦，琴曲声声度荒年

第四节 在禁歌与旋律中寻找快乐

第五节 敲漏的大鼓与“最高指示”不过夜

第六节 奋战脱大坯与五间新房

第七节 顶着沙尘暴去县城

第八节 老八的“五.一下水”露馅记

第九节 酱缸遇牛扰炊事，拜师学煮饺子香

第十节 夏锄时节政治忙，直言抗辩忆当年

第十一节 邻队知青来借宿，一元钱下饭馆留趣事

第十二节 昔日同食今离散，大锅面饼解清苦

第十三节 巧手制作苞米面冻菜菜团子

第十四节 皓月元宵行路远，错拿祭灯悟乡情

第五章 学习干农活 

第一节 下乡初遇打场忙

第二节 腊月粪坑苦与芳华

第三节 春日春耕锄垄忙

第四节 初秋场院忙归仓

第六章 春雁归来暖旧居

第七章 “五八零”工地

第一节 去四平出民工

第二节 铁轨旁的师徒情

第三节 卸黄土与跳蚤咬

第四节 闲暇时逛四平城

第五节 生死一瞬的惊魂时刻

第六节 扒火车的知青岁月

第八章 等待抽调回城

第一节 工地传喜讯与落空

第二节 “爹比爹”的年代

第三节 冷清的冬夜与送别

第四节 并户与新的起点

第九章 困调回城

第一节 接到家书急返长

第二节 贵人相助开路条

第三节 峰回路转终获批

第五节 落户长春与知青生涯终结

后 记

我的知青岁月

 ——纪念下乡插队五十八周年           

         ——知青回忆录——   

   （合计九章全文67242字）              

          作者：老革

从上个世纪的1968年下乡当知青，到2026年已有56个年头了。当年我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随着时间地流逝，岁月地推移，现已是古稀之人，可谓弹指一挥间。每每回忆起当年那段艰苦的知青岁月，心里如同五味杂陈，那些年、那些事和那些人，好像电影银幕一样，不断的在我脑海里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

  第一章 复课闹革命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真的是徒有虚名。其实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还没有读完的时候，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我校和全国一样开始“停课闹革命”。

1968年的9月初，学校通知我们到校“复课闹革命”。阔别学校两年的我和其他同学一起重新来到学校。学校还是长春市第十七中学，教室还是一年级九班那间教室，同学还是当年的那些同学，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的陌生、惆怅和彷徨。三年的初中生活，在家荒废两年多，现在回校等待初中毕业？总觉得是一件荒唐事。时至今日，当年我们这届毕业生也不曾见过初中毕业证书是啥模样？

那时，我校早已进驻军宣队和工宣队。我们班级原来的班主任韩淑清老师不知在何处？当时在我们班级的军宣队负责人是四川兵，叫李光荣，他个子不高，满嘴的四川口音，但说话很和蔼，看面相也就是在二十岁左右，我们同学都喜欢和他交流。他每天在教室里除带领我们学习报纸或红旗杂志社论之类的内容外，就是在操场上走步练队形，每天如此。

在我们来学校之前，学校早已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即：“军宣队（工宣队）、学校领导、教师代表，也称作“三结合”。原校长张禹荣和原总支书记韩家勇经驻校的军代表和工宣队代表的审核后都被“解放”，成为校革委会成员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那时，学校和全国一样已逐步走上正轨，开始对学校原红卫兵组织人员中的“造反派”进行清理和整顿。记得有一天的上午，全校各个班级的学生集合在学校操场，公开批斗在文革期间参加“武斗”“打、砸、抢”的学生。被批斗的学生大概有十多名，可能因为是学生，所以对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记载档案，会后当场释放。后来这部分学生也和我们一样下乡当知青。

 第二章 上山下乡总动员 

1968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由学校组织的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在学校操场举行，首先由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张禹荣作动员报告（当年学校革委会主任一职由驻校军代表兼任）。在动员会上，还有几位同学代表分别上台发言。会议进行时，也有同学站起来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有志青年志在四方！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扎根农村干革命！……”一时间口号声此彼起伏，欢呼声连成一片，主席台下面的同学们议论纷纷群情激昂，对于台上学生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和赞同。

当年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为动员“老三届”下乡插队、掩盖就业危机，当年特地制造出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借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据后来资料记载，当年全国从1968年至1978年10年间下乡总人数高达1700多万，当年我校“老三届”毕业生下乡人数达1800多人。可以说，当年的“老三届”知青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年我们这一代“老三届”对于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仅凭一腔革命热血，仅凭一时冲动。对于下乡后，农村的生活环境是否能适应？农村的各种农活苦、脏、累等一大堆问题都将面临和考验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所有这一切，真的能承受得了吗？将来的命运如何安排？真的要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吗？……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不加思考。其实就连我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感到茫然、彷徨和无奈，总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形式所迫，其他的我也无从知晓。

也就是从那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召开后，军宣队和工宣队先后从我校撤离。之后，我们班级来了一位叫朱秀松的女老师来代理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她也是学校三年级九班的班主任。每天到校后，我们班级同学在教室里由朱老师进行宣传动员和讲解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为进一步配合我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9月下旬的一天，学校又组织学生到附近的部队礼堂听“忆苦思甜报告”。据说这也是对知青上山下乡“忆苦思甜”必修课。我刚刚走进礼堂，就听见广播喇叭正在播放《不忘阶级苦》的歌曲，那悲催凄凉的曲调，听后使人心情特别压抑，仿佛把我们带到那黑暗的旧社会，仿佛看到我们的祖辈们生活在最底层过着饥寒交迫被人奴役的生活。

在报告会上，有一位老大爷在讲台上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当老人家讲到旧社会地主老财如何欺压百姓时，有个同学站起身来，带领大家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声此起彼伏，老大爷的发言不断地被同学们群情激愤的口号声所淹没。

会后，部队食堂给每个在座的同学准备一个糠窝窝头，说是“忆苦饭”。糠窝窝头表面黢黑，吃起来又苦又涩又牙碜，很难下咽，我费很大劲才吃完，这时我发现有个别同学嫌不好吃竟然偷偷地给扔掉了。

10月初，学校各个班级开始组建集体户，我们班当时组建两个集体户。那时，我心存疑虑，所以那两个集体户我都没报名参加。我当时考虑的是我的家庭环境毕竟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从小就失去父亲，母亲身体有病还在做临时工来养活我们姐五个。我就想参加工作，替母亲分忧。无奈，在那个年月，上山下乡是主流，国家政策是不允许每一个毕业生留城。

一天下午，朱秀松老师到我家家访，苦口婆心的和母亲讲解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动员母亲同意我下乡。朱老师走后，我和母亲说，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留在城里，也不给安排工作，我不能在家吃闲饭，我不能靠您老人家养我一辈子，我下乡至少还能解决家里少一个人吃饭问题。母亲听我讲的一番话显得很无奈，最终还是同意我下乡的建议。

不久，朱老师把我们班级四个没有集体户的男同学安插在三年级九班的集体户里。同时，每个下乡知青发给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封面是红颜色的印刷很精致，里面的扉页还印有红色字体：“赠送×××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干革命”一类的话语。另外还赠送一册精装别致的“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作为下乡纪念。

过后，母亲在单位请几天假，在家里给我做一套被褥和棉袄棉裤。看着母亲在给我做针线活的同时，偷偷一个人在抹眼泪，我的心里如同刀绞一般难过。

10月22日的下午，我去粮店和派出所分别办理粮食转迁和户口转迁证明。然后我去理发，接着去朝阳浴池洗个澡。在洗澡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把洗澡水灌进右耳朵里，当时并没觉得咋样，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觉得耳朵疼痛难忍，而且还往外流脓水。到医院检查，竟然患上了中耳炎。自从患了中耳炎之后，我的耳朵会经常流脓水，给我在日后的生活中带来诸多不便。时至今日，我的右耳还有些失聪。

10月24日的下午，我在家里把行李捆好后，并把其他洗漱用具一应准备齐全，我一人把行李送到学校。当时主管我们行李的孙敬仁老师在我的行李上别上一个小标签，我记得上面写有吉林省梨树县梨树公社夏家堡八队字样。那时，我对梨树县还很陌生，不知该县在何处？离长春究竟有多远？

晚上，母亲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说我年纪小不懂事，下乡后要和同学们还有当地社员搞好团结，要注意身体。我频频点头，当时的心情非常糟糕，根本心不在焉，母亲和我说的那些话，我似听非听，也没记住几句。这一宿我翻来覆去基本没咋睡。

第三章 下乡插队第一天

10月25日，天不亮我就起来了，看见母亲正在给我做早饭。当我看到母亲的眼眶有些发红，想必母亲这一宿也没有睡好，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生怕母亲看见，赶紧转过身去把眼泪擦干。

母亲和我一起吃的早饭。母亲和我说，她和单位领导请半天假，要给我送行。我知道母亲身体不好，所以并没有让母亲送我到学校。当母亲把我送到建设街与慈光路交汇处时，我劝母亲回去，母亲执意不肯，非要目送我。

和母亲离别后，我边走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看到母亲站在瑟瑟的秋风下不断的在向我摆手眼里还噙着泪水时，我也不由的心一酸，眼睛开始模糊。走出很远，当我再一次回头时，发现母亲那瘦弱的身影依旧停留在原处还在对我不时地张望。

此时的天空乌云密布，没有一丝阳光，空气显得十分浑浊，使人感觉有些压抑，似乎大雨即将来临。

那时，长春的气候已进入秋末的季节。街道两旁的大杨树的树叶早已落光，树上还残留些零星的树叶在簌簌的秋风吹拂下飘落在地上。阵阵的秋风不断袭来，地上的树叶忽起忽落，给人感觉还真有些寒意，看到秋季凄凉的景象，我还真有些悲怆的感觉。那年的冬季似乎来的比较早，每天的气温都接近零度左右，所以我在临行前，就把冬季的棉袄和棉裤穿在身上，并没有感觉热。

功夫不大，我就来到学校的西门，还没进校园，就听见锣鼓喧天，高音喇叭在不停地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当我走进校园内，看见操场四周插有许多面红旗，教室外面的红砖墙上贴有许多颜色不一的长条标语，都是些有关欢送知青上山下乡方面的内容。

在主席台的下方，只见体育老师王兴爱，面带笑容正兴致勃勃地在敲鼓，旁边还有两位老师在配合他敲锣和打镲。

此时，锣鼓声、广播里的乐曲声、人们嘈杂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显得乱哄哄的。主席台的南侧有近50多辆解放牌“拖挂”汽车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车门上写有：长春市运输公司或长春市货运公司字样，解放车厢上贴有许多花花绿绿的标语，上年写的是“热烈欢送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革命”、“有志青年志在四方”等字样，看来是这两家运输公司出车送我校知青下乡。

我转身走进操场南侧的一间教室，当把我的行李扛在肩上后，在解放车前后寻找我们集体户的车辆。这时就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望，原来是我同班集体户同学刘小华。他帮我把行李放在旁边解放车的后面“拖挂”车箱里，然后我和他一同爬上前面的解放车的车厢。

我刚刚坐好，就见我们班级的另外两名同学，梁儒青和潘立春二人早已在车厢里坐着。车厢内还有三年级九班的同学，除男户长和女户长外，其他男女同学我都不认得。这时，女户长递给我们每人一朵大红花，并告诉我们要别在胸前。当我看见在每一辆解放车的旁边站立许多知青的家长，各个面带笑容在叮嘱自己的子女时，我的心里感到有些失落。我和两位男女户长分别打过招呼后，若无其事的和我班其他三位同学闲聊起来。

正在这时，广播里的音乐和锣鼓声戛然而止，有位老师站在麦克风前，宣布长春市第十七中学欢送知青上山下乡大会开始开会，首先由学校校长张禹荣致欢送词，然后由知青代表和知青家长代表上台发言。从校长的讲话中我听出，我们是学校第一批下乡知青，同时也是长春市集中下乡的第一批知青。第一批的知青由我校和长春市第十三中学的知青组成，两所学校下乡的知青近1000人左右。我校知青下乡到吉林省梨树县，十三中的知青下乡到吉林省怀德县。两个学校的知青今天同时汇集到地质宫广场（现文化广场），在那里由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欢送长春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

因当时车厢内乱哄哄的，有关知青代表和知青家长代表的发言我一句也没听清。最后只听见主持人老师讲了一句：祝全体知青同学们一路顺风！向梨树县出发！这时，每辆解放车都在发动，汽车的轰鸣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

正当我们坐的汽车刚刚启动时，呼听下面有人喊停车，我回头一望，看到车厢下站着俩人，男的穿一件解放军黄上衣，手里拎着一件行李，旁边还站着一位梳着短发的女生手里拎着一个脸盆和洗漱用具。他们俩人上车后，汽车又重新启动。后来得知，那名女生叫姜焕喜是我校二年级七班的学生，是学校临时安插在我们集体户的。那名男的是她的二哥，是专程前来送她的。这样一来，我们集体户人员就达到16人（其中女生6人男生11人）。

这时锣鼓声又响起，学校里的高音喇叭同时也开始播放欢快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车厢里有的同学跟随广播里歌曲的节奏唱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显得那么无拘无束，又是那么的开心。由于受大家的感染，我的心情似乎平和许多。解放汽车一辆紧跟一辆缓缓地驶离学校，朝地质宫广场方向驶去。

不大功夫，我们所乘的解放车驶入地质宫广场内，那时我看见十三中学的汽车早已停在正东方向广场的空地上，两所学校知青们所乘坐的解放车大约有近100多辆，并且有序地排满整个地质工广场，那场面显得尤为壮观。

广场四周插满红旗，广场上空飘荡许多只大气球，气球下面的飘带写有“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字样。广场的周围早已站满欢送的人群，锣鼓声和广播喇叭里播送的革命歌曲声交织在一起，淹没了整个广场，此时的广场已经沸腾起来了，那气氛简直就和过年一般。因我们两个学校的毕业生，是长春市第一批集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鼓动性，所以长春市革命委员会特别重视此次大会的召开。

我们坐在车里好长时间，“欢送知青誓师大会”终于开始了。首先由长春市革委会有关领导讲话，然后是各界人士代表讲话、十七中学和十三中学的知青代表表决心，还有知青家长代表讲话。这一系列的讲话终于结束了，在一阵阵口号欢呼声和锣鼓地喧天声，汽车又重新启动出发了。 

走在前面的是十三中学的知青车队，我们十七中学知青车队紧随其后。这时，在解放大路和斯大林大街（人民大街）的两侧早已站满了由学校学生、机关工作人员、厂矿工人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欢送队伍，每人手拿花束或小红旗，在欢快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夹道欢送我们知青，当时我们坐在车里心情无比高兴和激动，并频频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

此刻我从内心感觉到当知青是多么的崇高和光荣，受到如此般的礼遇真的是难得。

由于车辆太多在马路上行驶有时走走停停，这样就耽误许多时间。当车队行驶到长春火车站广场时，我抬头望见长春站的大楼上的钟表指向11点20分。

当我所乘坐的汽车行驶到长春站西侧出站口时，突然发现母亲弱小的身影竟然出现在众多的欢送人群中，我看见母亲手里拎着装饭盒的绿色兜子，在拥挤的人群里不断张望每辆过去的解放车，我紧忙站起身来高声呼喊：“妈妈我在这里！妈妈我在这里！”这时母亲似乎听到我的呼喊，朝我所坐的车厢望去，当我们母子的目光互撞在一起时，我看到母亲非常吃力地挤出人群，步履蹒跚地向前走了几步，眼里噙着泪水，不断频频地向我挥手，此时此刻我的眼泪再一次不知不觉地涌下。当我再一次眼望母亲时，车队已逐渐远离母亲，母亲的身影同时也渐渐地消失在远处的人群中。我转过身来，缓缓地坐在车厢里，此时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和沮丧。

车队继续沿着辽宁路、安达街、开运街缓缓地行驶，街道两旁欢送的人群口号声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我似乎都没有听见，此刻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还在默默地回想和母亲相见的那一瞬间。

过了许久许久突然有人喊：“快看！快看！汽车已经驶离长春了！”我急忙转身朝车厢外观看，车队正沿着102国道缓缓行驶，并没有走快的意思，当车队走到弯曲延绵的公路时，前面看不到头，后面见不到尾，好似一只庞大无比的蜈蚣在公路上缓慢地爬行，浩浩荡荡的知青车队竟排列有几里地长，怪不得汽车行驶地如此缓慢。

此时我的心情逐步平稳下来，并和其他同学闲聊起来。

当车队到达公主岭时，在我们前面十三中学知青车队沿着岔道往西北方向驶去，看来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怀德县了。我们的车队继续沿着102国道往前行驶。这时我才感到汽车有些提速了，我感觉身体有些倦意，靠在车厢板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潘立春同学叫醒，他告诉我梨树县城到了。我睁眼一瞧，车队已经在县城的沙土路上缓缓地行驶着，街道两旁各有一条排水沟，两旁的商铺和住宅建筑都是平房，是清一色的用灰砖砌成，屋面防水也都是灰色鱼鳞瓦，看似都很古老。有同学说，这里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建造的。

近年来，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梨树县是吉林省四平市下辖县，位于吉林省西南部，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土地辽阔土壤肥沃，是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具有“东北粮仓”和“松辽明珠”的美誉。同时梨树县是著名的玉米之乡，也是全国产粮大县之一。

梨树设县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原名“奉化县”。曾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福晋”、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和慈禧太后的祖籍地。

梨树县幅员面积4209平方公里，辖14个镇、6个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1个工业集中区、295个村。截至2013年末，梨树县户籍总人口69.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1万。

梨树县县城梨树镇距东北交通枢纽四平市仅10公里，距吉林省会长春市约110公里。南与辽宁省西丰、开原两县市及四平市接壤，北与辽河农垦管理区相邻。北、西隔东辽河与公主岭市、双辽市相望，西毗辽宁省昌图县。

彼时，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依旧是乌云密布，但幸运的是我们一路走来竟没有下一丝雨。看来老天爷也在发慈悲，让我们这些知青顺利到达目的地。

我们的车队依旧缓慢地驶进了梨树县城电影院门前的广场，按顺序整齐的排列在那里。这时县城内早已是万家灯火，广场内悬挂许多灯泡，把广场内外照的通明。广场周围欢迎人群的口号声、锣鼓声和唢呐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这些知青心里感受到极大的安慰，发自肺腑的感谢梨树县人民，用火一般的热情来欢迎我们这些知青的到来。

经过一天的汽车颠簸，我们早已是饥肠辘辘。正在这时，我看见汽车下面走过来许多工作人员，手里拿着筐，筐里面装着许多汽水和面包，并发给每个知青一瓶汽水和一个面包，同时面带笑容不断的说：“知青同学们，你们辛苦啦！欢迎你们来梨树县插队落户，暂时吃点东西垫补垫补吧！”此时，我们对这些朴实热情洋溢的工作人员的话语所感动。

我们刚刚吃完面包喝完汽水，锣鼓和唢呐声还有人群的口号声戛然而止，会场内显得十分肃静。这时，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对着麦克风宣布：“梨树县革命委员会热烈欢迎长春市第十七中学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大会开始开会！”大会议事议程，照列是县革委会领导讲话和各界人士代表还有知青代表发言。一通发言结束后，我们知青所乘坐的汽车同时开始启动，并分道扬镳向各自公社所在地进发。

时间不长，我们所乘坐的汽车就来到梨树公社，大约有近二十多辆汽车停靠在路边。我们下车后，看到路边有社员在敲锣打鼓吹奏唢呐欢迎我们这些知青的到来，还有许多社员手里挑着一根火把，走近前一看，原来是用一根铁丝绑在一根木棍上，铁丝的底端卡一团棉花球，棉花球蘸上柴油用火柴点燃，就成一支火把，此时路面被火把照得雪亮。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梨树公社夏家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生产队长，经本人介绍他叫高德林。高队长个头不高，说话很和蔼，农村人的质朴、憨厚、实在的特点都体现他的身上。生产队出两挂马车和几名年轻力壮的社员前来迎接我们知青。高队长和社员们十分热情地帮我们把行李装到马车上，有的女知青累了，就坐在马车里。

那时天空依旧是阴沉沉的，见不到一颗星星，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随着高队长还有其他知青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田间的土路上。那时地里显得空荡荡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已运回生产队的场院。

我们边走边和高队长聊天。高队长和我们讲，我们来他们生产队插队落户，梨树公社和夏家堡大队革委会的有关领导非常重视，生产队早就接到通知，同时也了解我们插队知青的男女人数，他们已经提前做好接待任务。并告诉我们，男知青住到生产队原来仓库改造后的宿舍，女知青则住在生产队社员家的西屋。同时还对我们说，屋子里的火炕烧的热乎乎的，饭菜早已经做好了。

听完高队长一席话，我们全体知青心里感觉热乎乎的。此时，我在县城垫补的面包早已不知去向，可能是条件反射的缘故，我的肚子竟然咕咕地叫起来。

高队长又给我们介绍生产队的自然状况。我们所插队的生产队，距离县城五里地，解放前这里也叫五里堡子，距离梨树（也叫八里庙）公社三里地。生产队共有32户人家，人口总数不到200人，整劳力80多人，剩下的有20几名妇女和10多名半拉子。还说现在生产队是地多劳力少，并且还有好几垧落荒地一直没有开垦。他还高兴的说，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会给他们的生产队带来了生机，将来的知青一定会成为生产队的生力军。

功夫不大我们和高队长一行来到生产队。这时，我看见生产队的院子里站有许多社员，他们有的和我年龄相仿，有的比我大许多，但各个显得身强力壮，看外表就知道是典型的东北庄稼汉，他们各个面带微笑地帮我们把行李扛进宿舍。

我们男知青住的房子是东下屋（东厢房）。走进屋后，看见厨房和宿舍里各点一盏煤油灯，煤油灯的光线显得十分昏暗，看来我们插队的生产队没有电。我又仔细端量一下屋子，屋子是平屋顶，屋子里面是对面炕，我用手一摸，炕烧的还很热。这时高队长笑呵呵的对我们说：“知青同学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夏家堡第八生产队全体社员热烈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插队落户。你们坐一天的汽车又累又乏，一定是饿了，我们已经准备好饭菜，大家洗洗手赶快来吃饭吧！”这时高队长用手指着一位个头较高，面貌略有些稍瘦，腰里系个围裙的中年男子说道：“他叫张文，是我队社员，是他给你们做的饭菜。你们来的这几天，张文会教你们如何做饭做菜，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自己一定要学会做饭。”高队长的一席话，不由得使我们对社员张文产生一丝敬意！

在男女户长的带动下，我们各自拿起碗筷盛饭盛菜。饭是用高粱米和小豆焖的饭，菜是白菜炖土豆。男女同学各自手捧饭碗面带笑容狼吞虎咽吃的津津有味，可能我确实有些饿了，一口气儿连吃两大碗。

饭后，女同学回房东社员家就寝，我们男同学则睡在东西两铺炕上。躺在热乎乎的炕上感觉特舒服，由于身体太疲乏的缘故，我躺下不久很快就进入梦乡。

从1968年10月25日这一天开始，我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在我的头上和其他同学一样，又多一颗耀眼的光环——“知青”！

 第四章 我的知青开篇岁月

          第一节 

踏足梨土地，初识烟火人生路

翌日清晨，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阵钟声给惊醒，原来是生产队的钟声在召唤社员们出早工。早饭后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忙着给家里写信。刚写完书信，就有人提议要到梨树县城逛一逛，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其他同学们的响应。

我穿好衣服后，来到生产队的院子里，仔细打量院子的四周。院落显得很大，我看见靠院子的南侧，停放三辆马车，还有一辆旧式“花轱辘牛车”，院子里早已站满准备出工的社员，人声显得有些吵杂。

这时我感觉有人在我的后肩拍了一下，回头一瞧，原来是昨天晚上到梨树公社接我们的一名男青年社员，从谈话得知他叫高耀华，刚好十八岁，是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回乡青年。我仔细端量眼前这位比我大两岁的社员，他的个头虽然没有我高，但长得特壮实，一双浓眉大眼睛，脸始终是红扑扑的，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掌特粗糙而且特有力，他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给人感觉特平易近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高耀华成为我们集体户的常客，同时也跟我们这些男知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高耀华握着我的手，向我介绍生产队大院的状况。生产队的上屋（朝南正房）有四间都是相通的，那里既是生产队的队部又是会议室，也是豆腐坊，同时喂马的马倌也住在那里。西面则是马棚、牛棚、碾坊和猪圈，我们知青暂住的宿舍原来是仓库，院里的房屋全部采用平屋顶工艺，屋顶防水采用河淤土抹平上面再撒大粒盐就可以防水。生产队的院落四周都是干打垒砌制的围墙，看上去厚度有五十多公分很结实。

我和高耀华刚聊完，集体户的男同学们纷纷走出屋外，我们在男户长的带领下一同前往县城。

那天的天气已经转晴，太阳也露出笑脸，但气温似乎不算很高。我们一行沿着村庄的土路行走，穿过几个村子就来到去县城的公路上。脚下的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土路上面撒些沙石子，每当路过车辆时尘土飞扬。据说这样的沙土路每逢雨季任何车辆都停止运行以免路面翻浆。

我们一行沿着沙土路走进县城，路两边的商铺和住宅建筑，昨天坐汽车路过时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马路上有许多行人，看衣着打扮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农民，有的挑担子，有的挎个篮子，还有的手里还牵着一头小毛驴，看样子他们都是是来县城赶集购物的。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不在少数，但很少看见有汽车经过。

我们在县城的第一和第二百货商店进出浏览观看，但都没有买任何物品，然后又一起来到梨树县邮局把各自写给家人的信寄出。因时间还早，所以我们又在梨树大街上逛了很大一圈，最后停留在梨树县电影院门前。电影院是用红砖砌至而成的，大门脸是采用水刷石工艺，红漆大门。电影院的南侧是一大片空地，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也是梨树县城最大的广场，逢年过节也是政府部门开会聚会的地方。

昨天晚上，我们乘坐的汽车就曾排列在电影院门前的广场上，因那时天黑，并没有看清电影院与广场的全貌。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不经意地抬头望见一家饭店的招牌，上面写有“梨树镇李连贵熏肉大饼”的字样。我记得在家时邻居王叔曾和我提起过“李连贵熏肉大饼”，说他有一次到四平出差，在四平站前的“四平李连贵熏肉大饼”饭店吃过熏肉和大饼，风味独特，特好吃。

我站在饭店门口踌躇不前，心里在琢磨，梨树县也有“李连贵熏肉大饼”？那么“李连贵熏肉大饼”到底是出自四平还是梨树？正在我疑惑之中，从饭店里走出一位男服务员，笑呵呵的和我打招呼，并让我进饭店用餐。我就向他请教“李连贵熏肉大饼”到底出自何处？服务员听后热情的对我说：“当然出自咱梨树县，四平那家“李连贵熏肉大饼”饭店只不过是梨树的一个分店而已，”我听了表示谢意后便追上远去的知青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集体户的同学曾几次来这里光顾品尝李连贵大饼，那时李连贵大饼每张才0.15元2两粮票。每次来我都会买两张大饼，至于熏肉吗？当时由于囊中羞涩，所以就放弃了。

回城参加工作后，我曾多次去过长春市的“李连贵熏肉大饼”的连锁店就餐，除大饼外，熏肉是必不可少的，每次去我都会寻觅当年的感觉。后来我在报纸上曾看到有关“李连贵熏肉大饼”的报道：“李连贵熏肉大饼”为河北滦县柳庄人李连贵于1908 年在四平梨树首创。

那一年李连贵逃荒到梨树之后，开了一个小饭馆。老中医高品之把祖传的用中草药熏肉的秘方告诉了李连贵。在老人家的指导下，李连贵对配药、选肉、切肉、养汤、和面、火候等工序进行了潜心研究。

李连贵风味熏肉色泽棕红、皮肉剔透、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熏香沁脾，日食夜嗝；大饼皮面金黄、圆如满月、层层分离。外酥里嫩、滋味浓香。其食用时辅以面酱、葱丝、再喝上一碗小米绿豆大枣粥更增食趣。其具有暖胃、健脾、健胃、引气、调中、消食、杀虫等药用功效，实为集美味药膳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佳肴。 

上个世纪50 年代以来，邓小平、陈云、李雪峰、杨尚昆、李富春、刘谰涛、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品尝过“李连贵熏肉大饼”。改革开放后，在全国各地都设有“李连贵熏肉大饼”的连锁店。

一上午的时间，我们基本逛完梨树县城的街道和两旁的商铺。梨树县城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道路两旁的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灰色建筑，还有一过车就会带来沙尘的沙土路，再就是零星散落在路上的马粪蛋。但印象最最深刻的还是要数“李连贵熏肉大饼”，因他的发源地是我的第二故乡——梨树，这对于我这个刚刚成为“梨树人”来讲也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

在往回返的路上，我们一行人还闹出个大笑话——我们竟然迷路了。

原来，我们出城后走到三岔路口时，本应顺着土路一直往东走，可男户长却坚持说他记忆力好，对来时的路线熟悉，往东南走才对。我当即反驳他，应该往东走。可他不同意我的建议，执意让大家听他的准没错，还很自信的说，本户长不会坑你们的。大家听他说完互相对视后，都没有反驳，就这样我们一行就按着他所说的往东南方向走去。

走出很远很远，隐约看见前面有一个干打垒的大院套，里面的房屋结构和我们生产队的基本相似。这时的男户长还沾沾自喜的对大家说，我的记忆力不错吧？当我们来到近前一瞧，院落的格局基本符合我们生产队，但唯一一点不符的是我们集体户的宿舍根本不在这个院子里面。看来真的是走错了，这时大家都面带嘲吻的表情在窥视户长，此时的户长脸上面带羞涩的摇摇头说自己难道记错了？不会吧？但还是固执己见的说，应该就在前面，继续往前走。就这样走了很长时间，又来到一个类似我们生产队的院套，近前一瞧，还不是我们的生产队。大家都在疑惑，这里的生产队的院套咋都一样呢？

正在这时有一位社员从院子里面走出来，经向他询问后方知他们这里是梨树县杏山公社地域，和我们不是一个公社，要想返回我们生产队还要经过很大一片田地一直往北走。看来户长所指的路线真的是南辕北辙。此时我们大家面视户长的同时，每个人的脸上都略带有讥讽的表情。

这时我们看见户长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刚才还特自信的他，此时，面目表情竟有些沮丧，显得那么的尴尬。我看到后赶紧打圆场，对大家说，梨树这地方的生产队院落大同小异，十分相像。咱们刚来，对这里的环境都不是很熟悉，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难免会迷路，以后路熟悉就好了。经我一解释，大家都没有做声。

在往回走没有路，我们按照刚才那位社员的指点，只能脚踩着割完庄稼地的垄沟垄台，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地一直往北走去。

当我们回到集体户的宿舍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大家走的是筋疲力尽，早已是饥肠辘辘，来不及休息各自抓紧吃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将这次出行作为笑柄，时不时的和户长开玩笑，可他对此却不屑一顾。

当天晚饭后，我们这些男知青躺在炕上闲聊时，有人提议，各自申报自己的属相，按岁数大小来排列出老大、老二……因当初集体户的男生是11名，大家一致同意把户长给排除在外。经过各自申报的属相和出生日排列，老大是属鼠的，当年他已经20岁比我大4岁。由于我的属相和生辰我最小，我排为老十，并称为我“老疙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互相从不叫姓名，都以排行名次称兄道弟。因都比我年龄大，所以在集体户里我都很尊敬他们。

第二天早饭后，男女户长到梨树公社开知青会议。中午时分，两位户长回来后向我们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我们这批从长春来梨树插队落户的知青，国家给每个人安家费是225元，其中费用里面有90元是一年的生活费，剩余的是用来盖知青宿舍的材料款。因当时我们来时地里的庄稼早已运进场院，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们既没有工分也没有口粮，所以国家给我们每个人一年的商品粮，每月每人是45斤粮，粗粮细粮和豆油等均享受梨树县城居民标准，每月用粮本到县城粮店购买商品粮。

当二位户长把公社会议精神传达完后，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原来国家替我们想的很周到，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知青，把以后吃住问题都给解决了，我们这些知青已然没有后顾之忧。

根据梨树公社和大队革委会的建议，必须由各个生产队选派一位有责任心的老贫农社员给集体户的知青们当户长，这位老户长的职责是帮助集体户搞好生活和生产方面所出现的问题。

当年给我们选派的老户长姓杨，此人已过花甲之年，是我们生产队的老贫农，我们知青都称谓他老人家杨大爷。杨大爷性情秉直，是个热心肠的人，自从他老人家当我们户长以来，经常到我户帮我们解决生活上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非常信赖和喜欢他老人家，我们户的男女户长有疑难的事情时总要和杨大爷一起商量解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和杨大爷相处的如同一家人一样。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知青仍没有出工，因刚刚安家，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经过几天的知青生活，我看出女户长李英华是一位既能张罗又十分热情特精明强干的人，她对集体户的资金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是我们集体户的好当家人。

在二位男女户长的指挥部署下，我们集体户的男女知青全部动员起来了。有的知青去县城买商品粮、置办集体户日常用具物品、有的知青去买过冬的白菜 、土豆、萝卜、胡萝卜和芹菜等各种蔬菜。女户长还组织全体女知青把胡萝卜切成丝，把芹菜切成段，混在一起腌制咸菜（也叫花菜）准备过冬。另外还有几位知青和生产队派出的马车一起进山买回两大车烧柴，这些烧柴足够用一年的。

当时我和大哥、三哥还有六哥等四人被安排挖菜窖，菜窖的位置就在集体户宅基地的西南侧。说心里话，在家时我从未干过体力活，挖土方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虽然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小，但我心里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每天挖土不止。由于不经常劳动锻炼，每到晚上睡觉时，胳膊和腰都感觉有疼痛感。

经过几天的努力奋战，菜窖即将完工时，我突然得病了。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68年的11月7日的清晨，我一觉醒来，感觉我的右胳膊竟然抬不起来了，当时心里不免有些发慌，只觉得右肩疼痛难忍，瞬间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由于胳膊不能动弹连衣服都穿不上，这时男户长看见后和女户长商量同意我回长春治疗，此时六哥主动要求护送我回长春。

早饭后我和六哥在梨树客运站坐汽车直奔四平火车站，到达四平后，我感觉自己能走，就谢绝六哥的好意，没让他护送我回长春。此时六哥帮我买完火车票，送我进入站台后就返回集体户。

我坐火车回到家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吃过中午饭，我躺在炕上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母亲已经下班了，母亲看到我回到家很是高兴，当看到我的胳膊抬不起来，还以为我是受外伤了，我把病因和母亲讲清楚后，母亲这才放下心来。这时我仔细端详母亲，虽然才分别几日，但觉得母亲的脸庞又消瘦许多。

从那时起，我每次回家看到母亲时，心里总是有些酸楚经常在自责，虽然我已经长大了，但还不能替母亲分忧。

晚饭后，我和母亲聊了在集体户这几天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母亲听后很高兴！随后母亲又嘱咐我二姐，让她第二天领我去军大二院（现吉大二院）去看病。

11月8日清晨，醒来后我穿好衣服下地用手推门竟然没推动，原来昨夜下一场大雪竟然把外面的门给封住了，到室外一看大雪竟然有一尺多深。这是入冬后头一场雪，也是近十多年以来头一次下这么大的雪。

早饭后二姐领我去军大二院（即医大二院），经医生检查我的右肩确诊为受风所致，当即给我开些药片后又让我理疗（烤电），经过一周的理疗后我完全康复，11月15日我吃过早饭后，在长春站乘火车返回梨树。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返回梨树时都是一早，所乘的火车都是长春至营口（后来改为长春至大石桥）第308次列车，开车时间在上午的8点左右。每次往返火车都在长春和郭家店之间，票价是1.50元，（长春至四平间的火车票价是2.10元）从郭家店至梨树镇或梨树公社的汽车票价是0.50元。

那时我对于长春至四平间的各个火车站名称记得很清晰，时至今日我还能背得滚瓜乱熟。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从长春返回集体户时母亲都会给我5元钱作为往返路费。

当我返回集体户时，菜窖早已完工，过冬的土豆、白菜和萝卜都已下窖。那时，给我们做饭的社员张文已回到生产队干活，我们集体户的男女知青开始轮流做饭，每人做饭一周。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和其他知青一样学会做饭和做菜，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对于人生有了真正的感悟——民以食为天！

             第二节

从“忠字舞”到“忆苦饭”

我们下乡那年是文化大革命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那时全国人民还沉浸在以突出政治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理念中。

在城市，无论是机关和厂矿，每天上班和下班后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即：每天工作前组织大家在办公室及车间里，人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排成一例，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林副主席的画像。有一负责人站在前面高举毛主席语录，带领大家高呼口号：“首先让我们以‘三忠于四无限’的心情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X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紧跟一起呼喊口号，然后随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乐曲还要跳上一段“忠字舞”。

我记得三忠于即：忠于共产党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对毛主席的称谓还有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有时，还学习几段毛主席的语录或报纸杂志之类的文章。下班时照例和上班时一样，除祝福一类的话之外还有负责人对一天工作的总结这叫做“晚汇报”，每天如此。

现在要是提起当年“早请示，晚汇报”的事情来，可以当做笑谈，都会认为在那个年代，那些人都幼稚愚昧，或者精神不正常。可当年我们这些知青也都是这么做的，因那是“政治需要”。

记得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在早饭前和晚饭前，女户长也是带领我们所有知青“早请示，晚汇报”的同时，也要跳上一段“忠字舞”。这样的“政治活动”持续不到一周，六哥率先向女户长提议：因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出工，干两个多小时的活后才回来吃早饭，晚饭前又干一下午活，这两段时间大家又累又饿都着急吃饭休息，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还是免了吧！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热爱时刻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可。大家听后都表示赞同六哥的提议。女户长李英华听后觉得六哥说的有些道理，同时也采纳了大家的建议。从那以后“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主义活动”在我集体户就销声匿迹了。

由于当时受文革中左的思潮影响，在农村各个方面都要体现政治突出（政治挂帅），按照梨树公社和夏家堡子大队革委会的要求，各个生产队利用冬闲之际，带领广大社员认真做好“今冬明春的斗、批、改”。

当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除生产队长外还有一名政治队长他叫高兴志，此人身高在160公分左右，满脸褶子，一双大眼睛通红，好像烂眼边子，平时歪戴个帽子，嘴里经常叼一支自卷旱烟，此人文化水平虽不高，但每当开会讲话时必带口头语。我们所在的村子95%都是高姓家族，外姓人家没有几户，所以我们村也叫高家屯。当时按高氏家族论辈分高兴志属于孙子辈的，虽然人到中年，但跟我们集体户的知青们仍称兄道弟的，我们相互之间处的也很好。

彼时的生产队在晚饭后，隔三差五就召开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会上由政治队长高兴志传达公社或大队的会议精神。刚开始我们这些知青对此还有些不太适应，尤其是开会时，生产队会议室的长条凳子上坐满了人，屋子里仅点一盏马灯，光线灰暗，再加上每位男女社员嘴上叼一支旱烟，满屋烟雾缭绕呛得直咳嗽，真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时间一长，我也跟随社员学起抽烟，那时经济条件不允许，抽不起洋烟（烟卷），所以我自己缝制一个烟口袋，旱烟抽没了，就去社员家的烟笸箩里抓。

在那个年代商店还没有卖抽烟纸的，我只能用废报纸或旧书本的纸来卷烟。一天，我看到社员高小六子用的抽烟纸特薄，经我询问后，他看看左右没人便神神秘秘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并悄悄地告诉我：“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给我的‘抽烟纸’”。我微笑地瞅瞅他并摇摇头，心里在想社员的政治觉悟咋这么低？竟然敢用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纸来卷烟。后来我发现在我们生产队里竟然有不少社员都在使用“毛主席发给的抽烟纸”。

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时通知全体社员，要在第二天停产一天，在生产队会议室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来我们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是公社派来的，是一位在旧社会饱受地主老财压迫、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大爷。按照公社革委会要求，这位老大爷要在公社范围内的各个生产小队巡回作“忆苦思甜”报告，会后还要吃“忆苦饭”。我们这些知青在学校时已经体验到“忆苦饭”的滋味，所以当天召开忆苦会时我们男知青都在，但忆苦会开到一半时，我们就纷纷溜出会场，一起到梨树县城闲逛一圈后，在饭店吃的午饭。

下午回来时，忆苦会早已结束。我们刚刚进屋，社员高耀华也随后跟进来，他向我们诉苦，并说还是你们知青心眼多提前走了，中午我们吃的忆苦饭是用高粱糠蒸的窝窝头太难吃了。我们听后都忍不住笑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们，明天中午生产队焖高粱米小豆饭，炒干豆腐，说是“忆苦思甜饭”。

第二天中午，我们所有知青都没有溜号，在生产队里美美的饱餐一顿“忆苦思甜饭”。

由于我们生产队没有电，也听不到广播（全村只有高耀金木匠家有一台使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消息来源只能从过期的报纸中来寻觅。那时生产队订阅的“吉林日报”和“四平日报”两份报纸，邮局投递员只负责把报纸和书信投递到夏家堡子大队，每当我们生产队有人去大队办事或开会时，才能取回过期的报纸和我们的家书。

那时，全公社的社员家几乎都安装有线广播。有线广播站在公社直通各个大队，再由大队通往各个生产队的社员家。公社的有线广播站每天分早、午、晚各广播一次。主要转播梨树县新闻、吉林新闻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还经常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公社或大队的有关领导讲话和一些通知，也可用有线广播传达到千家万户。

说直白一些，有线广播就是采用一根八号线（铁丝）从公社广播站连接到各家各户，每户社员家屋里的终端墙上安装一个小方盒喇叭，一头引线接在外面的八号线上，另一头插入屋里的地下即可收听，喇叭前安一个拉线开关，可随时开关。

那时不知啥原因，我们集体户从未考虑安装有线广播，对于一些有关政治新闻显得特闭塞，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即吃饭、干活、睡觉。

               第三节 

油灯暗夜熬清苦，琴曲声声度荒年

下乡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所在的屯子里没有电，这给我们日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那时，屯子里家家户户每到晚上必点煤油灯，煤油灯的光线灰暗，看书写字累眼睛不说，点燃的煤油灯不间断地散发出屡屡黑烟，时间一长，屋子各个角落都给煤烟熏黑。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每个人的鼻孔里面都留有黑烟的痕迹。

一天晚饭后，我们使用的煤油用完了，宿舍里漆黑一片，大家都躺在黑屋子里，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聊天。正在这时，只见六哥手里拎回一个瓶子和社员高耀华一同走进屋里。据他说，是高耀华告诉他农机站的拖拉机从生产队走后，柴油桶还放在生产队的院子里，用柴油也可以照亮，然后他找来个空瓶灌满一瓶柴油。当把柴油灌满油灯点燃后，屋子里确实挺亮，但柴油冒出的烟不亚于拖拉机排放的尾气。此时大家有说有笑的，屋子又充满了活力，同时也感谢高耀华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互相对视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有黑乎乎的一层油灰，尤其是用手一抠鼻孔，手指黢黑，连吐痰都是黑的。吃过早饭后，户长派一名知青去公社供销社买煤油。

那时，集体户的知青们基本没有什么娱乐生活，饭后之余也就是抽烟或闲聊天，生活显得相当枯燥乏味。还好，我从家里带来了“两件乐器”，这给我日后的知青生活带来许多乐趣！

我在家时就学会弹大正琴（我叫娱乐琴），大正琴是日本唯一自行发明的乐器，相传是日本名古屋大须森田屋旅馆主人的长子--森田吾郎于1912年(大正元年)创制。由于构造简单、容易弹奏、音色清脆而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在中国则为了纪念民国的诞辰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业，而定名为"中山琴"。大正琴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又叫“凤凰琴”、“大众琴”等，台湾则叫“中山琴”。

我第一次回家看病时，就把那架“娱乐琴”带回集体户，每当收工后或闲暇时我都会独自一人弹奏“娱乐琴”。“娱乐琴”发出的声音，清脆悠扬悦耳非常好听。每当我弹奏起“娱乐琴”时如醉如痴，乐此不彼，把一切烦恼都会抛弃九霄云外。

在家时我还学会吹口琴，记得我的第一支口琴是营口产C调的，下乡后我又到梨树县城第一百货商店购买一个口琴，是上海产A调的。那时，我每次吹口琴，六哥和其他几名知青都会在一旁认真听，如会唱的歌曲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跟随乐曲唱起来

后来六哥回家时给我带回来一本石人望编著的《口琴吹奏法》，我仔细阅读后，口琴吹奏技巧又有所提高，一般的吹奏法我基本都已经掌握。下乡时我从家里带来文革期间的《革命歌曲选》的小册子，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册子歌曲集《外国名歌200首》，歌曲集里收集了俄罗斯、美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名歌，不乏还有许多爱情歌曲。在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爱情歌曲就是黄色歌曲，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我们革命青年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也是禁歌。对此，我并不在意，因是在农村，并没有人去追查此类事情。我用“娱乐琴”和口琴学会许多外国歌曲，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波兰的“波兰圆舞曲”……等外国名歌。

那时，生产队的谷子早已打完，谷草就堆放在生产队的院外，每当我们吃过晚饭，我们几个知青就会爬到很高的谷草堆的上面，我用口琴吹奏我喜爱的外国名歌，几位知青则坐在我旁边，听得如醉如痴，每个人按照口琴吹奏的旋律，摇头晃脑的在哼哼谁也听不懂的歌词。

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几个知青照列坐到谷草堆上面。那时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满天的星星在不停地闪烁，月亮穿梭在几朵白云之间。此时此景不禁让我触景生情，随后我拿出口琴便吹奏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六哥和五哥也随之动情地唱起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悠扬的曲调，不和谐的的歌声显得有些凄凉，把我思念母亲的心情释放的淋漓尽致。此时的我从内心感到特别压抑，随后我们在闲聊中竟然在高高的谷草堆上面抽起烟来。当初谁也没有在意，在谷草堆上抽烟将会带来多大的安全隐患，回城后，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真正感到有些后怕。

              第四节

在禁歌与旋律中寻找快乐

在集体户生活时间长了，同学们都感到每天的伙食太差，每天吃饭时不曾见到一点荤腥，大家虽然都有想法但都默不作声。

一天下午，六哥从县城办完事回来，手里拎着一只鸭子，他说这只鸭子是他从县城花3元多买回来的，集体户每个知青需交0.20元即可。当时男女知青把钱凑齐都交给他，我负责把鸭子屠宰并和土豆一起炖，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这也算下乡以来第一次开荤吧！

不日，九哥偷偷地告诉我，那只鸭子，六哥并没有花钱，而是他从县城回来的路上，路过孙家洼子9队时顺手在路上抓的，然后揣在黄大衣里带回集体户。当我询问六哥有此事吗？六哥却矢口否认。时至今日我们的户长也不知道那次吃鸭子的隐情，不然的话，当初六哥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下乡后没几天，我们集体户男女同学就开始轮流做饭，刚开始每个做饭的知青还很负责，但时间一长有几位知青对做饭一事感到厌倦，由于责任心不强，经常会把饭做夹生，再就是贴大饼子时没注意看火，使劲往炉灶里添柴火，造成一锅大饼子都焦糊了，没办法大家只好对付着吃。

其实经常做夹生饭的就是那几位知青，他们把做饭当做累赘。对此二位户长没少找他们谈话，但他们几位就是不思进取，竟然把户长讲的话当做耳旁风。这样的状况维持一个多月后，六哥终于按耐不住，对当班做饭的知青说了几句，不曾想俩人因言语不和竟然互相谩骂起来，要不是在场的知青劝阻几乎动起手来。尤其是那位做饭的知青经不住大家的指责，竟然罢工了。

那天我们大家都坐在屋子里，一天都没有出工，也没有吃饭。做饭的知青觉得委屈，没吃上饭的知青觉得更委屈。每个人的心情都不悦，大家都走出屋外散心。那一刻，我的心情又跌至低谷，便独自一人躺在炕上，微闭双眼，脑海里在不断显现母亲的身影，在思念母亲的同时，便独自一人悄悄地抹眼泪。

那时由于经常吃夹生饭，引起胃肠消化不良，我时常会感到胃痛，从那以后我就患上慢性胃炎。每次回家时母亲都会让我带上一瓶治疗胃病的“氢氧化铝凝胶”，回城参加工作后胃病还经常复发。

当天晚上，高队长和我们的老户长杨大爷得知此事，俩人便一同来到集体户共同协商给我们解决矛盾。经高队长和杨大爷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在座的每一个知青都表态，今后做饭时要认真负责，仔细地掌握好火候，争取把饭菜做好。当班的那位知青也当面检讨并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表态，今后一定要用心做好饭。后来老户长也经常来集体户指导同学们如何做好饭菜，时间一长，我们所有知青做饭时都仔细认真地操作，并掌握了火候和焖饭时锅里应该添多少水。从那以后，每个知青当班时所做的饭菜越来越好，我们再也不吃夹生饭了。

1969年的元旦，经集体户的知青一致同意，我们买了一头近150斤左右的肥猪，请社员杨占林帮助我们屠宰，同时也把高队长和老户长杨大爷请来和我们知青一起聚餐吃“杀猪菜”。

“杀猪菜”是东北一道特色菜肴，那时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尤其是在农村和集体户的同学一起吃“杀猪菜”，心情特兴奋！

可能我是长时间肚子没油水所致，当六哥用筷子夹给我一块豆腐块大小的肥肉膘子时，我竟然没用几口就给咽下了，六哥见了用惊愕地目光瞅着我，把我瞅得很不好意思。

在我的人生中，那次的“杀猪菜”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次。回城后，在饭店经常吃“杀猪菜”，但都寻觅不到那次吃“杀猪菜”的感觉。

下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女知青们腌制的一大缸“花菜”咸菜竟然吃没了，高队长得知后，让我们去生产队仓库里取些“甜菜疙瘩”，同时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腌制，并告诉我们“甜菜疙瘩咸菜”腌制好后，可以同“芥菜疙瘩”媲美。还别说，等“甜菜疙瘩咸菜”腌制好后，吃起来口感确实不错，由于高队长的一句话，给我们解决了一冬吃咸菜问题，

那个年代，在农村各个生产队每年种植的“甜菜疙瘩”都是有任务的，种植亩数多少都由大队下达指标，秋天成熟后，生产队再用马车送往四平的“甜菜疙瘩”收购站，统一装火车后运往制糖厂制糖。也可以说，种植“甜菜疙瘩”，是当年生产队的唯一一项副业收入。

                第五节

敲漏的大鼓与“最高指示”不过夜 

那时，虽然我们消息比较闭塞，但我们知青和生产队的政治队长高兴志相处得很好，高队长隔三差五要到公社或大队开会，每次回来都要先向我们知青传达会议精神。每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新闻联播，发布重要新闻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指示”时，高队长回来都要事先告知我们知青。 

1968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里，引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广大知青最大的关心、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集体户的知青在女户长李英华的带领下，反反复复的学习领会毛主席对所有知青的这段讲话，更加坚定我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从那以后，每到晚上，在女户长的带领下，我们一帮知青围拢在高耀金木匠家的半导体收音机前收听广播。那时，每当发布“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从中央到地方一致要求：“传达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在此之前，大队为了鼓励我们集体户知青，专门借给我们锣、鼓、镲，为的是更好的在村子里宣传“毛主席最高指示不过夜”，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每次收听广播时，都是女户长和几位女知青在收音机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记录速度播送“毛主席最高指示”，她们几位便同时记录，然后再对照检查无差错后，我们集体户所有知青排成一列，开始敲锣打鼓，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传达到生产队的每家每户。

我们村子共计32户人家，因冬季夜间比较长，那个年月也没有电，所以家家户户睡的都比较早。我们每到一户社员家，敲锣打鼓和敲门声，把社员从睡梦中惊醒。这时，女户长当着身披棉袄睡眼朦胧的社员面，用手电筒照着记录纸，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传达一遍，等所有社员家都传达完毕，已经是后半夜了，这大半宿的时间，把整个村子搅和的鸡犬不宁。此时我们知青早已累的筋疲力尽，第二天一早都没有醒来也没有出早工。反而社员们议论纷纷，说我们知青太不近人情，半夜三更敲门，不让人家睡觉。

就这样，我们连续折腾几日，每个知青都感到疲乏。也许是冬季寒冷所致，竟然把从大队借来的大鼓给敲漏了，这样我们和大队就有托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挨家挨户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

1969年4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日子，此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九大胜利召开的日子里，生产队几乎每天都召开全体社员会议，由政治队长高兴志传达九大会议精神。

我们集体户也不列外，在女户长李英华的带领下，经常组织知青学习九大有关文件和毛主席讲话。那时农村的政治气氛相当浓，为庆祝九大胜利召开，每到开会前，社员们纷纷在会议室里表演节目。

               第六节 

奋战脱大坯与五间新房

1969年的春节后，男户长带领我们几位男知青前往郭家店木材厂和梨树县木材厂，购买木材和玻璃等建筑材料，准备开春盖集体户的房屋。在三哥才的建议下，我们备好五间平顶房的建筑材料，房间的过梁是6米长，据三哥讲，开间大屋子敞亮。当时我也提议，因农村风沙大，屋子里的火炕应该砌在北侧为好，两位户长听后也采纳我的建议。 

4月初正是万物复苏时节，我们在生产队大力支持下，开始脱土坯。由生产队出马车，到外面运进许多黄土，脱坯所用谷草，生产队有现成的。队长又选派出多名身强力壮的男社员来帮助我们脱土坯，集体户的男女知青一齐上阵。

和大泥、脱土坯确实是累死人不偿命的活，当时这两样活我都领教过。尤其是脱土坯，在地上一蹲就是一上午，想要站起来，腰和腿都不听使唤了。在脱土坯的过程中还有一样活更累人，那就是用麻绳把麻袋四角系紧，麻袋上装满和好的黄泥，足有一百五十多斤重，俩人一副杠子，不停地走，不停地抬，把和好的黄泥送到脱坯人的眼前，一天下来我的肩膀都给压破了，晚上，累的我是腰酸背痛，第二天咬牙还要坚持干。

就这样，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五间房子的土坯就完全脱好了。经过10几天的晾晒，土坯晾干后码成一垛一垛的。木匠高耀金带领他的徒弟刘芳和我户的三哥（三哥在家时就是成手木匠）三人，早在三月下旬就开始抓紧赶制木工活，师徒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整个木工工程圆满结束。

四月下旬的一天，在木匠高耀金亲自指挥下，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把五间房共计6个房架子给竖起来。当年在农村有个讲究，就是竖房架子（拉排、竖排）当天要放一挂鞭炮，以示吉利，我们当时也照此效仿。

接下来就是砌土坯墙，原来砌土坯墙是不用稀泥砌筑，而是采用干土砌，这样的活我们知青从来没有见过，因此也插不上手。由队长亲自带领几位有经验的社员不辞辛苦，起早贪黑地砌筑，同时里外墙面又抹两遍麻刀泥，再用抹子抹平，我们的房屋和社员家的一样，也是平屋顶。在那个年月，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东北农村基本都是这类房屋，主要是经济、实惠耐用。

我们全体知青和社员们经过几天的奋战，知青宿舍终于竣工了。十分漂亮、亮堂、宽敞的五间泥土平房矗立在生产队的东侧。

当年知青的五间房屋是这样安排的，中间的房间是厨房，厨房里设有两个大锅灶，东面通开的两间房屋是男知青的寝室，因女知青人数少，厨房西侧那一间屋是她们的寝室，靠西面山墙的那一间便是仓库，女知青们进出寝室时，都要经过那里。

当年我们生产队只有高耀金木匠家是采用人字架红黏土瓦做防水，但也只是房屋的南面用红砖砌筑，其他三面仍用土坯砌筑。还有几户社员家，生活稍微富裕些的，住的也是采用土坯砌筑用芦苇苫的草房。

当年，在我们屯子里有个社员叫王玉祥的，他是我队记工员王瘸子大儿子。我们插队那年王玉祥全家是从外地迁来我队的，家里除老伴外还有四个孩子，当初的处境真是一贫如洗。刚来时生产队分给他家一块宅基地，因没资金盖不起房屋。后来生产队出工出料帮他家盖个地窨子，从此一家人暂且有个安身之处。那时我从不喜欢去社员家串门，但我听说王玉祥家住在地窨子时，由于好奇心在怂恿自己，总想去看一看。

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独自一人来到位于集体户西南角的王玉祥家。在不远处，看见好似有一个大房盖扣在地上，当走近时，我仔细观看这间地窨子的外貌。从外观看，地窨子大约有近20平米大小，房盖由南往北是一坡水的，房盖距离地面凸起的部位是用土坯砌制的，离地面大约有80公分左右，并在那里安一个长条窗户，房盖上面也是采用河淤土抹平撒盐做防水。地窨子的北侧下面有个小门，我沿着土制的台阶走进地窨子的屋里。进屋后，我看到阳光透过长条窗户直射到屋内，给我感觉屋子里面敞亮凉快。

地窨子的地下部分大约有150公分左右。屋里靠东侧的一间是厨房，里面有个大炉灶，屋里靠南侧是一个通铺炕，炕的中间用秫秸作为隔断，屋内全部采用白塑料布吊的天棚，据王玉祥给我介绍，地窨子的好处是冬暖夏凉。在那个年代，社员王玉祥一家老少，曾在那个地窨子里不知生活多少个寒来暑往。

                 第七节 

   顶着沙尘暴去县城

1969年的五一节前夕，我们集体户男女知青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房。自搬进新房那一刻，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每逢春季，农村的风沙特别大，那时农村都没有防护林。尤其是赶上大风天，出门在外的人们眼睛都睁不开，即使戴风镜也无助于事，如遇见这样的大风天气生产队只好放假休息一天。然而我们刚刚搬进新家不久，就赶上大风天气。

有一天睡到半夜，外面突然刮起大风，窗户扇被大风刮的啪啪作响，在睡梦中我被异样的响动给惊醒了，睁开眼往外一瞧，窗外一片漆黑，狂风卷着风沙扑打在玻璃窗上传来哗哗的响声很是吓人。早上起来后，发现靠窗台一边的地上有很厚一层土面。由于窗户和窗框之间封闭不严，大风把尘土顺着缝隙都刮进屋里。还别说，当初盖知青宿舍时我提的建议还是很有成效的，不然的话，火炕真的搭在南侧那就可想而知了。

早饭后，因大风天气的影响生产队照列放假一天。当时我在想，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何不上县城逛上一圈。我的想法一经提出，很快就博得众位男知青的赞同。随后我穿好衣服、带好帽子和风镜和他们一起走出屋外。

因刮的是西南风，县城又在西南方向，所以我们是顶着大风走。没走几步远又一阵狂风卷着风沙不断的向我们袭来，大风裹着尘土和砂砾打在脸上很是疼。由于风沙太大，沙土借着风势打着旋盘旋在空中，此时天空都给刮黄了。走在路上，距离五米开外几乎都看不清人的面目。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沙尘暴。那时我们还是年轻好胜和贪玩的缘故，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真的是无所畏惧，没有一人打退堂鼓的。就这样，我们迎着大风走走停停，有时还会倒着往前走。

五里多的路程我们竟然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县城后，狂风依旧裹着风沙在街道上肆意横行，街道两旁的商铺显得十分萧条，路上基本见不到几个行人。我们一行人在梨树两个百货商店闲逛一圈后，觉得没啥可买就又原路返回。

此时，大风并没有转弱的迹象，还是在刮西南风，还好我们的目的地在东北方向。正当我们一行人刚刚走出县城，又一阵狂风朝我们的背部袭来，此刻我和其他人一样，被大风吹的直打趔趄，大风好像在我们每个人的背后猛推，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跟随大风一直往前跑。就这样踉踉跄跄的一路走来，觉得比来时的速度要快多了。那时我还在想，要是骑在自行车上，身背后再绑上一个大锅盖，自行车不用蹬，保证一路顺风就会到家的。

回到集体户正赶上吃午饭，我们几个人进屋后紧忙扑打身上的尘土，每个人的脸和头发都被尘土所遮盖，汗水顺着脸颊不断地往下淌。此时的尘土和汗水已经搅合在一起，当我们互相对视，看到各自成为大花脸时，都开心地笑了！

                第八节 

老八“五.一”下水露馅记

1969年的“五.一节”我没有回家，集体户只有少数知青回家探亲。其中老八从家里回到集体户后，和大家吹嘘，说自己“五.一节”当天在长春南湖下水游泳，当时六哥就当面拆穿他撒谎。因六哥的家就住在南湖边上，“五.一节”当天他也去南湖了。由于气温低，南湖的水特凉，他根本没看见有人在南湖下水游泳。我们几位知青在一旁瞧着他二人争执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当时我想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就在第二天一早户外下起小雨，生产队因天气原因不能出工，全体社员雨休一天。0

吃过早饭，我们知青都在宿舍里闲聊，正在这时，社员杨占奎（此人绰号杨大肚子）冒着小雨走进屋里。杨占奎也是我们集体户的常客，和我们很要好。

那年他已经28岁，他二哥杨占才32岁，是我生产队打头的，还有他小弟杨占生20岁，他们的父母都还健在。那时他们哥仨因家徒四壁都没有成婚，那个年月没有彩礼钱是娶不到媳妇的。

杨占奎进屋后开始和我们闲聊，这时在座的六哥又把话题转向老八，又开始聊老八“五.一”在长春南湖下水游泳的一事。杨占奎听后不知内情，还对我们说，在南杏山那里有一条河也叫南湖，距离我们这里也就十多里地的路程。我们听后都很感兴趣，六哥随即和老八说：“你不是说你‘五.一’在长春南湖下水了吗？刚才杨占奎也说了，梨树这里也有南湖，而且离咱们这里不算远，要不你在梨树的南湖也下水游泳？让我们见识见识咋样？”六哥的几句话还真把老八给僵住了。这时我们在一旁跟着起哄，鼓动老八去试一试。老八一瞅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仍坚持说自己确实“五.一节”当天在长春南湖下水了。

随后我们在户长的带领下纷纷表态，要前去给老八“助威”。临出门前二哥把早饭剩下的几个大饼子用报纸包好放在书包里，准备中午回不来时大家好垫补垫补。

出门时小雨还真停了，此时天空乌云密布，不见一丝阳光，空气显得有些浑浊，给人感觉有些发闷。我们一行人刚刚走进南杏山地域，然而天公不作美，又开始不间断地飘洒雾状般的毛毛细雨。那时我们都没有雨具，几乎是顶着小雨往前走，往南杏山方向走并没有路，我们只能脚踩田间泥泞的田埂一呲一滑的往前走，那天我穿的是一双在长春买的黄色高腰胶鞋（俗称水袜子），还没走多远，胶鞋里就灌满泥浆，走起路来很吃力。

就这样我们在杨占奎的带领下，脚踩着泥泞的田埂，有时还要迈过田间边的小溪，十分艰难的朝梨树的南湖方向走去。虽说是十多里地的路程，但因道路泥泞很不好走，只觉得走了好长时间终于看见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一大片水域时，杨占奎告诉我们，这就是梨树的南湖。

走近南湖水畔，我仔细观查南湖的水面，这里的南湖水质还是不错的，清澈透底。由于天气原因湖面上显得雾气昭昭的，阻挡视线，根本看不到对面，也看不出这里的南湖水面究竟有多大？但给我感觉近前的水面还是很浅的。我蹲下用手轻轻划了一下湖水，感觉很冰手。

这时就见六哥对着老八喊道：“你不是说“五.一”你就下水了吗？今天距“五.一”已经过去一周多了，赶紧脱光衣服下水吧！”这时二哥和几位知青早已脱的一丝不挂准备下水，此时的老八仍有些犹豫不决，六哥见状又督促他赶紧脱衣服，这时我见老八被六哥逼的无可奈何只好把衣服脱光。当时二哥和几位知青早已下入水中，我对他们高声呼喊：“水凉不凉？”他们同时回答道：“水不凉，你也下来吧！”因我不会游泳，所以我一直站在岸边，手中抱着他们各自的衣服瞧他们游泳。

这时老八在大家的催促下，也一丝不挂地潜入水中，还没等在水里游几下，就劈叉啪嚓地爬到岸上。此时我看见老八的嘴唇冻得发紫，浑身在打颤，我赶紧把他的衣裤递到他手中，只见他三下两下很快就把衣裤穿好。此时的老八双手抱紧肩膀，摇头晃脑的还在不停地打哆嗦。只见六哥快速地走到老八跟前，面带讥讽的口吻笑着对老八说：“你不是说你五一在长春南湖下水了吗？今天是咋的啦？我看你就是个‘五.一下水！’”。

从那以后，以六哥为首的几位知青，送给老八一个雅号叫做“五.一下水”。

               第九节

酱缸遇牛扰炊事，知青第一次吃饺子

我们刚搬进新家不久，在老户长杨大爷的老伴杨大娘的帮助下，下一大缸黄豆酱，（大酱块子在冬季时杨大娘就已经帮我们做好了）足足够吃一年的。等黄豆大酱发好后，院子里经常飘散着大酱的余香，当我们用蔬菜沾大酱吃饭时，都赞不绝口，一致夸杨大娘下的黄豆大酱真好吃。

一天中午时分，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刚进院，发现生产队的一头耕牛钻进我们的院子里，站在大酱缸前低头在喝大酱，用秫秸篾子编制的酱缸帽子也被黄牛拱翻在地，我赶紧上前用锄头杆把黄牛赶跑。后来听杨大爷说，牛特喜欢喝大酱，这样来补充牠身体的盐分不足。从那以后，我们每次进出小院时格外上心把院子里的栅栏门关好。

我们在做饭上始终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每人当班时所焖的小米饭都出现过夹生，对此大家互相讨论研究也找不到问题所在。

当年，在我们生产队有一位叫高德金的社员，人已到中年，因个人经济条件所限，一直没有成家。据他本人讲，早些年一直在吉林省敦化林业局黄泥河林场的食堂做饭，因其他原因，前些年就投奔到他弟弟这里，他弟弟也是我队的社员叫高德银。高德金性情豪爽、急躁、爱发脾气，但和我们知青相处的还不错。他得知我们在焖小米饭经常出现夹生时，便主动来到集体户并亲自给我们焖一锅小米饭，当我们所有知青手捧饭碗在吃小米饭时，口感特别好并不断的称赞高德金做饭的手艺，尤其是小米饭的锅巴更是香脆可口。可以说，我在家时也从未吃过这么好的小米饭。当时，高德金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焖小米饭的诀窍。原来，在焖小米饭前，先把小米用凉水淘好，然后再用开水把小米烫一遍后放进锅里，按平时经验在锅里添好水即可。我们用高德金教给的方法试做几次都很成功，从那以后我们知青和他相处的越来越好。

当他发现我们知青都不喜欢做饭时，便和男女户长商量，他每天负责做三顿饭，而且还要把集体户院子里的菜地给承包下来负责种菜，我们每天给他10个工分即可。男女户长和集体户所有知青商议后，都同意高德金来给我们做饭。

在高德金给我们做饭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所有知青心里都充满喜悦！每天在生产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活累艰苦，但大家每天都是其乐融融！知青们的出勤率也大大提高，而且高德金把我们的菜园子伺弄得井井有条，各种蔬菜长得都很好，基本满足了我们吃青菜的需求。

1969年初夏的一天，有人提议要吃饺子，二位男女户长商议后，委派两名知青去县城买猪肉。（给我们做饭的高德金不会做面食）当时我主动要求去和面，女户长和两位女知青去老户长杨大爷家借来面板和擀面杖。

当猪肉买回来后，几个女知青就开始剁饺子馅，同时又切了韭菜做辅料，不大功夫韭菜猪肉馅就和好了。这时我发现男女知青们都站在一旁互相瞧着都不伸手包饺子，我一问，原来他们都不会擀饺子皮，我紧忙撸起袖子擀起饺子皮来。当时包饺子的共有六名男女知青，我所擀的饺子皮从未耽搁他们。

其实在家时我就曾帮母亲和面擀饺子皮，那时我还学会擀面条、蒸窝窝头、发面蒸馒头。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是我下乡以来头一次吃饺子，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第十节

夏锄时节政治忙，直言抗辩忆当年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年代，农村和城市一样，都要把政治学习放在第一位，一切都是以突出政治为中心。当年在农村有一句极左荒诞的口号：“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969年的6月，正值农村铲地大忙季节，生产队长曾多次开会动员全体社员齐上阵，打好夏锄这一仗，任何人也不允许旷工。我们集体户在二位户长的带领下，和生产队的社员一样，每天奋战在广袤的田地里除草不止。

一天晚饭后，我们知青都在屋里休息闲聊。这时就见一位头戴草帽推着自行车的人走进我们的院子里，此人看面相大约40多岁的样子，身高也就是在170公分左右，人长得尖嘴猴腮的，并且梳个分头，显得很老成。只见他上身穿短袖白丝绸衬衫，下身穿黑布裤子，脚上穿一双黑布鞋。当他把自行车停靠在一边时，就见女户长满脸笑容和其他女知青一起从屋子里走出来，并且十分热情的把这位看似“老干部”模样的人给迎进男知青的屋里。

后来得知，女户长经常去大队政治学习，所以跟他很熟。

当这位不速之客刚刚坐好，女户长就把来人介绍给大家。此人姓王，原在四平某公司干部，是来夏家堡大队插队的第一批“五.七战士”，新任“五.七连”连长。王连长这次来我集体户，就是要带领集体户的男女知青们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这次是来我集体户蹲点的，要把我们集体户树立成为全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典型。

我记得那天晚上，王连长带领大家首先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当王连长朗读完，让所有知青发言，谈一谈对这篇文章的学习体会。这时大家都表示沉默，女户长一看，赶紧打圆场，首先发言并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等女户长发言结束后，在座的知青又开始沉默不语。这时有个别男知青因干一天的活，身体太疲乏缘故，竟然躺在炕上睡着了。王连长见状，不免心中有些不悦，把睡着的男知青叫醒，并对其进行批评。等王连长走出集体户时，已到午夜十分，我们这些知青竟让这位王连长无辜“折腾”了半宿。

由于头一天睡得太晚，第二天一早，大家都没有听到生产队的钟声，所以也没有出工。就这样，王连长在我集体户连续“折腾”三天，男女知青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第四天的晚饭后，趁王连长还没有到来前，我和男知青们说一起去梨树县城电影院看电影，这样就可躲避王连长。当时大多数男知青都赞同我的建议，但还有个别人心存疑虑，生怕王连长知道后怪罪下来，后果怕承担不起，考虑到这样做不是一件小事，按那个年代“上纲上线”来说，是与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政治学习相悖，后果严重，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听后，劝他们几位，是我出的主意，咱们放心大胆地去看电影，有啥后果我一人来承担，与你们无关，有啥事由我去和王连长理论。我的话一出口，大家都点点头满意地笑了。

我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离开集体户，向梨树县电影院方向走去。时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那个晚上看的是电影《南征北战》，首先放映的是一部新闻纪录片《上海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自主研发制造一台40吨的汽车起重机》（片头大意是这样的），银幕上显示汽车起重机的轮胎直径就有一人多高，按解说员当时讲解，40吨的汽车起重机的研制成功，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

纪录片刚结束，开始放映正片《南征北战》。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一伙在文艺界肆意横行，在全国各大电影院只许放映电影“八个样板戏”还有几部战争题材的电影。其实《南征北战》这部电影在家时我曾看过十多遍，电影里面有些经典台词至今仍记忆犹新。

电影结束，我们又兴致勃勃地往回走。等我们回到集体户时，那位执着的王连长仍在我们屋里带领女知青们在学毛主席著作“老三篇”，见到我们男知青进屋，低沉个脸问道：“你们男知青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你们究竟去哪里了？你们为啥晚上的政治学习不参加？难道你们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有抵触情绪吗？”从王连长的言语看出，此时的王连长是火冒三丈，嗓音一声比一声高。

这时站在一旁所有的男知青，相互对视后都低头不语。我一听王连长在训斥我们男知青，气不打一处来。随后我对王连长说：“主意是我出的，和其他人无关。我们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了，是战争题材的电影‘南征北战’。”我又把纪录电影的内容又复述一遍。同时还强调，看革命电影也是一次政治学习，与你给我们办学习班学习“老三篇”并不冲突，都是政治需要。我越说越来气，最后又阐述我的观点，我们不是不愿参加你给我们办的学习班，只是时间上不允许，我们所有知青在田里锄草一整天，已经累的精疲力尽的，晚饭后本来要早早休息，可你却在大家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每天学习到午夜，第二天我们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们知青不能和你比，你是“五.七战士”，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国家每月照样给你发工资，可我们知青旷一天工就没有工分，而且现在正是夏锄季节，生产队是不允许旷工的。你每天来，打着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的幌子，表面上看是你在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实际是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你就是在捞政治资本，每天在我们这里折腾到午夜，你回家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上午，我们被你折腾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在屋里睡觉行吗？我这一通连珠炮似的话语，竟把王连长给驳的哑口无言。只见王连长从炕上下来，用哆嗦的右手指着我：“我认识你，你叫张文革对吗？今天晚上，你对你所说的话要负责，你的所做所为是要付出代价的，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情向大队张富书记汇报，你应该知道你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严重后果。”只见王连长说话有些语无伦次，面部有些苍白，最后在众位知青的簇拥下走出屋子。

王连长刚走，有的知青对我说：“老十，这回你可闯大祸了，王连长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就等着挨收拾吧！”我听后，不以为然，我认为我的做法并没有错。

就这样，一连几日，王连长从未在我们集体户出现过，大队的张书记也不曾找过我，从此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夏季铲地时，正赶上梨树公社号召各个生产队开展“学大寨赶小乡”运动，为鼓励每位社员的积极性，即每干完一个月的农活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每位社员按上一个月的劳动表现，无记名投票评工分。当时社员们按照我每天在生产队的劳动表现，给我评10分，而集体户有几位男知青竟然还被评为9分和8分的。对于完工后再评分一事，部分社员和我们知青议论纷纷，认为不合理。这样持续两个月后，队长广泛采纳了社员们的意见，还是继续“吃大锅饭”，又恢复每天每人10分制。

                第十一节

 邻队知青来借宿，一元钱下饭馆留趣事

在我们集体户的东侧隔个夏家堡9队便是10队，那里有个集体户，也是我校的知青，夏季来临，10队集体户的知青每次去县城办事都要经过我们这里，都要在我们集体户新盖的房子里小坐歇息。时间一长，我就和10队集体户的知青周文斌逐渐熟悉，并在日后的相处中我俩成为好朋友。

有一天，周文斌突然来集体户找我，并和我说，他所在的集体户知青相互间闹矛盾，集体户已成一盘散沙，也没有人做饭，想在我户小住几天，当时我没有请示两位户长，私自答应下来。每天周文斌吃在我集体户，晚上和我同一个被窝睡觉。

几天后，周文斌告诉我，他们集体户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回集体户参加生产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周文斌经常来我集体户串门，那时，我户男女知青已和他熟悉，每到吃饭时，女户长就用开玩笑的口吻问周文斌，以前欠的粮票和伙食费啥时交？

自从回城后，每当同学聚会，女户长看见周文斌时总是提及当年他在我户蹭饭一事，在座所有知青闻听此言，心照不宣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我对周文斌说，当年你欠下的粮票，已经被女户长记录在案，你要是不交的话她不会轻饶你的。这件事情已然成为大家的笑柄，每每聚会时，都要有人提起。

记得那是1969年8月初的一天，我刚刚吃过早饭，周文斌又来找我，说他这几天心情不好，想让我陪他去梨树县城走走散散心。

到达县城后，我俩边聊天，边漫无边际的在县城内闲逛。中午时分，早已是饥肠辘辘，我提议回集体户吃午饭。那时我俩兜里可谓“财神爷甩袖子蹦子儿皆无”，正在往回走时，周文斌瞧见不远处有个熟人，他赶紧跑上前并和那个人聊上了，当他和那个人分手后，手里拿着1元钱，并高兴的和我说，那人是他们生产队的社员，这1元钱是朝他借的，看来咱俩可以在县城饭店吃饭了。我一摸兜，还好，粮票还带在身上。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饭店，落座后点4两白酒、一盘干豆腐炒肉、每人4两大米饭。饭菜虽不多，但我俩吃的相当开心。时至今日我还清楚的记得，当年那盘干豆腐炒肉是0.36元，我俩用1元钱下饭店，不但有饭吃而且还有酒喝。

回城后，每当聚会时我都要点上一盘炒干豆腐，这时坐在一旁的周文斌会心地点头表示赞同，在座的其他知青，听我讲完吃炒干豆腐的“典故”后都开心的笑了！

                第十二节

昔日同食今离散，大锅面饼解清苦

那时，每天有老高给我们做饭，我们知青在解除做饭苦恼的同时每天高高兴兴的上工，快快乐乐的下工回来吃现成的饭菜，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男知青们沉浸在快乐幸福之中，然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集体户的女知青在女户长的带领下竟然和我们男知青分家了。

记得那是1969年的8月中旬一天傍晚，梨树公社孙家洼子5队知青王忠玉领着他的弟弟来到集体户看我。王忠玉是我校2年11班的学生，同时也是我家老邻居，他这次来约我一起回长春。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三人一同返回长春。我在家里小住几日后，又返回集体户。

当我走进集体户屋子里，有人告诉我，女知青都搬走了，去夏家堡子大队所在地的第11生产队，彻底和男知青分家了。我听后，一愣！感觉很突然，我这次回长春时女知青们还没有一点征兆，这咋说走就走了？究竟为了啥？说心里话，我对当年女知青和男知青分家一事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前些年，我们集体户的男女知青在一起聚会时，我曾向女户长提及当年她们为何要分家一事，她毫无保留的和我说起当年分家的缘由。

原来男户长在下乡的第二年的开春，就开始和集体户的女知青搞对象，从那以后他对集体户的事情基本不闻不问，自从集体户的房子盖完后，男户长基本不下地干活还经常外出，十天半月才回到集体户一次，也不知他在外面究竟做啥？女户长曾多次找他谈都无济于事，而集体户十五六个知青的事情都要由她一人管理，总觉得力不从心，所以日积月累的积怨在1969年的8月下旬的这一天终于爆发了。

自从女知青离走分家的那一刻，我们就把做饭的高德金给辞了，集体户里的男知青们又开始轮班做饭。后来夏家堡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富找到高德金，当时梨树公社食堂正缺少一位做饭的厨师，所以张书记就把老高介绍到公社食堂做饭。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去公社供销社买生活日用品，都会去公社食堂看望老高。

记得我给大家第二次做面食的时间是8月末的一天下午（那时集体户的女知青刚刚分家搬走）。一天男知青因故都没有出工，到做晚饭时，我提议用大锅给大家烙“发面饼”，三哥才立斌一听当时就晃脑袋，说没发面谈何发面饼？我很自信的和他说你就等着吃“发面饼”吧！随即我蒯半盆白面，在里面又放少许面起子（小苏打），面和好后又醒十多分钟，然后我就用大锅开始烙“发面饼”。功夫不大许多张“发面饼”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当他们吃着松软可口的“发面饼”时都赞不绝口。六哥边吃边评价：“除有些面起子味外，‘发面饼’还是很不错的，也可和真的发面饼相媲美。”这时我问：“三哥味道咋样？好吃吗？”就见三哥边吃“发面饼”边微笑地点头并称好吃。

              第十三节

巧手制作苞米面冻菜菜团子

记得我第三次给大家做面食是在1970年元旦后的一天。1969年的秋季，我们买的大白菜、萝卜和土豆都放进菜窖里，当时集体户疏于管理，自从白菜下窖后再也没人下去收拾。由于菜窖里面通风不好，许多白菜都白白的烂掉了。冬季来临，气温逐步下降，可能是菜窖上面覆盖的土薄的原因，菜窖里所剩的白菜都冻了。这时有人提议，把白菜拿到屋子里缓过来还能吃。当即我们几个人下菜窖把白菜全部搬到屋里窗台下面垛好。谁成想我们的屋子并不比菜窖暖和，白菜垛在屋里不但没有缓过来，反而都冻实了。有的知青看后，觉得冻白菜不能吃，要扔到外面去。我拿起一棵冻白菜，仔细一瞅，确实冻透了，随即我和大家说，扔了怪可惜的，这20多颗冻白菜交给我吧！我给你们蒸苞米面菜团子吃。

这时，在一旁的六哥还半信半疑地歪着个脑袋，用诡异的眼神问我：“你会包菜团子吗？”我当即回答：“当然会了。”然后我就给他们几个人分工，六哥去剁冻白菜馅，大哥和二哥负责烧火。这时我蒯半盆苞米面，然后用开水全部烫好后，放在一边晾凉，我又在烫好的苞米面里放少许面起子把苞米面和好。

不大功夫，六哥就把冻白菜刴好了，我把冻白菜馅全部放在滚开的大锅里焯一下，然后拿笊篱捞上来放在凉水盆子里面浸泡后，用双手把冻白菜馅攥出多余的水分后放进饭盆里面，再放些荤油（猪油）、咸盐面、（用擀面杖擀好的咸盐面，那个年月没有精盐。）葱花、花椒面等酌料，然后用筷子把冻白菜馅和好后，我就开始包菜团子了。

此时六哥一直站在我身边看着我是如何包菜团子，我瞅瞅他忍不住在笑，让他赶紧去抱柴火帮忙烧火。这时我用俩手同时操作，苞米面冻白菜馅的菜团子在我的手上一个个成型，并放在热气腾腾大锅里面的帘子上。加火烧二十分钟后，当我把热气腾腾的苞米面菜团子装在盆子里时，所有人都拿着饭碗围拢过来，只见大家自顾低头在吃，一致称道好吃好香！尤其是六哥吃的“舔嘴巴舌”的，边吃边用佩服的眼光瞅着我说太好吃了！不曾想老十你还会这一手。

从那以后，我经常给大家包菜团子吃。那些冻白菜经我的手里，被消灭的一干二净。

1999年的3月，我们集体户知青回城后的第一次聚会时，六哥还曾向我提及当年吃苞米面冻白菜馅菜团子的事，并对我说，那时吃的冻白菜菜团子真好吃。当我用玩笑的口吻和他说，要不我用冻白菜再给你包一次菜团子？只见六哥笑笑直晃脑袋。真的应了那句话：“此一时彼一时！”

           第十四节

皓月元宵行路远，错拿祭灯悟乡情

1970年的正月十五，集体户的男知青大多数都回长春和家人团聚，只有我和二哥在集体户看房屋。由于外面天气寒冷，加上我的心情又不太好，所以二哥陪我在屋里待一整天。到了晚上，我俩没有做饭，我对二哥说：“今晚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不做饭了，我请你到县城饭店吃元宵好吗？”二哥听后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俩从集体户的房屋中走出时，只见月亮当空，有几朵白云在月亮旁边轻轻地飘过，此时屋外被月光照射的如同白昼一般。此情此景不禁让我心情愉悦，便高兴地唱起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儿童歌曲。我在唱歌的同时，边走边和二哥一同赏月，不知不觉我俩来到县城的人民饭店。

走进饭店的屋里，竟然没有一个顾客，看样子是要打烊了。我问服务员：“有元宵吗？”服务员说道：“没有水煮的元宵了，只有炸元宵，而且还凉了，如二位想吃的话我让后厨再给过一遍油。”我听她这么一说，心里感觉热乎乎的。我和二哥坐下不大功夫，只见这位服务员端上两盘冒热气的炸元宵。由于肚子饥饿的缘故，我俩很快就把各自盘子里的炸元宵吃的一干二净。

说心里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炸元宵。那时由于家里生活困难，加上粮店每月每人供应的那几两豆油做菜都不够吃，哪有结余的豆油用来炸元宵？

吃过炸元宵后，我和二哥俩人一同由原路往回返。此时的月亮还高高地挂在天空，当走出县城来到三岔路口时，不禁又让我想起下乡后的第一次去梨树县城往回返时，户长领我们大家走丢那件事，二哥听我这一说用手捂着嘴忍俊不禁。

我和二哥边聊边走，在我们的前方不远处，看见有几盏灯火正在忽闪忽灭，这时二哥有些紧张的对我说：“老十你看那是什么？咋还一闪一闪的？是不是鬼火？”我看了看答道：“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心里并没有害怕。等我俩走到近前一看，原来在道路的南侧是一片坟圈子，刚才见到的灯火还在每个坟头边忽闪。我跟二哥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看看。”说完，几步我就走进坟圈子里，仔细一瞧，原来在每个坟头都有一盏不知道用啥制作的煤油灯在闪闪发亮，出于好奇，我用两只手分别从两个坟头边各拿一盏灯，随即回到二哥身边还把手里的灯递给他看，二哥看后也说不出所以然。我也是出于好奇，手里捧着两盏油灯兴匆匆的往回走。

几天后，我把从坟头上拿煤油灯一事，说给社员高耀华听，他听我讲完后，捂着嘴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我说老十呀！你可把我逗死了，坟圈子的灯你也敢拿？”我听完就问他：“为啥坟圈子上点煤油灯？”这时他止住了笑声，给我一五一十的讲出原委。原来在东北农村有个习俗，每逢正月十五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给故去的亲人往坟头上送一盏灯，为的是表达亲人们对已故的人表示怀念和祭奠，灯碗一般都是用荞面制作的，里面放些煤油。我听完高耀华解释后，怪不好意思的，心里一直在悔恨自己，不应该去人家的坟头拿走灯，这样做既损人又不利己。这也是我下乡插队后第一次做对不起农民社员的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不免还感到愧疚。

回城后，我特意为此查过许多资料有关正月十五给亲人坟头送灯一事。自明朝朱元璋当皇帝后，在元宵节这天去找他母亲的坟，但没有找到。于是他在每个坟前点了一盏灯，然后不停地磕头，哪个坟前的灯没有灭，哪个就是他母亲的坟。为了纪念朱元璋，弘扬孝道，于是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百姓们都给故去的亲人送灯。每年正月十五的团圆饭都在三点半前结束。团圆饭那么早结束的原因有两个：有这样一种说法，“吃完十五饭，去把庄稼活干。”意思是十五的饭一吃，意味着年也就过完了，该下地干活或是上班了。还有个原因是，吃完十五团圆饭后，要去给故去的亲人送灯。大人们提前把锯末子、蜡烛、鞭炮、纸钱之类的祭奠品准备好，吃了团圆饭后，天一落黑就去坟地送灯，祭奠亲人。所以东北农村就有正月十五去坟地给亲人送灯的习俗。

  第五章 学习干农活 

             第一节          

      下乡初遇打场忙

我们刚下乡的时候，正是农村打场季节。那时生产队的场院里堆满各种刚刚收获的粮食，社员高耀华和我们讲，其实打场的农活在农村来讲并不累，就是经常贪黑，为的是和天气抢时间，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争取颗粒归仓。

在打场期间，我按照社员的指点下，很快就熟悉了打场的各种操作方法。在我看来扬场还有些技术含量，那时集体户的三哥学的比较快，是他首先学会扬场，然后又耐心的教我们大家。还别说，我在三哥的辅导下，很快也学会扬场，木掀在我的手上还算得心应手，扬场时，几乎和社员一样。

打场在我看来最累的活要数扛麻袋。把脱完粒的粮食装进麻袋里，然后把麻袋嘴系紧，由俩人用手掫麻袋，一人在下面把麻袋扛起后，还要走跳板到粮食囤前，把麻袋里的粮食倒进粮食囤里面。一般一麻袋苞米重量在180斤左右，要是装一麻袋小豆或黄豆的重量要在200斤左右。当年集体户所有知青里面，能扛麻袋的只有三哥和六哥二人，我和其他知青只能望而却步。六哥在知青里面数他个最高，身高大约在180公分以上，身体特棒，当年在我户知青里摔跤当属第一。别看三哥个头不高，但身子骨特健康，胳膊胸脯都有腱子肉，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他们哥俩算是在社员中给我们知青长脸，不然的话社员高耀华还不知咋“埋汰”我们这些知青。

                 第二节

    腊月粪坑苦与芳华

生产队全体社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奋战，打场的农活终于结束了，并做到了颗粒归仓。那时生产队里的三挂马车还在紧张的往县里的粮库送公粮，我们知青和社员每天都在生产队的两个粪坑里刨粪。在刨粪的过程中，我在社员口中逐步了解了生产队的粪坑形成的整个过程。

当年在我生产队的屯子里有两处粪坑。其实就是两处臭水坑，夏天一到，臭水坑经过雨天，雨水把坑灌满，再由生产队派一名社员挨家挨户去收集粪便倒在臭水坑里，生产队的马车在别处拉来黄土倒进臭水坑里，直至填满为止。粪便在臭水坑里和黄土掺合在一起，经过一夏天的发酵，沤成农家肥（有机肥）。在那个年月，农家肥是生产队的最常见的肥料，在农村各个生产队都有臭水坑，都使用这种肥料，尤其是种植大豆时，那是不可缺少的底肥。

每到冬季，早已发酵好的有机农家肥在粪坑里被冻的很坚实，用镐刨都很费劲。刚开始，我们在粪坑里干活时，就是把社员刨下来的粪（经过夏天的发酵，臭水泡子里的黄土早已沤成黑色。）用铁锹装在马车里，再由车老板运进地里。

时间一长，我也学着社员的样子，拿起粪镐刨起粪来。说心里话，刨粪这个活，一是要有劲，二是给要掌握好诀窍。据社员杨占奎讲，刨粪时要看粪碴，按粪碴来下镐就容易刨下大粪块。

那时在生产队都是在吃“大锅饭”，冬季来临生产队的妇女和半拉子都给放假，因我们知青是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集体户所有人都没有给放假，据说这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建议。对于农活来讲，冬天刨粪是最轻巧的，社员杨占奎告诉我们，只要在粪坑里用手杵着铁锹站一天10分就到手了。

因天气寒冷，社员们都会穿很厚的棉衣，我每天出工都要穿上羊皮大衣，只有刨粪时才会把大衣脱下来。和社员们在一起刨粪，有说有笑的也很开心。

一天早上，刚要出工，生产队长把我叫住，让我和队里赶车的三老板高密林一起去梨树公社厕所装粪。因当时已经进入腊月了，所以天气很冷，我身穿羊皮大衣手戴棉手套，坐在马车辕旁边。虽然坐的是空车，但走在冰天雪地的路上，辕马还是跑不起来，马车的轮胎压着冰雪咯吱咯吱的缓缓地往前走。其实三里的路程并不算远，功夫不大，就来到公社的厕所旁。

到那里我才知道，并不是去装粪，而是下到厕所后面的粪池子里面用镐刨粪，然后用铁锹戳到上面再装车。

当时我二话没说，把羊皮大衣脱掉后，拿起镐头和铁锹就跳入粪池子里面，因是冬季，所以粪池里并没有味儿，当我拿起镐头刨粪时感觉就不一样了，其实里面的粪便冻得不是很实，不用太费力气就可以刨开，只是有一点，任何人也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一稿刨下去，冻成冰的粪渣四溅，因我没有口罩，所以经常会进入口中，感觉又臭、又臊、又腥，有时碎粪渣还会钻进脖子里面很不舒服。

那时由于自己年轻的缘故，并没有觉得脏和累，直到把粪池里面的粪便全部刨完装进马车里面时，已到中午时分，我这才和三老板一起坐在马车上往回走。

在往回走的路上，三老板不断地夸我，说我不怕脏，能吃苦，肯出力，向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多见。并且还告诉我，今天一早，队长曾派几位社员跟车前去刨粪，但都让他们给拒绝了。当时我听三老板说完，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觉得既然下乡插队，啥样的苦都要吃，啥样的罪都要遭。我并没觉得像三老板说的那样好，同时也没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只是觉得自己是知青，既然下乡插队，就要吃苦耐劳，就要和贫下中农相结合，自己的身份那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员。

回到知青宿舍，我赶忙打一脸盆水，把棉衣脱掉，用水把脸和脖子洗干净后才开始吃午饭。时至今日我都没和其他知青透露当年我下粪坑刨粪一事。

打那以后，有的社员在背地里告诉我，队长和一些社员对我评价很高，说我虽然年轻，但仁义、能吃苦耐劳，干活从不偷懒（当地叫不藏奸）、尊长爱幼等。对于队长和社员的评价，我并没有在意，在日后的生产劳动中，我始终和社员们保持一致。

               第三节

     春日春耕锄垄忙

1969年的开春，正是春耕季节。当时在农村流传这两句俗语，第一句是：“庄稼活好学，头气难熬。”第二句是：“说自己行，那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必须要‘上趟子’遛一遛。”所说“上趟子”是指刨茬子、滤粪和秋季割庄稼时每个人要拿“一趟子”也就是六根垄。只要“上趟子”的活能顶下来，那你就是合格的“整劳力”。

在农村滤粪、刨茬子和割地这三样农活，除割地外，其他两样农活我都亲身体验过，而且干起活来不比社员差。

先说一说刨茬子。庄稼茬子可分苞米茬子和高粱茬子两种。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烧柴都不够用，所以刨下来的茬子还可以当做烧柴。我下乡那个地方，刨茬子都用小镐，每当刨一棵茬子后，攥在手里要用小镐头把茬子上面所带的土给磕下来，然后放在一堆。那时我们生产队的地垄一般都在1至2里地长，每天一人拿一“趟子”，一天是刨不完的，第二天再接着刨。那时我队打头的叫杨占才，他不愧是打头的，对于农活是样样精通，从扶梨点种，秋收打场，一般社员都不能和他相比。但这个人心眼不太好，有时故意刁难我们知青，在刨茬子时，自顾往前刨，（俗称干活毛了）他故意把我们知青落在后面，然后他到地头后看我们的笑话。集体户的三哥才立彬，人即聪明干活又有诀窍。每天刨茬子从不落后，有时自己的一“趟子”刨完后，还经常去接替其他落在后面的女知青。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没有钟表，所以每天出工收工全凭看日头，这种现象当时在东北农村很普遍，我们生产队在出工时都要由杨打头敲钟为号。

记得有一次刨茬子时，我还经历这么一个笑话。（有关细节我已在回忆录‘知青生活趣事’里面有详细叙述。）那是1970年的4月初的一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三哥才立彬叫醒，说是生产队的大钟早已敲过，让大家快起来。我紧忙起来穿好衣服，随后拿着刨茬子的小镐睡眼惺忪地来到屋外。

此时皓月当空，满天的晨星在不断地闪烁，大地被月光照射的如同白昼一般。我影影绰绰的看见社员们正三五成群匆匆忙忙地往地里走，等我们知青赶到时，打头杨占才早已在那里等候。

杨打头刚要给大家分“趟子”，这时，刚刚结婚不久的高小六子的媳妇对杨打头说，今天刨茬子是不是来早了？随后把自己手上戴的手表递给他看，等杨打头看过手表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手表指针正好是2点15分整。杨打头跟大家解释说，他今天一觉醒来趴在窗户往外一瞧，看见外面一片雪白误以为是天亮了，随即就把上工的钟给敲响了，不曾想是月亮在作怪。社员们听他解释后，都骂他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这时有的社员把昨天刨下来的茬子拢在一起用火柴点燃，并围坐在篝火前取暖，还有的社员罚杨打头讲故事。就这样我们在地头休息近两个小时后，天才蒙蒙亮。

社员高耀华经常和我们讲，干农活没有几天力巴，只要肯出力，用不了几天就学会。刚开始刨茬子的那些天，我的手和其他知青一样，都磨起水泡。每到晚间，血泡都破了，流出的血水很是吓人也很疼，吃饭时手拿碗筷感觉疼痛难忍。经过一段的时间劳动，手掌上的血泡逐渐消失，慢慢地就形成很厚的老茧。在不到一年时间的劳动锻炼，农村的各种农活我基本都熟悉和掌握，那时我在生产队里也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整劳力”。

再说一说滤粪，冬季在粪坑里刨下来的农家肥运到黄豆地里，按每“趟子”间隔十多米放一堆，经过开春气温回升，农家肥已经转变成一堆黑土。滤粪时每个人拿“一趟子”，当时种黄豆也叫做“扣黄豆”。当犁杖把式赶着马拉着犁杖在前面翻地，我紧跟在后面用铁锹把粪箕子装满粪后，左手拿着铁锹，右手拎着粪箕子跟随着犁杖一路小跑，手里的粪箕子还不断地顺着翻出的垄台上滤粪，在我的后面有一位社员再往地上“滤黄豆”（撒黄豆种子）。翻地的犁杖走的很快，所以滤粪时要紧跟犁杖走，绝不允许拉后半步。

由于春季风大，用粪箕子滤粪时，大风把粪土吹得满天飞舞，没等干完活，满身满脸都是被风刮的粪沫。所以说，滤粪是最脏最累的农活，一般社员都不喜欢干。那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所限，没有秋衣秋裤，所以我和社员一样，春季种地时都穿着棉裤和棉袄。尤其我是好出汗的人，每当在地里干活时，浑身上下都在出汗，汗水在衣服里面裹着，（俗称抓蛤蟆）干起活来非常难受。那时自己还是年轻的缘故，这些困难并没有困扰我，每天干起活来，还是那么的起劲。

种子下地后，当小苗从土壤里钻出来，沐浴着阳光茁壮地成长，这时垄台上的草也跟随小苗一起长。那时的农村还没有除草剂，还是用锄头锄草。每天天刚亮，打头杨占才就敲钟，召唤全体社员下地锄草，等干完两个小时的活后，再回家吃早饭。那时地里的草好像永远锄不尽，每年的开春到夏季都要锄三遍草，而且还要“放秋垄”，就是当苞米或高粱涨到一人多高时还要再铲一遍地。当年锄草要数锄麦子是最轻巧的活，只要用锄头在垄台两边各一搂一遍即可。但在麦苗间隙的草就不好锄掉，还要用人工蹲在垄沟里用手薅草，这样的活虽然不累，但在地里蹲上一天还是很遭罪的，一般男劳力是干不了的。所以每当在麦子地薅草时（也叫薅麦子），都是队里组织妇女干。

铲地比较难的“技术活”要数给高粱和苞米苗“开苗”，就是按一定的间距留一颗主苗，用锄头尖剔除多余的苗，“开苗”时注意力要百倍的集中，稍有不慎就会铲掉主苗。那时铲地最最难的还是要数铲黄豆地，因开春种黄豆时，都是用人工点种（滤豆子），所以黄豆苗出土后都比较密，用锄头除草时比较费力，那时我们管锄黄豆地里的草也叫“拨拉豆”，草都长在黄豆苗的中间，还要用锄头尖在黄豆苗间左右的拨拉，剔除里面的草。锄草时一直在弯腰，还不能停下休息，否则就会落在后面。每天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劳作，到收工时累的腰都直不起来，等休息一宿第二天还要接着干。

当年在集体户曾流行这样一首知青歌曲，歌词大意是：“我是个知识青年，从长春来到梨树县，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锄头长又长晃过来晃过去，从地东铲到地西累得我趴在地，哎哟哟咬咬牙蕴蕴气，为了年底挣工分还得干呀！……”     

               第四节

     初秋场院忙归仓

转眼间到了1969年的9月。自从我下乡后在劳动中的表现，生产队长对我还是非常认可和信任的，所以派我去看苞米地，以防即将成熟的苞米丢失。那时我跟社员高成林是一班，当年高成林已年过花甲，此人个头不算高，但长着一头白发，眼睛虽不大但却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嗓音犹如铜钟一般铿锵有力，同时他对人特和蔼可亲，屯子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和他交流。可以说，高成林在屯子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会与他商量。由于高成林辈分大，在高氏家族中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习惯称他为三爷。

看苞米地每天干12小时休息12小时，虽然活不累，但时间较长，还好没几天我就习惯了。每天接班后，我和三爷手里各拿一把镰刀，围着苞米地四周巡查，到晚间也是如此。我和三爷每次巡查时，三爷都和我交流，他老人家虽然没文化，但说出的话都很在理。当年在三爷的眼里，我是一个能吃苦耐劳，非常仁义的一个小伙子。虽然我们爷俩在一起看地时间不算长，但我俩早已成为忘年交。三爷身上那种诚实、朴实、善良、豁达开朗等这些优点不断地感染了我，使我受益匪浅。

当年我们生产队95%都是高氏家族，但在那个年月，他们高氏家族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不管是谁当队长，都干不长远。我下乡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生产队曾换过五任队长，如同走马灯一般，这样一来社员人心涣散，每天出工不出力，所以我队的分值（按10分计算）逐年递减。1968年的分值：0.90元、1969年0.70元、1970年0.55元。那时我苦干一年，到年末扣除口粮钱，最多时才剩100多元。

按照当时国家给农村生产队制定的亩产指标：“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6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那时每亩产量达600斤（过黄河）那就得敲锣打鼓去公社革委会报喜。当年我们生产队的亩产基本都在350斤至450斤左右。我们生产队每年秋收后除交给国家的公粮外，口粮不分老少，每年每人定量520斤皮粮。

据现在有关资料记载，水稻亩产可达1500斤、高粱亩产可达1000斤、玉米亩产可达1800斤。和当年我们下乡时的亩产相比，那真的是天壤之别。我想这就是当年“大锅饭”的体制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滞后的恶果。

由于高氏家族内部派系的勾心斗角，高德林从1969年的开春，已不再担任生产队长职务。其实高德林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当生产队长更是领导有方。由他当队长的那一年，带领全体社员苦干加实干，实行科学种田，每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生产队在他的领导下，各个方面都做的井井有条，当年的分值0.90元，已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

高德林在高氏家族中排行老七，村子里的人都习惯称他为七爷。我们下乡的当天，就是七爷亲自带领社员贪黑去公社接我们知青，而且还把接待知青的工作做的十分细致周到和温馨。当晚，我们走进知青的房屋时，热气腾腾的饭菜早已做好等待我们。从打那一刻起，我就很佩服七爷并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在我的心目中，七爷对知青所做的一切，充分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形象，尤其是七爷当生产队长期间，帮助我们集体户解决不少在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知青都喜欢七爷的为人，闲暇时更喜欢去七爷家里做客，同七爷在一起聊天。

又一转眼，已经到了10月，也就是地里的庄稼成熟的季节，生产队的开镰战役打响了，全体社员总动员，要打一场秋收之仗。社员和我们知青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着收割庄稼。而此时的我，看地任务已经结束，生产队长又委派我去场院看粮食垛。当年的场院在我集体户的西南角，场院四周挖掘1米宽，1.5米深的深沟以防止家畜进入到场院内。

那时和我一起看场院的是原来的生产队长七爷高德林。自从我和七爷在一起看场院，我和他更是无话不谈。据七爷和我讲，他是初小文化，是在庄稼院里长大的，从小就下地干活，对于农村的各种农活他是样样精通。场院里的窝棚就是七爷亲自盖的，里面盘一个小火炕，四周和棚顶都是用柳木杆和秫秸搭制的，并且里外抹胶泥。冬季来临，不管外面有多冷，小窝棚里的火炕始终是热乎乎的。

看场院活虽然轻巧，但有一点我有些受不了，那就是缺觉。那时，看场院还有另外俩个社员，我们是两班倒（即看一天休一天），看场院当班是24小时不允许睡觉的。因我年轻的缘故，每当交班后，回到集体户，躺在热乎乎的炕上要睡上一整天。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场院里的粮食除交送公粮外都已入库，至此我和七爷也顺利完成看场院的任务。

第六章 春雁归来暖旧居

时光匆匆，转眼便到了1970年四月。春日暖阳洒满乡村田野，沉寂许久的集体户，迎来了久违的热闹。一天中午，我和几位男知青结束田间劳作返程，还未走进院落，就看见女户长带着几名女知青，忙碌着收拾庭院杂物，整理屋内陈设。

我心中满是疑惑，许久离散的女知青，竟然一同回来了。午饭时分，听大家闲谈交流，我才确认她们重返集体户，却并不知晓其中缘由。自从踏上插队之路，繁重辛苦的农活、陌生艰苦的乡村生活，再加上家里状况，让我性情渐渐孤僻内敛，沉默寡言，不擅长与人交心往来。

同在一个集体户，即便女知青们年纪都长于我，我也极少主动交谈、彼此往来。平日里迎面相遇，也只是低头淡淡一笑，简单示意，始终与人保持着距离，默默独处，安静度过日复一日的艰苦时光。

女知青归来之后，冷清单调的集体户生活，瞬间增添了许多烟火气息与温暖色彩。闲暇之时，男女知青相聚闲谈说笑，分享日常心事。我静静坐在一旁，聆听大家欢声笑语，积压心底许久的烦闷与压抑渐渐消散，孤寂低落的心情也慢慢舒缓开来。

老话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枯燥繁重的田间劳作，也不再那般煎熬难熬。男知青们个个心情舒畅，格外欢喜。原来在校时，大家本就是同班同窗，彼此相识相知，情谊深厚。久而久之，我也慢慢弄清了女知青往返辗转的缘由。

1969年八月下旬，女知青私自分家迁往十一队居住，是大队书记张富擅自做主安排，并未上报请示公社领导审批，属于不合规矩的私自调配。直到1970年开春，公社党委书记焦凤桐知晓此事，严厉批评追责大队书记，违规分家安排被迫撤销，漂泊在外的女知青，只能重新回到原本的集体户。

下乡岁月里，我学会了一首婉转悠扬的《春归雁》，歌曲为三四拍韵律，曲调轻快柔和，旋律悦耳动人。我时常拿着口琴练习吹奏，没过几日，便熟练掌握整首乐曲。歌声温柔绵长：飞呀飞呀转呀转，展翅飘飘归故乡，塞北江南不一样，如今不回江南去，北大荒永远是春天。

心中感慨万千，这般满载归期温情的歌曲，便是送给归来同伴最好的心意礼物。人间万般美好，终究不及故土心安。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家园好；金窝银窝，比不上朝夕相伴的简陋草屋。辗转漂泊，久别重逢，年少知青再度相聚相伴。

在贫瘠艰苦的黑土地上，我们一同承受劳作辛苦，一同熬过漫长岁月，彼此温暖扶持，相守相依。这片异乡土地，渐渐成了我们青春里，最珍贵温暖的故乡。

 第七章 “五八零”工地

第一节 去四平出民工

1970年4月30日的上午，我正在地里干活，新上任不久的生产队长高耀升来到我身旁，他和我说，大队给两个出民工的名额，他的弟弟高耀富和我一同去，并让我俩去大队找妇女主任报到，随后我放下手里的活和高耀富一同去夏家堡大队。

当我俩来到大队走进妇女主任办公室时，屋里早已站满出民工的社员。当妇女主任点到我的名字时，看我的体格不如其他社员长的壮实，并上下打量我直摇头：“这次出民工是到四平修铁路挖土方和挑土篮你的体格能行吗？”我当即回答：“我能行！下乡后农村的各种农活我都干过。”她对我笑笑又说：“你的个头还可以，但你的体格太单薄了，怕你干不了，要不然你先去干几天试一试吧！不行的话再换人。”我一听高兴地对她说：“我一定行！”最后妇女主任又和大家说：“这次出民工每个生产队有两个名额，咱们大队总共是22人，负责带队的姓霍（具体名字不记得了）是一名老党员是咱夏家堡子大队三队社员，同时他也是夏家堡大队党总支委员，这次你们出民工都要听从他的领导，这次出民工时间历时三个月，你们回去后各自到县粮库卖粮办理粮食关系，5月4日上午八点整准时到梨树县客运站集合，统一坐车去四平。”过完五一节，我和高耀富一起去县城粮库卖粮并办理粮食关系。

因为要出民工，所以五一节我又没能回家和母亲团聚，在走之前把我出民工事宜已写信告知母亲。5月4日在集体户吃过早饭后，我和高耀富各自扛着行李徒步来到梨树县城客运站。

在客运站的候车室里，我见到了那位姓霍带队的社员。据高耀富和我讲姓霍社员也就是40出头，他们互相间都认识。我仔细打量一下，就见此人个头不高，长得单薄，满脸褶子，看上去有些苍老，还有点水蛇腰，按现在的说法当年他长的有些“超前”。据高耀富和我讲，他在土改初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老党员，论资格比夏家堡大队书记张富还要老。但由于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所以一直在基层当一名普通的社员。在客运站候车室我刚和他接触，就觉得这个人平易近人，很健谈，说话态度和蔼，没架子容易接近。在日后的劳动中大家都习惯称他老霍。

我们一行人在老霍的带领下，同坐一辆长途客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四平。下车后我们一同沿着长大铁路干线路基下面一直往南走，大约走了近40多分钟的时间才来到目的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排排非常整齐的暂设工棚，完全是木制结构，屋顶是采用木板制作的人字屋架，采用油毡纸做防水，房屋四周全部采木板、油毡纸和席子来维护。

走进屋内，我把行李放在木板床上，此时我仔细打量一下我们的寝室。我们睡的都是单层通铺，木板床上铺的是炕席，下面是草垫子。屋子开间大约有6米多，屋子长大约有30多米，房屋山墙处各设一个门，屋内照明设施都很齐全。在我的床铺对面还有一趟通铺，看来屋子里同时住60多个人没问题。

我和高耀富的行李紧挨着，当我俩躺在床上正在休息聊天时，忽听外面有急促的口哨音，走到外面一看，我们大队的民工和其他大队的民工都在屋外的空地上站列一排，我俩也迅速站进队伍里。这时我用余光扫了一眼队伍，人数大约有百十来号人，整齐的站三排，按我的估计，我们这些民工相当于一个连的人数。

正在这时，在我们对面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队伍的对面。此人个头和我相仿，梳个分头面部消瘦，颧骨挺高，讲话有些卷舌但挺利索。据他自我介绍本人姓李，家住北老豪大队，是梨树公社指定委派的带队连长，（那个年代，各个地方厂矿都是军事化管理。）指导员则是和我们一同来的老霍。李连长和我们讲述住宿条例和劳动纪律，接着又给大家介绍一位工地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据李连长介绍，这位副总指挥姓安，也是梨树人，家住郭家店，是代表梨树县革委会前来参加“580”工地会战的领导。

会上，安副总指挥详细地给大家介绍了这次民工修铁路的重大意义。我们的工地之所以叫做：“580工地”，原来从大连到我们的施工驻地，按长大线铁路的路标看，那个路标正好是580公里。也就是说，从大连方向开来的列车行进到路标580公里处有一段是上坡，580公里的路标是这一段的最高点，从这个点开始，列车往四平方向走要经过很大的一个弯道后，才是下坡路。每当从四平方向开过来的货车出站时，后面要加一辆机车助推，不然的话一辆机车牵引则无法逾越眼前这道坡的。我们这次来，就是在原有铁路东侧距离300米左右的地方重新修建一条铁路，大约近4公里左右长。为施工方便，铁路工人暂时修一条临时专用线来运送土方。我们工作的位置是一大块洼地，负责从火车车厢上卸土，也就是“填方”。“挖方”（落坡）则由辽宁的民工负责挖土方后再装车。等新的铁路修好后，是笔直的，也没有坡度，每当货车从四平站发车时，再不用机车在后面助推了。

据安副总指挥给大家介绍，长大线起自长春，止于大连，全长700公里。原为1897—1903年沙俄在我国东北境内所建中东铁路的一部分（长春至大连段）。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改称为南满铁路。当年沙俄和日本曾两次出动民工数万人来落“580”的坡，但都不理想。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克服种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要在“580”工地来个大会战，打一场人民战争，争取“八一建军节”把礼献！

虽然“580”工地的落坡地段在吉林省四平市车站与辽宁省牤牛哨车站之间，但吉林省只有梨树一个县出民工1000多人，而辽宁省出民工的有：昌图、铁岭、开原、法库等每个县近4000多名民工，这样，“580”工地上的民工达一万多人。每个县出一名带队的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则由沈阳铁路局一名领导担任。

当年的“580”工地的后勤保障工作做的相当到位，以每个公社为单位（连），食堂后勤人员先于我们提前到来，食堂的炉灶等一些用品准备一应俱全，我们来后即可就餐。

要说工地的伙食可比在集体户强多了，每人每天是一斤八两粮，每人按食堂发放的饭票打饭。每个周六晚上还改善伙食，每人三个猪肉芹菜馅的发面包子。其他饭口儿，除高粱米饭外，苞米面窝窝头或者是苞米面发糕，隔三差五的还有白面馒头吃。刚来时正值五月初，那时还不时兴蔬菜大棚，大地的蔬菜还没有下来，所以我们每天每顿吃的菜就是一碗小白菜汤。等夏季来临，各种蔬菜一应俱全，食堂调样做。

按照“580”工地指挥部的规定，每个民工日工资是1.57元，其中给各自的生产队每天上交0.50元，生产队给记10个工分，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0.60元，剩余的0.47元就是个人的零花钱。当初所有民工对于这个规定还是很满意的。

 第二节  铁轨旁的师徒情

我们来到工地的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就听见口哨声急促地响起，大家紧忙到外面集合。这时，只见带队的李连长，手里拿着花名册在点名，被叫到名字的人出列，十人为一个班组，由一名铁路工人也就是班长带走。当时我和高耀富分在一个班，我班其他成员都是夏家堡大队其他生产队的社员，另外还有两名小伙子，一名姓史，另一名姓安，他俩是同班同学应届初中毕业生，俩人都住在郭家店。在后来的工作中得知，那名姓安的小伙是我县副总指挥的儿子。令我高兴不已的是，在我们班还有一位叫于洪海的，他是我校一年级夏家堡大队2队集体户知青。我们的班长是铁路大修段的职工，据本人介绍，他叫于生海，42岁，家住辽宁普兰店。是参加大修段近20年工龄的老工人。于师傅身高在160公分左右，四方脸，平时就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样子，特容易接近，性格特开朗，讲话时带一口辽宁口音。

我们10人在于师傅的带领下来到施工现场。我看到临时铁路线从四平方向已经铺设到我们所工作现场的大洼地。这时，运土的车皮还没有到，于师傅让大家都坐在草坪上休息，并和我们讲，卸土的工作是三班倒，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休息日，今天我们是白班，从早上八点接班至下午四点交班，以此类推。车皮不到，我们就坐在现场等待，不允许随意回宿舍。于师傅还强调，不管是刮风和下雨，只要是运土的车皮到达现场，就要把车上的土给卸完，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性质。日后，我还从于师傅的口中了解到沈阳铁路局大修段的工作性质，其实大修段顾名思义就是给铁路大修。

当年的牵引机车都是蒸汽机，一般的旅客列车都是由三个（左右）动轮蒸汽机车牵引（也有四个动轮的），货车则由五个动轮机车牵引，每节车厢载重量是60吨，可同时牵引60节车厢。那时所用的枕木都是木材制作的，有红松、黄华松、柞木等，枕木要在工厂经过沸腾的沥青浸泡防腐等工序处理后，方可出厂。但由于枕木是木质的，当道床中道砟破碎的粉末和施工时道砟中混杂的粘性土，或因风吹、水冲将泥土带入道床，以及列车的煤灰等与道砟混合在一起,造成道床不洁,填满了道砟空隙，形成了不透水层，造成排水不畅，出现翻浆冒泥现象，后续会造成道床板结，弹性下降，减震效果变差，所以要进行道床清筛（抠筛）。

于师傅他们常年的工作，就是在铁路线上维修铁路，把路基的砟石抠出来，用铁筛子把粉尘筛出来后，再把砟石重新放回枕木与枕木之间，这就是清筛。可见劳动强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无论是日晒雨淋，只要是有任务，他们就奋战在铁路线上。那时的铁轨长度都在12.50米或25米两种，如需要更换铁轨的路段，大修段的工人师傅利用专用手压千斤顶和特大的扳手拆卸旧铁轨，再由十好几个人抬着一根铁轨来进行更换。而且当他们工作清筛或更换铁轨时，是有时间性的，由沈阳铁路局下达指令，所经过的列车都要停在车站里待避。在指定的地点，指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任务，可见于师傅他们工作的性质和部队军事化管理如出一辙。

由于工作的性质，大修段的工人师傅们，无论是酷暑严寒，为保障火车顺畅通行，每天每日奋战在火车线上。一年四季常年在外工作，平时是不能与家人团聚。

听了于师傅的一番介绍，我对铁路大修段的工人师傅们肃然起敬！他们这些人常年在外劳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感染我，给我日后人生的旅途中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所以他们是最值得我敬佩和学习的一群人！

近年来，我国的铁路事业建设突飞猛进，由当年的柴油机车取代蒸汽机车，由电力机车代替柴油机车，由动车组和高铁列车代替原有列车。铁路列车不断提速，大大的方便了我国人民的出行。原来的铁路铁轨25米长一个接缝，坐在车厢里总感觉有些颠簸。现在的铁轨经过焊接后，每根铁轨大约500米长才有一个焊接缝，所以现在坐在车厢里根本听不到颠簸声。现在的枕木都是预应力混凝土制作的，不但抗腐蚀而且使用周期长，铁路路基再不用铁路工人定时清筛了。现在铺设铁路全部采用铺轨机，又快又省力。我深信，现在的机械化把当年沈阳铁路局线路大修段的工人师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给解放出来，以前那种艰苦地劳动场面将永远一去不复返。

在于师傅的身上，映射出当年他们这一代铁路工人为祖国乐于奉献的精神，无论是从劳动强度还是从家庭生活方面，在他们身上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但和于师傅还有他的工友们接触后，给我感觉，无论是工友之间还是与领导之间，在任何场合，他们不分彼此，相互间在开玩笑，我看到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无时无刻的在激励铁路大修段每一个工人师傅。

给我感觉他们在工作中都是多面手。就拿我们民工住的宿舍来说，那一排排的暂设房都是于师傅和他的工友们亲自搭建的，从外观和质量看一点不亚于专业水准。我们住的地方是辽宁地域，地处丘陵地带，没有树木，遍地是荒草。于师傅和他们的工友利用业余时间把一大片荒地给开垦出来，并种多种蔬菜，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

在日后的工作中，于师傅还告诉我们，在他们的食堂旁边，还搭制一个简易的洗澡堂子，工人每天下班后都会在澡堂子里面洗澡冲凉。出于好奇心，一天闲班，我和高耀富一起光顾铁路工人的澡堂子。就见在一个暂设房子里的地面上，有一个用红砖砌筑而成，里外用水泥沙浆抹制的近20平米的洗澡池子，我用手一模池子里的水，别说还挺热。当时在池子里面洗澡的工人寥寥无几，我问一位洗澡的工人师傅，热水是从哪里来的，只见那位师傅冲我笑笑后并告诉我，在水池子的中央有一口特大号的大铁锅，下面用火烧，所以池子里的水就是热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高耀富二人经常光顾铁路工人的澡堂子。

洗完澡后，我俩还特意去参观铁路工人的住处。原来他们的宿舍不是房子，而是流动的车厢，大约有二十多节经过改制过的车厢，全部停靠在长大干线下方的铁轨上。据于师傅讲，这一列车厢是经过长大线才来到这里的。在长大干线的下面铺设铁轨后，被机车牵引下来，等工程结束再用机车把车厢牵引上去。这辆“专列”就是铁路工人的家，平时吃住他们都在车厢里面，每人有一个卧铺，和其他列车一样也有餐厅（食堂）供工人们就餐。每到一处施工，铁路工人师傅就随同“专列”一起前往。只可惜当时我没有机会到车厢里面参观，凭我的想象，住在里面一定会比我们的暂设房要舒服的多。但和他们各自的家来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不仅参观了铁路工人的蔬菜园，还体验了澡堂子，又亲眼目睹了工人师傅们居住的流动“专列”车厢。此刻我完全被铁路工人那种积极向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我深深地佩服铁路工人是如何面对人生，如何笑对生活，如何享受生活的。那个年代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我的心目中，沈阳铁路局线路大修段的工人师傅们，代表了那个时代伟大的工人阶级，他们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可爱的人！

第三节  卸黄土与跳蚤咬

我们头一天到达施工现场，因辽宁的民工装运土方的车皮一直没有到，所以我们白班的民工在地上坐等一天。还好，这一天于师傅给我们介绍了铁路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同时也加深了我对他们工作性质的了解。

第二天的工作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早上八点我们准时接班，到达施工现场不久，只见一列装载黄土的平板车在后面的机车推动下，缓缓地沿着临时铺设的铁路线驶来。等列车停稳后，在于师傅的指挥下，我们打开车厢两侧的车门，首先在车厢下面用铁锹卸土，等车厢板有余地的时候都站到车厢上卸土。当我们卸完黄土的列车刚开走，大修段的铁路工人手执铁路专用千斤顶，分列在线路两侧，用千斤顶把铁轨连同枕木一同顶起，这时我们所有民工在铁轨的两侧用铁锹把黄土戳起，放进铁轨的枕木下面。随着黄土在临时铁路线上不断填充，路基也随之在增高。天长日久，我们工作的大洼地被黄土填充很高的大黄土堆。那时我们每个工作日，最多能卸三车皮黄土，给我感觉工作不算累，比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强多了。

大修段的工人师傅，每天给我们烧开水，水桶里面放茶叶和白糖。那时正值夏季，天气燥热，干起活来一身汗。于师傅和我们讲，喝茶叶白糖水不但解渴而且还防暑。说心里话，我自打下乡以来还是头一次享受这种待遇。据于师傅讲，每逢夏季，按劳保条例，都是要在工地上给铁路工人喝防暑茶的。

那时在生产队每逢夏季在地里干活时，队长会指派半拉子去井里挑水给社员们解渴。当时我还在想，这就是工人与农民的差距。

我们刚来时，由于暂设房屋潮湿，床上滋生许多跳蚤。每到晚上跳蚤集体出动来袭扰我们，有时睡到半夜会被跳蚤咬醒，等第二天一早起来，每个人身上被跳蚤咬的大包比比皆是，后来铁路工人师傅曾来宿舍几次喷洒敌敌畏，跳蚤这才踪迹皆无。

由于我们驻地所处荒野，夏季来临，屋里屋外的蚊子更加凶猛。每天睡在暂设房里有近60多名民工，屋里总是乱哄哄的，像个自由市场，而且汗臭味布满整个民工的屋子，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习以为常。房顶是利用房薄板和一层油毡纸铺设，所以只能起到防雨不能防暑。白天，太阳一晒，屋子里始终像个大烤炉，躺在床上浑身都是汗水。那时自己还是年轻的缘故，每到晚上躺在床上很快就会进入梦乡。

其实这些困难并没有干扰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我每天的心情要比在集体户时好多了。我们的工作是三班倒，但最难熬的是半夜12点接班。那时刚刚睡着，就被急促的口哨音给叫醒，每次我都是睡眼朦胧的来到外面，当大家站成一排后，再由带队的李连长把我们带到施工现场。

 第四节  闲暇时逛四平城

由于工作是三班倒，所以我们休息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有时下夜班后，我就和几个民工去四平游玩儿，从我们驻地到四平有6里多地。那时给我印象的四平市东西长，南北短，市区分铁东区和铁西区。当年的铁西区的英雄公园我曾光顾过，在远处就见公园的大门破乱不堪，已经年久失修，公园内杂草丛生，甬道被树叶和尘土给遮盖的分不清哪里是路。进入公园不远处有一座四平解放初期修建的英雄纪念碑，早已年久失修，多处出现破损，公园内几乎见不到游人。

1974年四平市革委会在吉林省革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英雄公园重新修建，英雄纪念碑也重新修建。不到两年的时间，焕然一新的四平英雄公园呈现在四平人民的眼前，同时这里也是四平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那时经常听人们在议论，四平是一座英雄城，在解放四平的战役中解放军牺牲过许多战士。打四平战役时，解放军曾四进四出，所以四平叫英雄城。四平在解放战争中，四平当初处于何战略意义，具体的细节我还是在后来的资料中有所了解。四平是东北的军事重镇,在解放战争期间,四平战役名闻中外,被外国记者称为“东方马德里”。

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国共双方先后调动了大量兵力,在四平展开四次大战役：第一次是四平解放；第二次是四平保卫战；第三次是四平攻坚战；第四次是四平战役。在这几次战役中,双方共投入兵力40万人,累计战斗52天,国民党军队5万多人被歼灭,我军也牺牲了3万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战四平”，“四战四平”不仅解放了四平,对全国解放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四平又被誉为"英雄城"。

那时只要是闲班休息，我和几个民工就会到四平闲逛。由于年轻好胜的缘故，我们把四平东西两个方向都曾用步子量过，当时也并不觉的累，每次回来时，都接近晚饭时分，也从未耽误接班干活。

当年“580”工地指挥部，在政治宣传工作方面做的比较好，指挥部在沿线工地和民工宿舍附近都设有广播喇叭，每天有广播员按时播报工地施工快讯，还有各个工地业余通讯员随时报道工地出现的好人好事，另外还播放一些宣传鼓动的文章，经常利用广播播放一些革命歌曲来丰富民工的业余生活。每个周末的晚上，指挥部专门组织播放露天电影。其实当年工地的露天电影和全国一样，也就是“八个样板戏”，另外还有几部军事题材和战争题材老掉牙的电影，但我们每次去看电影时，前后银幕前都坐满了人。虽然这些影片我都曾看过数遍，但每一次观看都显得津津乐道。

“580”工地原计划工期是三个月，虽然工地民工实行三班倒作业，但由于土方的工程量之大，加之在施工中遇见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在三个月完成通车任务，比登天还难。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领导们都好大喜功，“580”工地指挥部的领导也是如此。

到“八一建军节”这一天，工地上下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工地所有民工放假一天都聚集到指挥部前开庆功大会，沈阳铁路局有关领导到“580”工地参加通车现场剪彩仪式。当时我看到有一辆蒸汽机车牵引近20节车厢，每节都是载重30吨的平板车厢。蒸汽机车的车头上悬挂一只特大的红花。彼时沈阳铁路局的领导刚刚剪完彩，鞭炮声锣鼓声人们的呐喊声响成一片。广播喇叭里的播音员高声呼喊：“‘580’工地顺利通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在列车通过的一刹那，锣鼓声戛然停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机车，只见机车牵引着轻载货车，正在缓缓地在我们眼前通过，火车的运行速度始终和人的步行保持一致，其实在场的所有铁路领导和我们一样心里都明镜似的。列车在我们眼前慢慢地，缓缓地顺利通过，过了很久很久，前方终于传过来信息，说此次列车顺利运行到长大干线上。此刻在场的每一个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70年“八一建军节”这一天“580”工地顺利通车。现在看来简直是一场闹剧，可在那个年代，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虽然“顺利通车”了，“八一建军节献礼”了，闹剧也结束了，可工程尚未结束，我们这些民工每天还奋战“580”工地上，辽宁的民工每天“挖方”装车不止，我们梨树的民工每天卸车“填方”不止。

就在“580”工地正常恢复施工不久，一天夜里突降暴雨。我们是早8点上班，等我们吃完早饭接班时，大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没走进工地，就见远处有一辆蒸汽机车横卧在高高的土堆下面，走近时看到机车还在呼哧呼哧冒着白烟喘着粗气，在机车周围有不少铁路工人用木板和席子把机车遮挡起来。于师傅告诉我们，遮挡事故的机车，就是避免长大干线国际列车上的外国友人看见，同时也是避免国际影响。机车出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昨夜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所致。

原来，昨天夜里那一班的民工刚刚卸完列车上的土，暴雨突然袭来，雨停后打旗的小刘师傅站在机车的尾部指挥机车与列车挂钩，当机车距离列车不到10米远时，就见机车车身向西倾斜，此时的小刘师傅见状赶紧跳下机车，就见机车横着铁轨缓缓地向西方向倒下，并滑倒在高高的土堆下面，好在机车始终没有翻，里面的司机、副司机还有小烧三人都无大碍。

由于暴雨突袭，雨水把新建的黄土路基浇的都下沉了，此时机车再不敢前往挂钩，铁路工人正在积极抢修临时铁路，我们在施工现场又坐等一天。

不日，我看到铁路工人把铁道线铺设到出事故的机车旁边，顺着新铺设的铁道下来一辆铁路专用大吊车，把事故机车吊起来缓缓地放在铁轨上后，又把机车给牵引走了。

当年我在“580”工地现场，看到机车从翻车到铁路工人抢救机车等一系列过程，又一次让我亲眼目睹了铁路工人的聪明和睿智。

 第五节  生死一瞬的惊魂时刻

在“580”工地施工中，我还亲眼目睹了一起铁路交通肇事。那天我们也是早晨8点接班，梨树县叶赫公社的民工是下夜班。他们在回宿舍经过长大干线时，下线正巧在经过一列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出于好奇，大部分民工都站在铁路上线的路基下方观看，有一位民工为了看的更清晰，竟然站到铁路上线的枕木上，不曾想这时从四平方向的拐弯处突然有一列旅客列车疾驰而来，路基下面的民工见状不好，赶紧高呼：“火车来了！赶快下来！”然而为时已晚，列车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机车的车头把那位民工撞出很远，死死地抛在路基的下面。列车缓缓地停下，火车司机和列车长先后来到民工面前，只见这位民工倒在地上已经七窍流血，早已没有生命体征。这时我看到司机师傅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列车长见状急忙把司机拉起，让他赶紧去开车，并告诉他火车事故有铁路专门负责人出面处理，和他本人没关系。此时火车司机似乎听懂了列车长的一番劝解后便爬上机车，火车吐着白烟在急促的汽笛长鸣声缓缓地开走了。

事故发生后，工地指挥部的领导拿来一套暂新的工作服，让几个民工帮忙给死者穿好，铁路有关部门又买来一口棺材把死者给成殓。我们在指挥部的领导主持下，给那位民工隆重的召开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指挥部的领导一再强调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让大家要引以为戒，今后在工作中要时刻注意安全，路过铁路时千万要注意瞭望。

后来听说那位民工下夜班后要赶着回家去相亲，不曾想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辜地葬送在“580”工地，因此这位民工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2岁。

就在那次事故发生后不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遇见第一次险情。

记得那一天刚刚吃过午饭，我和同班的知青于洪海一起往工地走，我俩肩并肩顺着铁路的上线，脚踩着枕木沿着工地的方向边走还边聊天。在我俩身后100米处就是个很大的一个弯道，当时正有一列货车疾驰地拐过弯道，正悄无声息的在接近我俩。此时我俩还沉浸在说笑之中，并未听到火车的声响，可能司机师傅早已瞭望到我俩，火车在减速的同时，便急促地拉响了汽笛，火车的呼啸声和汽笛的嘶鸣声同时把我俩给惊醒，我回头一望，火车正在逼近，我赶紧伸出左手拉住于洪海的衣襟，当我俩同时跳到路基的下面时，列车风驰电掣般的从我俩身边呼啸而过，列车瞬间经过时所夹带的飓风几乎把我俩给掀倒。刹那间，我浑身在冒冷汗，一屁股坐在铁路下面的草坪上，好久好久才喘上一口气。那次的遭遇真的是化险为夷，当时我俩还相互勉励今后过铁路时千万要注意安全。

第二次险情发生在8月中旬的一天。那天下夜班刚吃过早饭，我提议要去四平玩。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高耀富、小安和小史等6个人，我们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在路基下方走着，我们走的地方正是上坡，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大弯道。正在这时，在我们身后面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不大功夫，驶过来一列火车，虽然是辆空车皮，但列车行驶在坡路上显得非常缓慢。这时我提议，咱们也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一样扒火车，这样到四平就不用走了，他们几位听后都表示赞同。那时的我出于年轻好胜，我说你们先在下面等着，我上去后你们再上。彼时火车十分缓慢的在我身旁经过，我紧跑几步，右手抓住货车上的爬梯，随着火车往前跑，我奔跑的速度要大于火车，此刻我的大脑产生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想抬右脚踩货车下面的脚蹬子，当跑到近10多米距离时，我猛然清醒，右手撒开货车爬梯的同时，随着火车的惯性又往前跑出好几米后才停住脚步，此时列车一节一节的还在我身边哐当哐当地经过。我站在路基下面不断喘着粗气，心里砰砰地直跳。这时高耀富他们几个人一同来到我身边，我连连摆手，阻止大家不要再扒火车，真的是太危险了，咱们还是步行去四平。

在我的人生中所经历的这两次险情，使我终身难忘。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还会有些后怕。“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应该就是对当年的我真实写照吧！

  第六节  扒火车的知青岁月

在集体户时 ，我就曾经听说过知识青年回家探亲没钱买火车票，混进车站上旅客列车逃票的事，还有的知青扒货车回家。我还听说曾经有两名上海女知青，下乡插队在吉林延边一带。1970年的春节前集体户放假回家，由于没有钱买火车票，她俩扒上一列开往长春方面的货车，当时货车拉的都是原木。临走时集体户还发给每个知青探亲回家的口粮，她俩各拎着一个装粮食的面口袋，还捎带一些东北土特产，坐在装原木的货车后面。那时延边的气温已经达到零下30度左右，由于她俩并不知道火车啥时候能停下，也不知道火车到达长春需要多少时间。等这列火车到达长春站时，被检修的铁路工人发现，只见她俩站在车箱的后面，一动不动，各自的双手插在装粮食的口袋里，此时俩人早已冻僵冻硬，没有一点生命体征。

当年回家过春节时，母亲还曾和我提及过这件事，当时母亲还特意提醒过我，回家时千万不要扒货车。

当年知青所处的环境及其恶劣，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不曾了解。其实人都是有脸面的，知青也是如此。他们扒货车，逃票那也是迫不得已，那时有谁去了解知青们的生活状况？有谁清楚知青们的困境？又有谁去帮助知青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当年的老三届知青们一锅端，都推给农村，而当地各级政府各级组织疏于对知青们的管理，可以说对知青放任自流。那时，还有不少集体户的知青，由于所在的生产队分值低，干一天的农活，竟然挣不到一角钱，到年底分口粮时，生产队的社员不但要吃国家的“返销粮”，而且知青一年的劳动所得竟然不够买口粮的，还要回家向家长要钱。

记得1972年（那时我已回城）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就因为自己的儿子下乡插队，知青在农村没有人管理，干一年农活，连口粮钱都赚不回来，还要家长给予补贴。李庆霖这才斗胆于1972年的12月20日提笔写信给毛主席，并向他老人家反应知青在农村的实际情况。

1973年的4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李庆霖回信，复信原文：“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26日”。

自从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一封信由《人民日报》公开后，从中央到地方对知青工作开始重视起来。记得那时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还是首要任务，每年都有大批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集体户的知青在农村都由各单位专门派一名专职干部负责管理，那时有个提法，叫做：“农村包单位、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职工子女所在集体户的房子都由单位负责盖，并且都是砖瓦房。那时，我在想，他们“这一代知青”可比我们“老三届知青”要强百倍。

知青扒货车和逃票一事，当年我也亲身经历和体验过。记得第一次扒火车回长春是下白班的一天，那也是自从来到“580”工地后第一次回家。那天吃过晚饭，我和知青于洪海二人一同来到四平货运站，彼时，那里已经有几辆列车停在那里等待发车，我俩来到一列货车的前方，当看到机车已经挂在货车上，而且机车的侧面写有“沈局春段”的字样时，我就知道那是直达长春的火车，但凡有机车的货车，那就是要启动了。随后我俩又来到列车尾部的守车，和运转车长商量是否能让我俩坐车回长春，车长看着我俩直晃脑袋。被拒绝后，于洪海和我说咱俩到列车的中间，那里都是闷罐子车厢，而且都是空的。等列车刚刚启动时，我俩同时爬上闷罐子车厢。我也是头一次坐货车，感觉很好奇，火车出四平站后，速度越来越快，我站在货车厢的门边往外观看，只见外树木和房屋在我的眼前刷刷地闪过，火车轮子与铁轨间哐当哐当地颠簸声，和车厢相互间的挂钩撞击声震耳欲聋，当时我俩互相说话都听不见。火车越加速轰鸣声越大，坐在车厢里好似骑在一条巨龙上，车厢在左右晃动的同时，感觉还在上下摇摆，刚开始我还很害怕，但经过一段时间也就适应了。不知火车究竟走多长时间，到达长春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俩跳下车厢径自向长春货运站的大门走去，别说，我俩竟然畅通无阻，临分别时约定第二天晚上5点30分准时到长春站坐长春至白城的旅客列车回四平。

次日的晚上，我和于洪海同时在长春站西道口铁路上见面后，便沿着铁轨向站台方向走去。彼时的长春站的站台两侧都没有工作人员看护。站台上已经有许多旅客在上列车，我俩顺利的混入车厢内。只见车厢里还有许多空座位，随便找个座位刚刚坐下，火车开始启动了。当火车即将进入公主岭站时列车开始检票，这时车厢内引起一阵骚动，只见有不少知青模样的男女青年急匆匆的在我们身边走过。当列车长检票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俩无票可检，列车长似乎看出我俩也是知青，态度还不算强硬，便让我俩去最前面那一节车厢参加学习班后再补票。来到前面的车厢时，看到车厢里面坐的都是小青年，一打听绝大部分是铁路中学的知青，他们都没买票，坐此次列车到白城返回集体户。

功夫不大，列车长已经检完各个车厢的车票，和一名铁路警察一同来到我们所在的车厢，面对车厢内高声喊道：“有补票的同学赶快来补票！”一连喊几遍，车厢里的知青们刚才还在吵吵嚷嚷的，此时却雅雀无声，都无动于衷的坐在那里，列车长见状也没有办法，只好拿出毛主席语录，给大家念上几段，让在座的知青表态发言要“斗私批修”“很斗私自一闪念”……就这样，在火车上的学习班，随着列车的运行，直至四平站也没有结束。

四平火车站的站台上早已灯火辉煌，列车长让所有知青下车后，到车站候车室里继续办学习班，随即我们这些知青都被撵下车。我和于洪海二人下车后，我用手拉着他一同朝前面的机车跑去，机车与列车刚好摘完钩，我俩同时站在机车后面打旗的位置。就见机车缓缓地启动，一声长鸣后便呼哧呼哧地向前方驶去。当我回头望见有不少知青也向机车方向跑来时，他们被站台的工作人员给拦下。这时于洪海问我这是去哪里？我告诉他，咱们坐的机车就到不远处的大转盘上，该机车是“沈局春段”的，到达四平后列车还要返回长春，至于咱们所乘坐的列车，要由白城方面来的机车牵引。于洪海听我的一番解释后，明白我刚才为啥下车后往前面跑的缘由。果不然，当机车行驶在一个大圆盘上时，我俩顺势跳下机车，不一会儿大圆盘一转，就把机车头转到长春的方向。

回到工地后，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还没等深睡，外面的哨音又响起，应该是午夜12点，我急忙起床来到外面，和大家又开始新的一天工作。

当工程进入8月末时，工地召开全体民工大会，向大家宣布，“580”工地的工程即将结束，工地所有民工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要在每个作业班组评选一名先进生产者。鉴于于洪海在我们班的一贯表现，和他的人缘，我们班组一致评选于洪海为先进生产者。当霍指导员把先进生产者的奖状送给于洪海时，大家见了都羡慕不已。没过几天，霍指导员偷偷的把我叫到屋外，从挎包里拿出一张写有张文革名字“580”工地印发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并告诉我，因我表现突出，又向工地多要一个名额，同时还告诉我，千万不要告诉其他民工。我接过奖状仔细的又看了一遍，心里很是得意。回到宿舍后，我悄悄地把奖状递给高耀富看，哪知高耀富看过后从自己的枕头下也拿出同样一张写有他名字的奖状，这时我们班组其他民工看见后，也纷纷拿出自己得的奖状。此时大家相互对视后，都很不自然的笑了，此刻，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第八章  等待抽调回城

第一节  工地传喜讯与落空

时间一晃到了1970年9月上旬的一天，当时我们班组正在车皮上卸土，这时就见工地通讯员来找于洪海，并告诉他，长春拖拉机厂来梨树县抽人，让他马上回公社报到并准备参加体检。我当时还在寻思，长春方面终于来梨树县抽知青了，我应该被抽调回城。这时站在一旁的高耀富对我说，你别着急，咱们生产队有名额那就是你的，你就放心在这里等待吧！我听高耀富这一讲，心里也就踏实多了。因我很自信，我在生产队里的表现队长和社员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要是有一个名额也应该是我的。

就这样，我在“580工地”工作到1970年的10月初，也不曾见到长春抽人信息。说心里话，我真的是等不及了，我便向工地的李连长和霍指导员辞职。那天和我一同回来的还有几位民工，他们都是急着回家抢秋收，另外还有指导员老霍。

走在回家的路上，从老霍的口里得知，“580”工地的剩余结尾工程大约还要干到年末。他在“580”工地期间，工作上始终和李连长意见不统一，俩人经常闹矛盾，所以不打算在工地继续干下去了，正赶上秋收季节，家里还有园田地需要收割，所以也辞职不干了。当我提及工地评选先进生产者一事时，他瞅瞅我一脸的苦笑，并摇摇头说那都是“580”工地指挥部领导们的意图，他本人只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回到集体户时，生产队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割完毕，那时我已无心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母亲来信询问我这里是否也开始抽调知青？看到母亲的来信，我更是心急如焚，因我知道母亲因身体原因早在6月初就在家里休病假，假如我能回城工作，母亲一定会把身体养的更好。当时就是基于这种心里，和家庭这种状况，我非常急需一份工作，来替母亲解忧，来扛起家庭这副重担。

在我从“580工地”回到集体户之前，我们集体户只分配到一个名额去长春拖拉机厂当工人，当时大家考虑到大哥岁数大，就把这个名额让给他，当年大哥已经22岁了。

那时在集体户里“蹲点助威的”还有几位知青家长，他们也是听说梨树县这边开始抽调知青，都期盼自己的子女早一些抽调回长春，所以每天吃住在集体户里等待抽人的消息，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看到他们的亲人来给自己的子女加油助威，我从内心感到有些失落。

我从工地回来没几天，大队又给我集体户一个补充名额，还是去长春拖拉机厂的。经集体户男女知青投票，一致同意六哥回城。但不知何故，等长春拖拉机厂抽调知青工作结束，六哥也没等到消息。后来听说他的名额竟然让公社一位领导的子女，也是回乡青年，但当做知识青年给占用了。

 第二节  “爹比爹”的年代

自从1970年的9月开始，吉林省各个厂矿到农村大批抽调知青回城，消息一经传开，所有知青的心里都跟长草似的，每天都没心思下地干活了，纷纷找门路托关系。由于突如其来的抽调知青回城，把所有知青的心给“抽散”了，兄弟之间的情谊给“抽淡”了。自私是人类的特有属性，那时每个人都在想，要是有一个抽调回城的名额给自己那该多好！

当年在社会上曾流传一句口头禅，也可称之为所谓的对联，很是盛行。上联是：“爹有能儿进城”，下联是：“爹无能儿无能”，横批是：“爹比爹”。当年此对联所比喻的社会现象一点儿也不为过。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时期，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爹比爹”三个字，不单单用在抽调知青上，在社会各个层面中早已渗透。

刚开始抽调知青返城时，知青家庭里有社会背景的人都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托关系、找门路，正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知青特招参军，有的知青上大学，有的知青进工厂当工人。那时我所在的集体户同样也受到了冲击，集体户里绝大部分的知青，都以各种理由远离让他们难以忘怀，却给他们各自带来痛苦和伤心的地方。

当今社会上十分流行一句话：“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而当年在农村并没有村长，但有大队革委会主任、公社革委会主任。这两级干部当年在农村那就是土皇上，他们中间有个别人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的亲属或子女在履历上大作文章。由回乡青年或返乡青年一律改为知识青年，从而钻各单位审批、审查不严的空子，并占用抽调知青回城当工人和上大学的指标，送他们自己的亲属或子女进城当工人或上大学。当年国家有明文规定，在农村无论是推荐上大学或招工，都是面向下乡知识青年，回乡或返乡青年一律不允许招收。

回想起刚刚来农村插队时，每位知青都纷纷表决心：“上山下乡插队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农村天地广，青年有作为！”“做一个新时代的农民！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等等一系列的豪言壮语，还没等付诸实践，竟然让抽调知青回城的浪潮所淹没了。

第三节  冷清的冬夜与送别

转瞬即逝，不知不觉又来到冬季。当年的知青宿舍人气十足，每逢晚饭后，我在屋里吹口琴或弹拨娱乐琴时，六哥和五哥等人总是在一旁随着乐曲手舞足蹈，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地高声歌唱，还有的知青在下象棋。那时我们知青各自的心情特舒畅，同时社员们也会三三俩俩地聚到我们这里。除聊天外，还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农业生产知识，还教我们如何干农活。那时屋子里经常会传出呜呜轩轩的喧嚣声，凸显了年轻人的朝气。而如今房子还是那座房子，屋子还是那间屋子，但早已失去了往日那种欢乐热闹的气氛，好似死水微澜，剩余我们几个知青，每天待在空旷、沉闷、冰冷的屋子里缄默不语，从面目表情看出，每个人的心情显得十分凝重。由于屋子里面四处透风和上霜，寒冷中渗透着凄凉。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在我内心深处又一次感到压抑，似乎喘不上气来，我的心情又一次回到冰点。

1970年的11月，梨树县开始征兵，九哥潘立春听说后和我商量想去参军，但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我对他说，集体户的知青该走的都走了，参军是你唯一的出路，九哥听后点点头。过后我陪他一起去夏家堡大队报名，经体检和政审合格后，九哥的入伍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12月末的一天，集体户的男女知青都没有出工，一起送九哥参军。

那天天气很冷，阴霾的天空中不断的在飘着薄薄的雪花，气温也在不断地下降。随着天气的变化，随着九哥参军即将离开，我再一次感到情绪低落，并烦躁不堪的和九哥一起走出集体户的房屋。当我看见九哥边走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从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对知青宿舍的眷恋时，我紧忙上前用手拉着他一同朝梨树公社方向走去。

此时，刺骨的寒风不断钻进我的脖领子里，不大功夫，我所戴的棉帽四周已行成一圈冰霜。我和集体户男女知青们冒着严寒，脚下踩着厚厚的积雪，一同把九哥送到梨树公社。当运送征兵的解放卡车启动时，我朝着九哥不断挥手致意，此刻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直至卡车远离我的视线，我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和其他人一同返回集体户。

在回来的路上，不禁让我想起头一天晚上九哥请我们几位男知青去梨树县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一幕。虽然“南征北战”这部电影已看过数遍，但由于是九哥请大家去观看，我也一同前往。那时，我还在想这是自从下乡后，算是和九哥最后一次聚会吧！

电影刚开始放映，坐在我身边的九哥便悄悄地把我叫出影院，说是要请我吃饭。当时我没有谢绝，随同九哥一同来到梨树县城路边的人民饭店。进屋后，九哥给我要来一大盘饺子让我吃，当时他坐在我的对面，脸上始终微笑着在看我吃饺子。我让他一起吃，可九哥摇头说自己不饿，不大功夫我就把一盘饺子给消灭了。九哥结完账，我俩肩并肩地又回到影院里继续看电影。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九哥请我吃饺子的那一幕，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自从九哥参军走以后，我不免又有些失落，下乡后我们班级四个知青中我和九哥相处的最好，我俩在一起时无话不说。那时的九哥天真活波、可爱、喜欢交流，并与其他知青相处的也很好。九哥在部队时还经常给我来信，讲述他在部队学习、军训、拉练和种水稻等经过。我给他回信时讲述生产队的情况，和集体户几位知青的现状。

 第四节  并户与新的起点

1971年的元旦，我和二哥去县城办事的路上，偶然巧遇和我一起在“580”工地出民工的梨树知青小刘，他告诉我，吉林省抽调知青工作暂时冻结，具体啥时间解冻还没有准信。我听他讲完后特沮丧，心想猴年马月我才能抽调回长春。

过完春节我返回集体户不久，女户长到大队开会，主要内容是，全大队集体户的知青经过几波抽调回城，现在各个生产队集体户里的知青所剩无几，为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大队要求并户，我们集体户原有的知青全部合并到夏家堡5队集体户。当时我们集体户男知青还剩有二哥、三哥、六哥和我，女知青有女户长等三名女知青，合计7名知青。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7名男女知青离开养育我们近3年的高家屯，临走时我还真的有些恋恋不舍。当社员们知道我们要走的消息，纷纷来到集体户门前给我们送行。

当年5队集体户知青大部分都抽调回城，还剩一男三女。来到5队集体户以后，我和他们一起劳动、生活，“三点一线”的知青生活模式将在5队延续。

 第九章  困调回城

第一节  接到家书急返长

1971年刚过完五一节，我便接到二姐的来信，让我火速回长春，信中并未说明原因，我回家的日期是5月5日。当天下午到家后，只见母亲一人在家。分别几日，她老人家的鬓角也长出不少白发，显得又苍老许多，看到母亲，我内心一阵阵酸楚。当母亲看到我时非常高兴！满脸微笑地告诉我：“家里正在给你办理‘困调’手续，我已经和长建一公司劳资科的领导说了，他们负责给开证明，证明咱家没有劳动力的情况，（我父亲生前是长春市第一建筑公司的职工）这回好了，你可以把户口办回长春了。”听母亲这么一说，我不禁苦笑，好像我马上就能回城似的。在这之前，二姐曾来信和我讲过，母亲想让我接父亲的班回城工作，但在办理接班手续的过程中，按国家文件规定，因我父亲去世的早，所以我不符合接班条件。这次母亲听说家里困难没有劳动力的，可以把在农村的知青子女办理“困调”回城，所以就让二姐去信让我火速回长。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便来到位于安达街的长春市第一建筑公司劳动工资科。劳资科的劳保办公室在一楼北侧的一个房间，我敲门后走进去，只见一位男性老同志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我报上姓氏名谁后，只见他满脸微笑的对我说：“正准备把你的材料发给你所在的公社，这下好了，既然你回来那你自己去办吧！我们单位暂时抽不出人来。”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给我看，只见信封写有梨树县梨树公社的字样，就差贴邮票了。我紧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份证明材料，上面写明我家的具体困难，家中没有劳动力，希望公社给予办理“困调”回城等事项。

经询问得知这位老同志姓周，叫周振林，是在劳资科主管劳动保险工作的。我拿着公司劳资科开具的证明，按照周师傅的一番嘱咐，我了解了下一步如何办里“困调”手续的程序。第二天告别母亲后，我就返回集体户。

第二节 贵人相助开路条

回到集体户后，我便马不停蹄的在办理各种证明。首先去生产队找队长开证明，然后去夏家堡大队、梨树公社。这些证明拿到手后，只剩下梨树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知青办）的证明还没有开，当时我真的有些发愁，我深知自己是个内向的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见生人面不但害羞，而且都不好意思张口说话，我长这么大，还没遇见这样的事情。此时，心里不免产生一种为难情绪。

这一天的晚饭后，我来到社员王金祥家里，此时他刚刚吃过晚饭。在这之前我俩聊天时，当他得知我家的境况，对我非常同情。因我和他家有类似相同的地方，因他是“梦生”，他还没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他一手抚养大。

他问我办理“困调”回城一事办的咋样了？我就把整个过程和王大哥讲述一遍。当他听到还差梨树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一个公章时，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当时我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即他和我说，他的一个表兄弟姓高，就在那里工作，而且就掌握公章大权，你去后把你的材料交给他看，如他不给你出证明，你就和他提夏家堡5队的王金祥。听完王大哥的一席话，我高兴的眼泪差点流出来。

第二天在集体户吃过早饭后，我便来到梨树县“上山下乡办公室”。敲门进屋后，只见有一位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椅子上在看报纸，我把此次来意向这位工作人员讲述一遍后，又问他贵姓，当得知他姓高时我心里就有底了。我递上一支建设牌香烟，同时又把我的材料递给他看，当他看过后直摇头，并对我说：“我们梨树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从来没遇见过办‘困调’的事。”此时，我壮着胆硬着头皮对他说：“高师傅，我是夏家堡子5队的长春知青，是和社员王金祥在一个生产队。”我的话音刚落，就见他瞅瞅我笑着说：“那好，我先给你开证明，试试看吧！要是不管用我也没办法，在这之前我这里可从来没有开过这类证明”。当我接过高师傅开具的证明时，心里又高兴又激动，我连忙谢过后便急冲冲地返回集体户。

当天晚上我又来到王金祥家，我把去梨树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开证明的事情和王大哥讲述一遍。王大哥听后笑着对我说，在他的亲属关系中，他和表弟关系最好，假如他真的不给你开证明，明天我找他绝对好使。那天晚上我和王大哥聊得很晚才回集体户。

第二天我又坐火车返回长春，下车后坐3路摩电在西朝阳路下车，我用一角钱买了两根冰糕（奶油雪糕），嘴里吃着冰糕，呼吸家乡的空气，想想自己就要成为长春人了，心里那个爽劲就甭提了。

自从下乡后，我便养成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我都会在西朝阳路摩电站下车，下车后都会买上两根冰糕，边吃冰糕边长长地吸一口空气，然后马上又吐出来，觉得这样才能释放和缓解自己心中的压力。

到家后，我把这次回集体户办手续的整个过程又对母亲讲述一遍。母亲听后高兴的对我说，我命里有贵人相助，此次办理“困调”老天爷也会保佑，你一定会办成的。

第二天，在我临出门前，母亲非要给我算一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看见母亲算卦。

第一次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去建设街副食品商店买菜，一不小心钱包竟让小偷给偷去了，那是母亲用黑趟绒布亲手缝制特别精致的一个钱包，当时母亲既心疼又着急。回家后把房门关好，拿出个生鸡蛋在我家平时用的玻璃镜子上用手一转，而且口中还念念有词，只见生鸡蛋在镜子表面打几个转后竟然立起来了。当时母亲还对我说，只有熟鸡蛋才会立起来，这只生鸡蛋能立起来，看来钱包是找不到了。

而这次母亲给我算卦竟找来四根筷子，母亲和我分别左右手各拿一支，然后四根筷子头相対在一起，这时母亲嘴里还念念有词。母亲把筷子称作“筷神”，母亲念的啥口诀我不曾记得，当我和母亲分别握在手里的筷子同时缓缓地往外挣时，就见母亲嘴里不停地念口诀，最后我和母亲手里的四根筷子完全挣脱了，此时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高兴的对我说：“儿呀！‘筷神’说了，在你的后面有贵人相助，‘困调’一定会办成的。”我随即问母亲：“真的能办成吗？”母亲肯定地点点头。事后我对母亲算的卦还是半信半疑。

我和母亲打过招呼后，首先我去居民组组长赵婶家，我把在农村开具的证明递给她看，赵婶对我说，那些证明不用看，你家的具体情况我都清楚，说着就给我写证明并盖上了印章。之后我去八委居委会李主任家开证明，接着又去朝阳区清和公社开证明。第二天的上午，又去我的母校长春市第十七中学开证明。说心里话，开这些证明时我都是硬着头皮，壮着胆去的，但确实都很顺利。当时我特别高兴，心里一直在想，母亲给我算的卦还真挺准，看来“困调”回城是大有希望。

下午，我拿着这些开具的证明来到长建一公司劳资科周师傅的办公室，当我把这些材料递给他看时，他笑着对我说，你办理“困调”的事情已经转交后勤科的隋军隋师傅，你可以直接找他。

在三楼的办公室我找到了隋师傅，只见隋师傅个头很高，面部有些消瘦，但态度非常和蔼，每当说话总是乐呵呵的，给人感觉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当我把自己办理“困调”一事和他讲述一遍时，隋师傅听后又仔细看了看那些“困调”证明材料，然后对我说：“你的证明材料都很齐全，你把这些材料送到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吧！”隋师傅又对我一番嘱咐后，我便带着这些证明材料，来到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三楼。

当年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办公楼在西安大路与清河街交汇处，现在是长春市地税局发票管理所所在地。

我敲门进屋后，只见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坐在办公桌的后面，经询问得知她姓杨，是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主管。随即我把所带来的“困调”证明材料递给她，当她看完我的材料后对我说：“你的材料我不能收，长春市关于知青‘困调’回城一事暂时冻结，长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正在开会，具体何时解冻现在还不好说。”闻听此言，我就是一愣！好似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下，当时心里就凉半截，半天没缓过神来。

回到家后，我对母亲说：“您算的卦不是说有贵人相助吗？现在长春市办理‘困调’都已经停办了，看来是没希望啦！”当时母亲看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不断鼓励我，你相信妈的话，“筷神”会保佑你的。此时我心烦意乱，母亲和我说的话，根本没有听进去。

第三节 峰回路转终获批

次日，我又来到隋师傅的办公室，恰巧那天是星期六，机关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扫卫生。当时隋师傅穿一件蓝大褂正在擦窗户，他看到我后，便放下手里的活。当我把去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经过说给他听时，不曾想他听后竟然笑起来，随后对我说：“朝阳区的好办，你把材料交给我吧！咱们公司有个叫徐子仁的是二工区的木工，他被借调到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帮忙，我把你的材料交给他，他一定会给你办的，下星期你就来我这里听信儿。”听隋师傅讲完我显得很兴奋，嘴里还不断地说：“隋师傅谢谢您啦！谢谢啦！”

回到家里，我把隋师傅如何对我说的又和母亲述说一遍，母亲听后笑着对我说：“你妈我算的卦还是挺准的，你就在家听信吧！贵人一定会帮忙的！”听完母亲的一席话，我觉得“困调”似乎有希望！

星期三的一早，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隋师父的办公室。隋师傅笑着对我说：“我把你的材料交给徐子仁了，他答应给交上去，你就在家里等着听信儿吧！”我说：“我想返回集体户可以吗？”可他信心十足的对我说：“你就在家里听信儿，你‘困调’回城的事一定会办成的。”听隋师傅说的这么坚决，我的心里似乎有了底。

回家后，我把隋师傅和我说的话，又和母亲复述一遍。母亲也同意我在家等待消息。就这样，隔三差五，我就去隋师傅的办公室打扰他，但每次去都无功而返，每次去隋师傅总是乐呵呵的说让我在家里等待，无奈只好听从隋师傅的话吧！

我在家里每天无所事事，吃过早饭，就陪于大娘和曹婶等人玩儿扑克。论性格，从小我是喜欢说话的人，但自从下乡后，我就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不喜欢与人沟通。其实我从小就和邻居大叔大婶们之间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我十分尊重这些老年人，每次见到他们，我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逢年过节，我还会去给他们拜年。因此这些邻居大叔大婶们都很喜欢我，对于我办理“困调”回城一事都很关切，经常打听我办“困调”一事进展如何？

记得那是在1971年7月末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于大娘门前陪几个老人玩儿扑克，这时就听见有人喊我快回家，家里来客人了。我紧忙放下手中的扑克，急忙跑回家，到家一看，有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和母亲聊天，母亲对我说：“这位同志姓徐，是朝阳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来居民组了解咱家的情况。”我对徐师傅笑笑说：“您抽烟吧！我家里没准备烟卷，这里有蛟河烟。”随后我把母亲平时抽烟的烟笸箩递到他眼前，徐师傅十分客气的自己卷起了旱烟。

这时母亲出去把居民组长赵婶请到我家。赵婶落座后，她把我家的具体情况向徐师傅讲述一遍。徐师傅听后点点头，对我和母亲说：“你家的情况我基本已经了解，回去后我就向领导汇报。”并且还嘱咐我：“暂时不要回集体户，就在家里听信吧！”徐师傅从我家里走后，母亲对我说：“‘筷神’显灵了，我儿遇到贵人了，你办‘困调’回城的事一定会办成。”当看到母亲信心十足时，我心里一块石头仿佛也落了地。

自从徐师傅从我家走的那一刻，我每天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总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缓慢，那些天总是吃不下睡不好，还经常失眠。母亲对我说，我的精神过度紧张，还劝我，既然徐师傅说了，你就在家耐心等着，“困调”手续一定会办成的。其实母亲这样来安慰我，我心知肚明，此时的母亲心里比我还要着急。

就这样，我在家里默默的等待着，等待着！

时间飞逝，一转眼就到了1971年的8月5日。这一天的上午，我正在陪几位老人玩儿扑克，就听母亲在喊我，回头一望，原来是徐师傅已经来到我眼前，他笑着对我说：“你的‘困调’回城手续批准了，你可以回集体户办理户口了！”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张64k大小的一张纸，上面第一行印有“准许迁入证明书”（准迁证），并印有允许张文革迁入长春市内……等字样，最下面印有长春市公安局户籍科等字样并加盖市公安局户籍科公章。还没等看完，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此时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达，这张“准迁证”真的让我等的太久太久啦！我兴奋的不断地向徐师傅鞠躬表示谢意！转身来跑回家中，趴在炕上嚎啕大哭起来，是伤心的泪？还是高兴的泪？我无从知晓，但回城这一天终于让我盼到啦！三年艰苦的知青岁月终于结束了！此时母亲看着我，激动地流出眼泪，我们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抹着眼泪一再对我说，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咱家就有希望了！

晚上，姐姐和妹妹们都回来了，我们姐五个和母亲共同沉浸在我办困调回城那种喜悦中，当时家中那种气氛比过年还欢乐、还吉祥！当晚，我甜甜地睡一宿好觉。第二天一早，告别母亲我怀里揣着“准迁证”又返回集体户。

第五节  落户长春与知青生涯终结

回到集体户的第二天，吃过早饭。二哥得知我这次回来要迁户口和粮食关系时，他到生产队借上一条毛驴，驮上粮食和我一起去梨树县城粮库卖粮办理粮食关系。从粮库出来，我提议和二哥到梨树照相馆合影留念，走出照相馆，我邀请二哥到饭店小酌一杯表示对二哥的谢意，当时梨树饭店里的菜肴没有一丝肉丁，没办法，谁让咱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回到集体户后，我又来到社员王金祥家，把我“困调”回城的喜讯和王大哥一同分享，此时王大哥乐得合不拢嘴，一再说：“文革老弟有福气！马上就要回家了！”我不住的点头对王大哥表示感谢，并和他说：“老弟我有机会一定会来看望大哥您！”

自从那次和王大哥分别回城后，加之工作忙的原因，一直抽不出时间回梨树看望王大哥。直至2006年7月中旬的一天，由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和《新文化报》共同发起的长春知青回乡省亲活动，我和集体户的知青，还有当年其他几个集体户的知青们一同乘车前往我的第二故乡——梨树。那天下午，我有幸和集体户的男女户长，还有其他知青们一起陪同《新文化报》社的记者，专程来到王金祥大哥家。那次回梨树，我们还专门请摄像师跟踪给我们录像并刻光碟。见到王大哥还是那么的谈笑风生，他的身体依旧是那么健康，我从内心感到欣慰！

当我和王大哥提及当年我临走，如何办里困调手续时，王大哥的思绪仿佛又回到当年。他边听边不住地点头，并笑着和我说，事情虽然过去近40年，但对当年的事情仍记忆犹新，看来王大哥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自从那次和王大哥分别，再没有机会去梨树去看望王大哥，因此我从内心总感觉有些愧疚！

次日清晨，在集体户吃过早饭，二哥陪同我一起去梨树公社办理户口。当我俩来到公社后，在办公室里未曾找到公社文书。我俩又来到公社食堂，在单身宿舍里看到了曾经给我们做饭的高德金高大哥，此时只见高大哥满面红光，看来身体还不错。当他见到我时相当高兴，得知我就要回长春了，更是乐不可支，随即从兜里拿出一盒迎春香烟来招待我俩，同时还告诉我，公社文书回家办事，明天一早才能上班。我临走时，把“准迁证”放在高大哥那里。第二天一早，我刚走进高大哥的房间，只见他乐呵呵的把我迎进屋内，从口袋里拿出我迁出的户口和“准迁证”一并交给我，然后又对我说：“昨天下班前，公社文书就回来了，我帮你把户口给办完了，这不，文书今天上午又没来。”我听高大哥这么一说，不住的点头称谢！我在高大哥的房间里聊一阵，起身告别，又返回集体户。在集体户又小住几日，先后到8队和5队熟悉的社员家走走和他们告别。

1971年8月10日当晚，我来到队长家，同队长告别，队长答应11日走时，生产队出一辆马车给我送到郭家店火车站。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开始收拾行李。吃过早饭，原夏家堡10队长春知青周文斌得知我要回长春，特意赶来送我。那时他所在的集体户知青基本都抽调回城了，剩余几名知青早已并到2队集体户。我户的二哥、三哥一同要送我去郭家店火车站，我转过身来问三哥：“咋不见六哥？”三哥很不自然的笑笑说：“他出工了。”我听后感到惊讶！在这之前，我和六哥关系相当不错，不曾想几次抽调知青，六哥都没走了。当时我还在想，六哥没有前来送我，这都是抽调知青的事惹的祸，竟把我俩之间的情谊给“抽”没了。算了，不想了。自从下乡后，我和女知青们从未说过话，所以临走时，我也没有和女户长还有其他女知青打招呼。

那时，我的心情很是沉重，毕竟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将近三年时间，每天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口锅里吃饭，我们知青之间感情还是很深的，和他们分别，真有些依依不舍，心中不免有些失落，正应了唐代诗人李商隐这句词“相见亦难别亦难！”

我们四位知青坐在马车里，因他们心情都不好，一路上都表示沉默，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也非常理解。到达郭家店火车站候车室，我让他们随同马车一起返回去，但都不肯，非要目送我。我买完火车票后，又把行李托运。此时还剩10元钱，我拿出5元钱递给二哥让他们三人中午吃饭。那个年月，5元钱三个人吃一顿饭相当不错的，不但有酒喝，而且还有肉菜。

当检完火车票走进站台时，我不断地回头张望，只见二哥、三哥和周文斌三人隔着玻璃窗不断向我挥手致意，此时，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坐在车厢里，火车开动很长时间，我的心才渐渐的平静下来。

到达长春站，我在行李处花3元钱雇个人力三轮车把我送到家。当母亲看我坐三轮车回家，气不打一处来，问我咋不坐摩电回家？我说行李太多，我一个人确实拿不了，这时母亲不由分说劈头盖脸的把我好一顿骂，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我深知母亲是心疼那3元钱。晚上姐姐妹妹们都回来了，看见我回家都很高兴，她们姐几个不断劝慰母亲，不要生我气，平平安安回家比啥都强。此刻母亲似乎有些明白了，不再和我唠叨那3元钱的事。

吃过晚饭，我和母亲又聊起算卦一事，母亲又兴致勃勃的说我这次“困调”回城完全是贵人在相助。这时，我又把办“困调”的前后经过和她们姐四个复述一遍，母亲一再说她自己算的卦特灵！

当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一直睡到天大亮还没有睡醒。母亲把我叫醒，我坐在炕上不时地揉眼睛，这一宿睡得太舒服了，给我感觉还是回到家里睡觉最香最踏实。早饭后，我拿着回城落户的手续，首先来到西朝阳派出所办理落户，然后又到清和粮店落粮食关系。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还是长春的空气新鲜，吸起来精神十足，同时也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那种压抑自己三年的心境早已不知去向。从打我落户的那一刻起，我的三年知青生活将永远定格在1971年8月12日！

从这一天开始，将是我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点！从这一天开始，我将从原来的梨树知青，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长春市市民！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担负家庭的重担！从这一天开始，我将走向社会，面临新的生活考验！

               后  记

断断续续写完这些知青往事，搁笔静坐，窗外的天光落进屋里，恍惚间又看见几十年前的田埂、灶台和那群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孔。原本没想过要专门写篇后记，可翻着前面的文字，心里攒了太多没说尽的余温，不吐不快。

动笔之初，我只是怕日子久了，那些人和事会慢慢褪色，模糊成老照片里看不清的神色。我们这代人，大半辈子都在赶路，忙着扎根、忙着生活、忙着扛起一大家子的柴米油盐，很少回头细看那段插队的年月。直到年纪渐长，闲下来的时候，当年的场景反倒越来越清晰：漏雨的茅屋、生产队清晨的钟声、冬季，乡亲们塞来的炭火盆烧烤的香喷喷土豆，还有知青同伴之间不说的相互扶持。这些东西藏在心底几十年，早已成了骨血里的一部分。

很多人问我，写这些旧时光，是不是为了诉苦。其实真不是。那段日子确实苦，刨地、刨粪、挑粪，手上磨出的茧子一层叠一层，冬天冻裂的口子渗着血。可回想起来，苦涩底下藏着实实在在的暖。村里老人心疼我们这些离家的孩子，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有青菜给我们；农忙累得直不起腰，总有老乡默默帮我们把没干完的活儿收尾。他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把朴素的善良揉进一日三餐、一言一行里。也正是那段吃苦的日子，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真正融进了泥土里，懂得了粮食金贵、人心珍贵，也学会了在难处面前咬着牙往前走。

写着写着我就发现，我记下的不只是个人的经历，更是我们这代知青共同的印记。当年一起下乡的伙伴，有人后来回了城，有人留在了当地，大家各自沉浮，走过不同的人生路。可无论走多远，那段知青岁月都是我们共有的根。我们曾在同一片土地上流汗、流泪，也曾在煤油灯下谈过理想、聊过远方。那些青涩的憧憬、懵懂的倔强，如今想来，都是最珍贵的少年心气。

文字终究有局限，我写不尽当年的风霜雨雪，也道不完心头复杂的滋味。我只是想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看看，先辈们曾怎样在艰苦里拼搏；也留给同年代的知青朋友们，权当一份共同的念想。如果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能从中看见一点那个年代的真实模样，明白一代人的坚守与付出，那我这番笔墨就没有白费。

往事如烟，岁月不居。当年的知青大多已两鬓斑白，曾经的热血少年，如今都成了慈祥的长辈。那段特殊的历史，终将渐渐远去，但它沉淀下来的坚韧、善良与担当，不该被遗忘。关上电脑，过往种种依旧在心头翻涌。感恩那段岁月里遇见的所有人，感恩土地给予我们的滋养。愿所有老知青身体安康，晚年顺遂，也愿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永远鲜活，永不褪色！

作者：原长春市第十七中学一九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张文革

2018年6月写于弘海寓所

2026年7月修改于弘海寓所

文字、编辑、制作：老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