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我在吉林大学化学楼前拍摄的照片）

【 我的大学时代 】 

        韩志国

我的大学时代，是充满压力与挑战、创新与创造的时代。

        说压力与挑战，是因为左的理论在当时经济学界仍占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基调。那是一个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年代，每个学生的命运都掌握在系领导手中。如果系领导不喜欢你，那无论你学业如何突出，下场都可能很惨，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举不胜举。我的系领导偏偏就极不喜欢我。系主任是当时在全国名列前茅的著名经济学家，又是全国第一大民主党派中央的副主席，按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他的整个经济理论都很保守传统，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给价值规律戴上笼头”。

       大学二年级以后，我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并且系统梳理了我的经济观: “在所有制关系上，国有不比民有更优越；在资源配置上，计划不比市场更有效；在经济决策上，政府不比企业更高明。”我的这种理论得到了卓炯、董辅礽、厉以宁、萧灼基、何伟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与赞赏，但也因此触动了我们系领导的神经。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说我是“乱解放思想”，这种批评从未中断，在我大学毕业后，他在全国民主党派和全国教育系统的大会上都公开点名批评我，最后发展到在《光明日报》上公开与我论战。但从在校内学习到毕业后进入国务院系统工作，我都没有与这位著名学者发生过一句冲突。当我们的理论分歧公开化以后，《光明日报》理论部和许多著名学者都建议我在报上回应，我都一笑置之，我把我们分歧的裁判交给了时间与实践这个最伟大的评判师。当时我们系的系总支书记是学校某领导的女儿，她完全与系主任站在一起，对我施加百般压力，甚至直接威胁我的毕业分配去向。对于当时正处于青春年少的我来说，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我曾为此彻夜难眠。但我坚信，我的理论没有错，我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大学期间，我连续四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优秀，写作和出版了两部著作，在国家级的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我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国家主管部门专门派人到长春对我进行了面试，然后特拨了一个名额，戴帽下达到了我们学校。系总支书记对此暴跳如雷，说不经过她的同意谁下指标都不行。她的这种态度遭到了学校党委书记张国学的严肃批评：“国家特拨名额给我们学生，这是吉林大学的光荣！你怎么能反对呢？！”在学校领导的干预之下，她才不得不同意放人。多年以后，她调到北京工作，组织的很多活动都得到了我在资金和学术上的全力支持。她曾非常愧疚地说: “大学时我对你并不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说: “一日为师终身父母，您对我的严厉苛责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一句话，说得她泪如雨下。

      说创新与创造，是因为我入学不久就赶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主题。早在大哥韩志君上大学以后，他就把中文系与经济系的全部教材都为我单独买了一套，这使我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就自学完成了中文系与经济系的全部教程。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给我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我以经济学挑战者的身份对传统经济理论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学校党委书记张国学亲自找我谈话，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党委办公室对我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写作的稿纸和发稿的信封都由学校无偿提供。法律系王牧老师把全家的两间筒子楼给我腾出一间，供我写作使用，他们夫妇和两个十来岁的大男孩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他还带我到法律系的资料室借阅了几十部国内外的法学专著，为我的经济法研究和相关著作的写作提供了极大帮助。经济系的刘永成老师把离学校最近的房子腾给了我，他们全家搬到了一个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外语系的毛志仁和王静玲老师去美国留学后，把他们的房子完全交给了我，让我有了长达两年多的固定写作场所，我的第一部25万字的著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用19天的时间完成的。学弟学妹们都主动承担起为我誊写书稿和文字校对的任务，从而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写作和创作之中。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来自全国方方面面的支持。著名学者、新闻记者、全国各地的大学学友，每天都有大批来信。从第一篇文章开始，所有的文章都被如期采用发表，从无任何退稿。创办于1979年的《新华文摘》在我大学期间就转载了我的两篇论文，这在当时都引起了很强的轰动效应。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