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一]

一部600页的诗集编竣，应该有一篇后记交代它的来龙去脉。关于后记的标题，想借用我的朋友，当今中国诗坛杰出的扛鼎大评论家、《海子评传》《昌耀评传》作者，燎原先生新近出版的诗集书题《履历》这两个具有穿透历史力量的文字，来述说我与诗歌的离别与握手。

回望来路，我写第一首诗在高中时期。新建高中，第一届学生，是建校的劳动主体，学校把学生当牲口使，上课的时间没劳动的时间多。自我感觉为学校出力流汗，比在生产队当牛做马还光荣。老师让写《我的学校》的作文，我以诗应付，居然受到表扬。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韵。

高中毕业，我给大队宣传队写剧本，模仿样板戏，胡编乱造，两天写了一个本子，参加县里汇演，获得奖项。看似与诗与关，但写剧本，我知道了押韵合辙，为写诗打下了基础。

1976年初，家乡来了几个接兵的人，看我是搞报道的料，劝我当铁道兵。我害怕劳动，想上大学。他们说，当铁道兵不干活，就像照片上挎冲锋枪、戴皮帽的雷锋那样，为大桥隧道站岗放哨。

入伍途中，在重庆郊区的铜罐驿，我与嘉陵江谋面，突然想起《红岩》中的江姐渡江去华蓥山的情景，便来了诗情，写下《嘉陵江抒怀》一诗，可看作是我迈入军营的第一首诗。

/重庆 铜罐驿古镇的嘉陵江岸边/

在巴山深处的万源，新兵训练期间，发领章帽徽，佩戴上“三点红”，就成为真正的军人了，指导员让我代表全连近200个新兵发言。那篇大词状语叠加的文字，发表在新兵团办的《新训战报》上。一天，新兵连来了一位年轻军官对我说：“新训结束，到青海你就去团宣传股工作了”。他叫毛佑斌，是铁道兵33团宣传股宣传干事。是他发表了我的那篇发言稿。

1976年6月下旬，我随筑路大军开赴青海，到达柴达木腹地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把我分到锡铁山下的17连，打锡铁山一号隧道。下连队锻炼，是新到报道员的必修课。在连队35天里，我写了两篇报道和两首小诗，寄给毛佑斌，请他帮助修改。

1976年8月1日，通知我到宣传股报到。到团机关时，人们正睡午觉，我找到宣传股那排房子，一位年轻军官对我说：“你是海燕吗？我叫熊墨伟，是文化干事。你寄给毛佑斌干事的两首诗，他转给我了。我认为你有文学创作基础，股里决定，你到创作组去”。那天午后，我那支幼稚的笔，插进了诗的土壤。

[二]

文学的生命在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之母。但生活并不是文学。文学藏在生活的沃土中，藏得很深，看不见，摸不住。隧道、桥梁、路基，以及活动在上面的筑路人，构成文学的骨架。一旦走近它，它又离你远去。我在时光中匆匆行走，又匆匆飘落。对诗的爱虽然火热，但这种爱，因找不到入门的钥匙，又被流放，从理想的高空重重摔下，难以站立起来。我没有智慧和力量，砸穿诗歌的灌木丛，从生命里拽出两条钢轨，走向生活的远方与深处，更无力穿过生活的表象，向内心诗的原野挺进，我认为，那里对我来说是一个黑洞，不会有诗的阳光供我享受。

无奈，我只好写表象的东西，随大流，涂抹所谓的政治抒情诗，它似乎不需要生活，把高大上的口号叠加重组变样，就可以勾兑一杯颇有味道的酒来。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咏雷锋之像》，灵感来自接兵的指导员跟我讲当铁道兵不累，就像雷锋挎冲锋、戴皮帽站岗的那幅照片。此诗登在青海省省级文艺刊物上，使我登上青海诗坛。发在《青海日报》的第一首诗，即写吴克华司令员的那首《天路剪影》。当年《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编辑邢秀玲老师为《江河源》副刊创办7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中，专门介绍此诗见报的经过。她说，因为这首诗的见报，朱海燕这个名字，成为《江河源》副刊所关注的重要作者。

但我并没有找到歌颂生活的真正歌喉，我的诗在一声声“啊”字中开始，又在一串串“啊”字声中落幕。我写韶山、井冈山，写八一起义纪念馆。把报纸上报道华国锋的事迹，极化成一片灿烂的诗章。记得，最多一年，我在《青海日报》副刊发稿20多篇，这在全民关注报纸的时代，长短不一的诗行，把我温暖成诗人的样子。

1978年年初，铁道兵文化部吕希杉干事去青藏铁路采风，他把铁七师文艺创作骨干细捋了一遍，认为我是能撞上诗歌心脏的人，就带我到34团施工的察尔汗盐湖深入生活。他鼓励并指导我写铁道兵生活的诗，让诗歌从边缘的异乡，走近筑路人生活的故乡。那时，我们与指战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希杉写散文，我写诗歌。我的诗歌，他带到北京，被《人民日报》徐刚以组诗形式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寄给《解放军文艺》的《盐湖炊烟》，经著名诗人雷抒雁编辑发在《解放军文艺》上。

在宣传股1年零9个月的时间，我在各个报纸刊物发稿约60多篇，但并不受待见，他们认为搞诗歌写作是边缘化劳动，是孤独空间的低吟，不能表扬单位与领导。搞新闻报道的，见报一篇可入团，二篇入党，三篇提干，搞诗歌写作的只能在冷遇中退却。1978年4月，机关精简，又把我退回老连队。1年零9个月的机关生活，又退回到1年零9个月前的原点。人生的际遇，像柴达木浩茫无际的荒漠戈壁一样，是一个冰冷的大海。我深深体会到，在我从军的这个单位，诗歌是多余的。领导的眼窝与耳朵，需要微笑与好话。

回到连队，我做了文书。感觉自己是个称职的文书，在这个团，一个被唯一称为诗人的人，难道做不好一个连队的文书吗？全团20多个连队文书，别的文书能做好，我亦能做好。除做好文书的本职工作外，大部分连队的政治教育课，指导员安排由我来上，许多老兵开玩笑说：“你是我们连队的二指导员啊！”这话，是不是我人生途中的巨大陷阱？我说不清楚。

到退伍时间，指导员对我说：“今年连队若退伍一个人，就是你。营教导员张志文若不调走，若提干一个人，也是你。”这话，我会记一辈子的，因为这两个“若”字所呈现的天地落差，漏下一个人满面微笑背后的东西，也真实地暴露一个人灵魂的东西。

我想，离开人生虚空的部队，回到故乡，让求知的翅膀去拍打大学知识海洋的涛声。当天，我到团宣传股，和那些与我共事1年零9个月的同志告别。宣传股股长徐剑平从师直政科空降到职仅一个星期。他闻我要退伍，眼一瞪说：“我来时，文化科长张金城找我谈话，要我关注你的诗歌写作。我刚来，你退伍，啥意思？”他立即给张金城打电话汇报此事。张金城回话：“你等十分钟，我马上告诉结果。”

 /朱海燕 于青藏高原铁七师军旅戎装照/

十分钟后，张金城给徐剑平回话，把我调到师文化科去，并告诉我，立即到团军务股去拿调令，尽快到格尔木师部报到。格尔木，又是一个黄沙连天的远方，披雪的昆仑，能助我对未来诗歌的写作吗？

[三]

格尔木，除市区有些绿树外，周围皆是荒原。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与事业再一次置于一个极为孤立的位置上，这环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严重的阻力。自己也没有了刻意的追求。一直关心我成长的，并且自己也坚持文学创作的原文化科科长张金城调走了，这决定了我难以生活得十分充实，也很难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生理想的欲望推向某种方向。文化科的繁琐杂事，削薄我对生活精微的感受力。加之干部制度的改革，没有学历不能提干的硬件设计。作为在部队有你无你无所谓、饭碗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大头兵”，自然不能免俗，我产生一种无路可走的空虚感。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对诗歌追求的钻石般的锐力。1979年和1980年，虽然发了几十首诗作，却无可圈可点之处。

1980年8月间，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长冉淮舟到格尔木采风，我负责接待并陪同。他是孙犁先生的高足，没到铁道兵前，他是《天津文艺》编辑部副主任，吕正操将军到天津让孙犁给他推荐一个秘书，孙犁推荐了淮舟。淮舟不愿做秘书工作，想用汉字去铺一条通向高处与远方的文学道路。将军赞成淮舟的这一选择，便把他安排为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组长。

我与淮舟的手，在大漠紧紧相握。这一握便握住了一生的友谊，一生的情缘，一生的心心相印，握掉了我人生的空虚，握住了一个像神话一样的人生转折，握住了具有奇迹和启示而突然放出烛照我理想的光芒。

他翻阅了我所发表的全部文稿，坚定自信地对我说：“在铁道兵部队里干下去，不要放弃这块文学的沃土，关于你的提干问题，我向吕正操将军汇报，作为一向爱才的他，相信会直接过问此事的。”

/冉淮舟，1937年11月生，河北高阳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荷花淀派代表作家，铁道兵知名军旅作家、文学教授。/

       淮舟返京时，带走了我发表的部分文稿，那是代表我这个远在昆仑山下的士兵，去面见开国上将与举世皆知的抗日名将，去接受他的关爱与考试。将军是文学事业坚定的支持者，或者说，他不仅是杰出的軍事家，而且还是文学园林中的卓越园丁。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在最残酷的冀中平原，他一方面率领着“史更新”“李向阳”“杨晓冬”们与日军作战，一方面培养了孙犁、梁斌、王林、李英儒、杨沫等一大批灿若星群的作家。在建国初期，如果没有冀中抗战文学绽放于文学的园林，可以说中华民族抗战文学的天空将是一片空白。

      将军将投向孙犁等老一辈作家的目光，投向了几千里外昆仑山下的士兵。我那些稚嫩的文稿，并无超人之处，但是那一点微薄的重量与价值还是被将军看上了，他要求有关部门专门为我下达一个提干指标，改变我的士兵身分。这在当时30万铁道兵队伍中是唯一的特例。作为铁道兵第一政委、兵党委书记，为一个不曾谋面的士兵开辟笔墨之路，视为是自己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若无将军慧眼，我不知会流落何方。这怎能不让我感激、感佩而永生难忘呢！

       提干之后，我并未进入真正的诗歌写作，而是悄无声息地没有什么仪式地与诗歌告别了。这里有客观原因。引滦工程开工之后，铁道兵文化部决定出一部关于引滦的报告文学集，召我从格尔木赶赴工地，参与报告文学的写作。20多天里，我写了4篇报告文学：《三百二十级石阶》《实验之光》《带兵人的情怀》与《梁腊月》。这期间，天津新闻出版局局长孙五川先生到工地检查将要出版的书稿，他看到我的几篇文章后，提出调我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冉淮舟向吕正操将军汇报了此事。将军说：既然天津可调，为什么北京不可调呢？这样，在将軍的直接过问下，我调到《铁道兵》报。不久兵改工，旋即又被调到铁道部《人民铁道》报做了记者。跟着进大学，攻读新闻专业，从此走上了漫长的新闻之路。

       但是，我以为这还不是我与诗歌戛然终止的主要原因。主观因素是自己太笨，已追不上新诗演变的脚步。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诗中有这样一句话：“因为俗人很难认清纯洁的人”。对这话稍微改动，便是我当时的心境：“因为自己太笨很难认清什么是诗歌了”。上世纪80年代初，诗人狂热的一族诞生了，他们带着如火沉思的热情，果敢地拱出传统诗歌耙松的土地，迎接新的自由的朝霞。诗歌解放的号角唤醒了诗人一个精神明媚的春天，一种新的对诗歌的追求与信仰点燃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崛起，是一个诗歌时代的崛起。接受不接受，它都要横行于世；阻拦不阻拦，它都要奔腾向前。就像春雨后第一抹嫩绿，一批与众不同的风华正茂的诗人们雄心壮志的种子突然抽芽生长起来，冲过传统诗歌的门槛，进入了自由的王国。

        另外，我那时写诗，主要是受益于艾青、贺敬之、郭小川这一批诗人，他们的诗被视为“传统”。但这个“传统”实际是被自己误解了。“传统”一词本身有运动的含义，它是一种非静止的东西，是不断地被传递和被吸收的东西。不可否认，艾青、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是文学丰碑组成的一部分，但以北岛、舒婷，以及后来解放出来的昌耀与突然崛起的海子等等对诗歌的贡献，使诗歌的丰碑几乎在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己的观念与言词已很难激发人们重新思考诗歌所要表达的深层的、无以名状的情感。我认识到这一点，也深感追上去不容易，只好自觉退场了。

       还有，当时我远在格尔木，独处于封闭的军营，自己似乎被隔开于当代诗歌澎湃的大潮之外，诗的语言，苍白无力。自己的诗，本身又不能为自己提供克服语言障碍的能力，使之失去了激情与动力。大诗人艾略特说：“千万不要忘记每个举足轻重的诗人是如何大大地受益于其它语种的诗人；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每个国家、每种语言的诗歌如果不从外国诗歌中汲取养分，便会衰竭、灭亡。”

       他还说诗人的成功，“一方面是通过他对其他诗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翻译——它必须也是其他诗人对其诗作的再创作，还有一方面是通过他的不是诗人的本国读者。”这些，都是我无法补齐的短项。一位诗评家说：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给诗歌下的定义也不是诗歌。没有大视野，不仅不能发现诗在哪里，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诗歌都值得怀疑。

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坚持，不如改行。

[四]

       与诗告别，也不是说一首不写。情趣来了，三年五年写几首，十年八年写几首，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依然发生着。汶川地震期间，一气呵成写了几千行。一家机构评选十首优秀抗震诗，居然选了我二首。这不是说我的诗多么好，证明对诗，我尚能为之。

      有了微信之后，虽然微信朋友众多，但铁道兵只有3人与我有微信联系，其中有《中国铁道建筑报》20局记者站站长王昌尧。他将我几首写铁路生活的诗，转发到铁道兵写作群里。有一天，我的手机信息中出现几行字，对这几首诗作出高度评价，说我的诗歌有活力，生气灌注，与众不同。

       我回复信息后，才知道发信人是李武兵大哥。

       不久，武兵要编铁道兵诗人诗库，向我索稿，我很为难。因久不写诗，翻箱倒柜，扒拉出与铁道兵生活有关的20多首诗发给他。没想到，诗歌的那条柔韧的神经纤维一下子吸引住了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总编辑尹玉峰，尹先生专门发文评论；安徽实力派青年诗人、评论家祝宝玉亦发文评论。据此，武兵大哥鼓励我把诗写下去。原准备起笔的一部长篇小说，只好拿起又放下，重返诗的原野，在青藏高原及我精神的高原中掘诗、挖诗、淘诗。

/朱海燕 著《天路向拉萨》由中国铁道建筑出版社出版/

大约用二个月的时间，我创作一部题为《天路向拉萨》的诗集。开始满意，后来不满意。虽不满意，我依旧在诗的荒原中行走。过去，荒原中那些被我的回忆踩踏千万遍的意象，被灵感之网过滤过无数次根本不像诗的事物，突然，不知在哪个时间，受什么启发，无限地扩展了我的感知的边界，以诗的名义，跑来向我报告说：“它们是诗”。如《高原第一夜》《翻山》《我的七连》《荒原》《以锡铁山为背景》《雄鹰》《羌塘草原》《最后一组轨排》等，皆属此类。

诗，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写的是不是诗？我也说不清楚。我以诗的分行形式把它写下来了，暂时把它称为是自己的诗。弗莱说：“诗歌是咿呀之语和信手拈来的东西，它们的根基是魅力和难以理解。”就是它们在我灵感里叽叽喳喳乱叫的时候，信手拈来，揪住了它们，让它们定格于纸上。

[五]

诗集中所有作品，都不是我瞎抖机灵，都是断断续续50多年来的经历，有目击，有感受，有自恋。诗中有我，我在诗中。诗句的长短，可以自由变动，而经历的元素，则是诗的生命底色。诗歌，我的高原，犹如青春时踩踏的高原一样，那里缺氧、坎坷、荒冷，亦有欢乐，我将力所能及地走向高处，走向远方。诗，好与不好，那里都有我鲜润的感性和形而上的灵魂体验……

2024年8月28日.北京素心山坊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