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我的高原》后记二

朱海燕

我想为《诗歌，我的高原》再补写一篇后记。此前，诗集杀青后，我以《我的履历》一文，作为代后记。现在看来此文遗漏了它诞生前后应该交代和阐释的一些东西与理念。

早在一年前，我与诗人，也是我的好友徐彦平小坐，他提议我们在同一家出版社联袂登台出自己的一部诗集，这也是一件生命情趣中不可言尽的美事。从那时开始，我们各自准备自己的诗稿。去年九月间，我完成了诗集的全部文稿，但并没有确定在那家出版社出版。

今年四月底，彦平电话于我，复旦大学出版社乐意出版我与他的两部诗集，由著名编辑宋文涛先生出任诗集责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骆玉明先生的学生肖能博士为诗集作序。这当然让我高兴。

说来彦平与我，和复旦大学还有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上世纪90年代彦平曾就读复旦大学作家班，那班的同学，不少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而彦平就是那时对诗歌有了鲜润的感性，同时摆脱了形而下的“诗所言”，而进入形而上的灵魂体验，以“诗怎么言”的诗歌闲熟技艺，催动诗歌鲜艳的花朵，乃至催动他一生又商又诗的绿色岁月。

复旦，其学术空间也一直照耀着我的人生。我虽没入复旦之门，但大学期间，我的新闻学是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授课的，我与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始终在同一个知识的空间之下。这种空间是不分彼此的，是那种均匀的、同质的、各向同性但却感知地广延到我的新闻生涯之中。我认为在时间性的尺度上，我没有辜负复旦大学李良荣、刘海贵等恩师对我的培养与塑形。

复旦大学出版社给其有着一条柔韧的知识纤维相联系的两人出版诗集，当然是我们的幸事。

彦平传话于我，出版社对我的诗集聚焦青藏铁路与高原风情很感兴趣，他们让我再做一次“深呼吸”，进一步质化、量化高原与铁路题材的诗歌，对其保持这一题材的更尖锐的开掘和追问，以时代价值取向的精神力量，唱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歌声。我认为自己没有这种生命的感悟与心智的闪烁，写不出青藏高原博大空阔的风云史，但我还是愿意试一试，尽力去追求诗歌生命的深刻性。

最初呈献给出版社的文本，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写青藏铁路及高原壮阔雄浑的生命元气，另外三分之一是写故乡与自己青春趣味化的遣兴。宋文涛先生看过诗稿后，建议弱化三分之一部分，加强“铁元素”与“高原色”这个三分之二部分，把对铁路与高原的诗歌写作，看作是与现实生活对称的另一种生命与艺术的存在形式，追求时代生活中现代史的诗性。宋文涛先生这一“集中主题”的编辑理念，无疑是现代史诗一个最为便捷的构成方法，其价值设定在题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之上。

宋先生的这个建议甚好。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做到，毕竟年龄不饶人，人老年迈的暮年，还能为那个炫目的主题去拼搏吗？但是，我还是被他的建议说动了。大诗人荷尔德林在他的《颂诗》中曾有这样的诗句：一个诗人，乐于结伴他人，由结伴而懂得了助人。

荷尔德林诗中的“他人”是谁？我没有研究。这里引用大诗人的话，乐于与我结伴的“他人”，就是指文涛先生。与他结伴，他懂得“助人”。他以极其明慧的艺术站位，启示我沿着“路场”这一人生的经历，向艺术高端作一次冲刺。对于“路场”，宋先生是场外之人，我则是在场者。先生把我所在的“路场”，看成是一种公共的象征，应该将诗歌的阳光注入这种文化语境和现实的期待中。显然，这不是组识诗歌语境中的技巧问题，也不是修辞手法的讨论，而是提出诗人在当下的历史况境下的使命与责任。一个场外人有如此深刻的认知，我这个在场者理所当然地借助这一内涵丰富的象征体，而展开创造，让各种有力的意识相谋，完成情感和智力的寄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的进展可堪嘉许。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和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是公认的两项巨大成果。但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与对诗歌写作深度的探寻，发现这一进步下，也留下些许的遗憾，围绕现实生活中劳动创造的诗歌大大减少了，诗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编织的伊甸园中，忘却了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而是深层意义上的时代感与主旋律。生活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总该要歌唱粮食；走向远方的道路上，总不能忘了自己的脚步。我们的诗，是纯正美丽的，面对活生生的时代真实性，仅凭抒写自己心中的伊甸园，是不能承载历史的负荷的。诗歌不应缺乏这种旺盛的活力与生命经验的重量。我想宋文涛先生的提示与建议，大概意出于此吧。

于是，按照先生的建议，我大约用了十多天的时间，补写了百首“铁元素”与“高原色”题材的诗歌。在被朋友称为“井喷”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对“为什么写诗”、“诗歌是什么”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再度思考。无论诗人追求怎样的伊甸园，首先不能忘了自己生活中的那个柴米油盐的“伊甸园”，不能忘却自己的劳动创造搭起的“伊甸园”，对此诗人有责任去完成诗歌对这一当下题材的写作与处理。诗歌作为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永远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与生命及赋予的劳动创造的本真的揭示，这是艺术良心必须具有的承载负重。诗人米沃什对一问题，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我们应该去做“另一个人”，去理解我们的这个时代。

我在想，为什么这些年我们高喊“唱响主旋律”，在诗歌中总“唱不响”？为什么读者对你满嘴鲜红的豪言壮语总是不买账？为什么有些有良知的诗人发出“饿死诗人”的呼声？凡此种种，难道不是诗人的责任吗？

大凡读到一些所谓“主题好诗”，大多是一缕轻烟似的自我迷恋与刷标语，瞎咋呼，伪崇高，没有热情，没有活力，不接地气，是几十年前飘在风中的空话演示，丝毫不考虑当下中国诗坛受众所接受的语境。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说：“诗人就是对人们说话的人。”这话没有丝毫的高深与奥妙，但却是至理名言。诗人说的话，不应是空话、大话，假话，不应是说一千遍一万遍，让眼睛看不见与现实对接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当然不买你的账。谁愿意在现实不存在的，用语言编织的“红色社区”里安放自己渴望生活的真实心灵呢？还有些主题诗，是炒概念，抓住一点火花，说成是太阳，烙大饼似的反复翻炒。组织闪亮的文字，牵意就词，把自己的那一点，说得十分“厉害”，十分“吓人”。根本不去想，那点火花，永远是一点火花，炒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变成太阳。还有对自己参与的那一粒微观现实，搞特殊的“命名”，有“天下舍我其谁也”之气慨，在自己想象的宇宙间无穷地游走……

凡此种种，以此说教，消解了主题性诗歌的价值，语言的空话也阻死了语言的活力。这些，都为时代创业题材的诗歌出路，设置了巨大的难关。因为那些诗里，没有意象，缺少真情，除了形容词营造的“信仰”和“乌托邦”外，没有自己，也不会有鼓掌的观众。

以上这些，是受文涛先生的建议与提示，产生的一些联想。此言意彼，只是想更多的诗人把视野放宽一些，由个人的生命体验放开到一个公共社会的层面，诚如歌德临终所言“再亮些”！诗人，让我们渺小的生命投入祖国语言的火阵，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更多的多元的美丽诗篇。

严格说来，我不是诗人，只是离开职场后，不自觉地步入诗苑的“健身房”。虽不是诗人，我想，诗应该从真情实感中找“意”，应该从现实生活中寻“象”。诗的语言不应飘在天上，飘在空气里，飘在虚无的信仰里；它应该走在大地上，犁着地的皮肤走，应该走在生活里，走在读者的心灵深处；诗人应该从血脉里淘出诗性，从骨头里掘出语言。语言要有血脉与思想的基因。强调加强“现实创业主题”的诗歌创作，绝不是吹“集结号”，搞精神高地的升旗仪式，而是让这方面的诗歌，在厘清了人们厌烦的“大词”之后，更贴近生活，呈现出一方土地滋养诗歌的肥沃“地力”。

年龄之老，不代表诗歌的成熟，我的诗仍很幼稚。我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感谢宋文涛先生，感谢为本部诗集作序的肖能博士，他们不嫌弃我诗歌的幼稚与单薄，以抬举的眼光，为诗集撬开了一片松动的冻土。我想待它破土而出的时候，它的文字之旁，会坐着批评与指教的眼睛。

写到这里，算是为这部诗集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了。

2025年5月18日于京西素心山房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著名诗人，著名作家。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