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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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觅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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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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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这种舶来品，如果从中国一些留学生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组建春柳社，于1907年首演《黑奴吁天录》算起，至今已达120年。话剧主要通过演员对话来塑造人物形象、演绎故事情节、表达思想感情。歌剧也是舶来品，1920年黎锦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歌剧《麻雀与小孩》，至今也达100余年。歌剧需要乐队演奏乐曲和演员演唱歌曲。电影同为舶来品，如果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京剧《定军山》算起，至今亦达120年。电影需要利用声、光、化、电等现代科技，还需要经过拍摄、洗印、制片和播放等流程，才能为观众观赏。中国传统戏曲不但需要乐队演奏乐曲，而且演员表演需要运用唱、念、做、打、舞等多种艺术手段。由此可见，话剧在表演艺术中，对物质条件的要求不那么繁多，对演员功力的要求不那么复杂。所以在演出实践中，较能紧扣时代脉搏，较易深入群众生活。
五四运动之后至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话剧由初步发展到走向成熟。先后组建过“上海戏剧协社”、“南国社”、“艺术剧社”、“上海剧团联合会”、“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以创作和演出话剧为主的团体。抗日战争以前，涌现了田汉的《名优之死》、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等优秀剧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了第三厅的厅长。他们领导组建了以演出话剧为主的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分赴各个抗日前线宣传抗日。后来各个抗敌演剧队成为组建各地话剧院团的基础。1938年第一届戏剧节，仅参加重庆汇演的就有35个戏剧团体。1942年仅参加桂林西南地区戏剧展的也有33个戏剧团体。涌现了田汉的《秋声赋》、《丽人行》，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等直接反映抗日现实的话剧；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阿英的《碧血花》，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以古喻今的历史剧；陈白尘的《升官图》，宋之的的《群猴》讽刺剧等。另外，很多话剧工作者为了及时宣传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深入抗敌前线、城市街道、农村田头，编演了一批小型通俗的时政宣传剧。如演出范围广、演出场次多，统称为“好一计鞭子”的《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
新中国诞生后至改革开放前，开始由于电影受到物质条件限制，歌剧创作周期较长，传统戏曲还需进行改革，因而话剧在表演艺术中的独特优势更加突出明显。北京有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也有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话剧团。解放军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都建有话剧团，各个省市自治区也分别建立了话剧院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话剧作品：如老舍反映新旧社会历史巨变的《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反映农村社会变革的有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胡可的《槐树庄》、王炼的《枯木逢春》等；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有夏衍的《考验》、刘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等；反映部队生活的有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贾六的《雷锋》、赵寰的《南海长城》等；反映革命历史的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金山的《红色风暴》、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还有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朱祖贻的《甲午海战》等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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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话剧从萧条中迅速复兴，成就辉煌，并不断探索创新。“一批老剧作家焕发了青春，写出了新作；中年剧作家挥笔上阵，成为创作主力；青年剧作家不断涌现，是一支崛起的新军。他们的剧作尽管题材不同，所写的时代有别，生活面不一样，但都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让人鲜明地看到这是新时期的产物。”（吴雪）宗福先的《于无声处》、金振家的《枫叶红了的时候》、苏叔阳的《丹心谱》、赵寰的《神州风雷》等反映了历史的再一次巨变；李伯钊的《北上》、程士荣的《西安事变》、所云平的《东进东进》、刘佳的《平津决战》等再现了辉煌的战斗力历程；邵冲飞的《报童》、乔羽的《杨开慧》、丁一三的《成毅出山》、王德英的《彭大将军》等描绘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赵子雄的《未来在召唤》、崔德志的《报春花》、李杰的《高粱红了》、贺国甫的《大桥》等反映了新长征路上的火热生活。后来剧作家们“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从中外戏剧中吸取有益因素，创作了一批探索剧。仅以戏剧结构为例，宗福先的《血总是热的》采用电影式结构，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采用金线串珠式结构，漠雁的《宋指导员的日记》采用日记体结构，王炼的《祖国狂想曲》采用交响式结构等。其表现手法，真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早在1982年，我国就设立了“全国优秀剧本奖”，1994年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化奖”，如果仅从2005年并入“中国戏剧奖”体系，每两年进行一次评奖，20余年来，获奖话剧已达40余部。
笔者的记忆中，从少年到老年，观赏过的话剧，有些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解放前跟着长辈进剧场观赏过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孔雀胆》、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等。新中国建立前期，观赏过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杜宣的《无名英雄》、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改革开放后，我们学校七七级学生排演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参加市里汇演获得一等奖。1982年在南京参加当代文学年会，观赏过英国一个话剧团演出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2003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话剧理论及历史研讨会，观赏过北京人艺演出的《赵氏孤儿》和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在小剧场演出的《安妮宝贝》。其他大多是观赏电影翻拍的话剧和电视播放的话剧录像了。比如北京人艺的《茶馆》，上海明星版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田沁鑫主导的电视专题片“故事里的中国”等话剧片段。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赘述话剧这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传入华夏之后，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吸取中国戏曲元素，深扎中国现实土壤，逐渐由模仿、吸收、发展、成熟、辉煌、曲折，直至复兴的过程，就因为话剧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发挥过其在表演艺术之中，以其独特优势，显示其紧扣时代脉搏，深入人民心田，充满人气，紧接地气的群众性和普及性。
人类社会早已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而且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已开始进入智能化时代。当前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以声、光、化、电等现代科技为物质基础的影视网络冲击的，不但有话剧、歌剧、戏曲等以舞台为呈现基础的表演艺术，更有以纸质为载体的诗歌、小说、散文等语言艺术。然而各种文艺都在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以寻求自身的生存之道和发展空间。话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舞台表演艺术，其故事更加凝练，情节更加紧凑，人物更加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空间之内，既可以描述人物命运，也可以展示时代风云。而且其表演不必像影视那样生活化和较具写实性，而是可以适当虚拟化和较具写意性。因此，对于有过欣赏话剧经历的中老年观众来说，仍然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对于没有欣赏话剧经历的青少年观众来说，也增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渠道。
笔者等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众多观众，不可能到京、津、沪、汉、穗等大城市和各个省市自治区首府去观赏话剧。而且各个大型话剧院团也不可能将众多优秀话剧作品普及到广大城乡观众面前。可见话剧这种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艺术形式，如何适应和利用早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智能化阶段的生态系统，是话剧艺术获得观众青睐，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课题。这有赖于话剧艺术工作者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实践进行探索和改革。笔者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观赏话剧兴趣的老年观众，在确实难于奔赴大城市走进剧场，直接观赏话剧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但是仍然希望通过影视间接观赏到话剧的优秀剧目。在我国话剧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优秀话剧作品翻拍成电影，电视台也曾经播放过一些话剧舞台演出的录像。通过影视播放，既可以增加院团一些收入，还可以丰富电视台的节目，更可以满足话剧爱好者的观赏需求。三全其美，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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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6日起笔，7月6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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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8年加入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和文艺评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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