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第四个年头，国民党军在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奋勇抵抗，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大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

相反，由于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已暴露出颓败的趋势。为了挽回败局，日本侵略者露出更加凶残的本性，孤注一掷、疯狂反扑。

而当时的西宁城，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城内居民尽管也积极捐款，献金献马，支持抗战，学生也高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但毕竟没见过日本鬼子。远离战争的硝烟，使他们对战场上你死我活、血肉模糊的残酷缺少切身的体会，当日本鬼子的炸弹从天而降时，他们错愕地站在自己门前，眼神里满是疑虑。

一

西宁人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并不陌生，早在一年前，西宁人就见到日本人的飞机“嗡儿嗡儿”地叫着，黑压压地从西宁上空飞过，把半个天空都遮挡住了。对于这次过飞机，所有的西宁人都感到新奇，所有的西宁人都抬头张望，不知道躲避。有些胆子大的人，还跑到屋顶上，爬到树梢上，或飞速地跑到山坡上，观望从城头经过的飞机，人们一边看一边数，整整数出了48架飞机。

对于飞机的数目，不论是官方的史料记载，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口耳相传，数字都是一致的，是48架。然而对于飞机飞过的年份，人们却记不清了，有说是1939年8月飞过的，有说是1940年5月飞过的，还有的人则信誓旦旦地说：是1941年6月18日飞过的。民间的记忆如此模糊，作为史料留存的官方记载，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西宁文史资料和兰州文史资料记录的时间不一样，西北通史和青海省志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样，让人猜不出到底是哪一年飞过了日本鬼子的48架飞机。

所幸的是，这48架飞机并未投弹，也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官方的记录是，日军的飞机从甘肃武威方向侵入西宁，目的是侦查骚扰，为以后的轰炸做准备。而民间百姓的说法则纷纷杂杂，五花八门。大多数人都记得这些飞机只是飞过去了，没有投弹。而有一部分人则说，撂炸弹了，你们都没有看见，我看见了。炸弹都撂到北门大河里去了，掀起的浪有一墙多高。北门大河就是湟水河，从西宁城的北面绕城而过，那会儿的北门大河很宽很阔，河水也比现在清澈，白亮亮地反射着银色的光芒。

对于这个说法，有很大一部分人相信。因为那会儿的西宁城狭小破旧，只有一两条街道，街上一些矮趴趴的房子，远没有北门大河壮观。如果坐在飞机上从高处俯视，能看见亮闪闪的湟水河，却看不见西宁城。人们就说，是日本鬼子把北门大河当成了西宁城，炸弹尽往亮的地方撂了。没想到却因祸得福，炸弹全撂到水里，救了全城的百姓。

日本人的48架飞机掠过后，当时的青海省政府预感到大后方也不是太平无虞了，还是做了一些防御准备。

首先，在原来的四个城门旁边，又各开了一个小门，分别叫尕西门、尕北门、尕南门和小东门，防备万一再有敌机轰炸时，老百姓往城外逃跑时顺畅，以免挤在门口，发生踩踏事故。

其次，在四大城门的城头上，各安了一口大钟，悬挂在高处，专门派人看守。这就是西宁城最早的报警装置，相当于现在的防空警报。一旦有敌机来侵或战况发生时，守卫在四个城头的士兵同时敲响大钟，提醒人们出城躲避。

最主要的，为了提高西宁城内市民的防范意识，城里头多次组织了防空演习，让市民了解空袭时逃生的方式和技巧。尤其是城头上钟声轻重缓急所包含的意思，城内老百姓差不多都熟悉了。

然而，即便这样，老百姓还是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残酷。都说要打日本鬼子，可谁也没见过日本鬼子长啥样。城头上的钟声天天响起，每次都要拖家带口、慌里慌张地跑到城外去躲避，可每次都是“狼来了”，从来没见过日本鬼子的飞机飞过来一架。即便飞过来了，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把炸弹都撂到河里了，没伤着百姓一根汗毛。这时候，就有人认为西宁是一块福地，日本鬼子的飞机没炸着西宁城，是隍老爷保佑的结果。有的人跑到城隍庙一看，发现隍老爷的袍子被烧了一个洞。这本也无可厚非，隍老爷的塑像前，香火旺盛，天天都有前来烧香磕头点灯盏的。一盏一盏的酥油灯明明灭灭地闪烁着。看管香火的人稍微照顾不周，可能就把隍老爷披的黄袍烧了一个洞眼。但这件事传到民间，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说法，说是日本人过飞机那天，隍老爷正好在天空中巡视，看见日本鬼子正在飞机上拿着地图寻找西宁城。隍老爷很生气，他扯起袍襟挡住了天空，让日本鬼子的飞机迷失了方向，随便扔了几颗炸弹后，就仓皇逃跑了。

要不，隍老爷的衣襟上怎么烧了一个洞呢？那就是日本鬼子的飞机逃跑时从后尾巴里喷出的烟雾给烧的。西宁城有城隍爷罩着，没事。

那时候的西宁城，尽管有新文化的风吹进来，也有一些青年学子走出去，到外地读书、求学、接受新鲜事物，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非常封建落后。在日本鬼子过飞机这件事上，就显出了当时民众愚昧又迷信的性格。这时候，抗战已进行了三年多，他们未必不知道日本鬼子的残忍和战争的残酷。敌人的飞机来了，他们不说躲避，反而兴致勃勃地跑到高处、空旷处去观看。他们站在房顶上，蹲在树梢上能数清飞过了多少架飞机，却记不住日本鬼子来侵略的日子。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扔炸弹，或者扔了，而侥幸没有爆炸，他们不说从思想深处引起警觉，提高防范意识，反而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城隍庙，认为是隍老爷保佑的结果。难怪那一时期的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用文学唤醒中国人麻木的灵魂。

愚昧中的西宁市民估计也没有看过鲁迅的文章，他们深信是隍老爷拯救了西宁城。为了感谢隍老爷，人们纷纷捐钱捐物，凑钱给隍老爷做了一件崭新的袍子，换下那件被烟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旧袍子。在隍老爷黄袍加身的那一天，城隍庙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男女老幼都抢着给隍老爷烧香磕头点灯盏，感谢隍老爷的护佑。那会儿，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有了强大的神仙隍老爷的护佑，西宁古城必将万无一失。

二

没想到，一年之后，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了。

这一天是1941年的6月23日，对于这个日子，当时的西宁人都记住了。因为在这一天里，古城西宁硝烟弥漫、房倒屋塌，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这一天是西宁人的蒙难日。

6月份，正是高原古城草长莺飞、阳光明媚的季节。刚过完端午节不久，插在屋檐下的柳条还未褪去绿色，西宁古城的人们在这个烂漫的季节，总有许多事情要做。住在城中南玉井巷的崔先生，因为个头矮小，被人称作“崔尕人儿”，崔尕人儿虽然身材矮小，但本事却不小，他很有经商头脑。凭着自己的勤俭努力，吃苦耐劳，他终于在城内置办了两间铺面，经营日用百货，兼营一点瓷器古玩。他还在铺面后购置了一所宅院，娶妻生子，日子过得殷实富足。这些天，他刚出了一趟远门，从外地采购了一批碗碟、竹编，学生用的纸墨笔砚，妇女用的脂粉簪环，以及脚户哥们经常购买的车马挽具。崔尕人儿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们运回西宁。此刻，正打开包装，准备一件一件地往货架上摆。

崔先生家的邻居，是一位姓汪的裁缝。汪裁缝家祖上是湟中县海子沟的土司，家大业大，很有势力。后来，祖上就在西宁城建房置业，修建的的宅院又阔大又宽敞，可谓名门大户。只是，到了汪裁缝这一辈，已经没有了祖上煊赫的气势，弟兄两个只以剪裁缝纫为业。即便这样，他们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日子过得也很滋润。这些天，趁着天气晴好，老二汪生祯想把祖屋翻修一下。他请了两位当时颇有名气的木工师傅，一位姓罗，另一位姓丁。那会儿西宁人把手艺高超的木工师傅称为掌尺。中午休息的时候，汪生祯置办了酒席，宴请前来帮忙的丁、罗二位掌尺。还有帮忙做泥工的师傅若干人。就在院子的花坛前，摆开桌子，大家围坐一圈，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喝到高兴处，汪生祯还跑回屋里，搬出刚刚购置的洋戏匣子，也就是那个年月的留声机。放上唱片，院子里顿时锣鼓喧天，唱腔悠扬，各个角色轮流上场，就跟唱大戏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在城内的兴文小学，孩子们正在上课，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丽的阳光中闪闪烁烁。两位校工没事干，躲在一间小屋里喝酒。校工中一位叫董顺成，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另一位叫邓靖声，却是一位贯通古今的史学家，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炸弹在小学校的操场上爆炸，炸出的土坑足有两米深。

不远处，一位农民戴着草帽，赶着毛驴车在拉水浇地。那会儿的兴文小学就是现在十四中的前身。尽管在城里头，但学校很大。操场之外还有菜地，雇了一位姓张的农民专管种菜。因他是个驼背，就把他叫做“张背锅儿”。这天，天气晴好，张背锅儿赶着毛驴车正一趟一趟地驮水浇地。

在另一所学校，当时赫赫有名的昆仑中学，学校伙房的厨工们正在忙碌地准备午饭。有一位叫孙有德的面案师傅，把揉好的馒头摆进笼屉里。另一位叫金昱的师傅，是专管掌勺炒菜的，这会儿暂时没事，他就倚在门框上朝远处张望。

古城街巷，也是一片安然，全然不知道灾祸即将来临。有一位巡街的警察，刚休完假从老家回来，今天第一天上班。他换上新制服在饮马街附近巡逻。这个地方有一座跨街骑楼，叫“汪稿爷楼儿”，据说这座小楼曾经是一位姓汪的师爷的私产。西宁人把文书、秘书、师爷之类的人统称“稿爷”，就是文笔顺畅、文章犀利的刀笔先生。饮马街在以前是属于繁华地段，街边商铺林立，住了很多买卖人家。巡街的警察一路走过去，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只看见一群小孩在街巷中玩耍。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有一位姐姐在抱着小弟弟看小鸡啄食。院子里，两个小孩抱着一只小木升子，抓起里面的炒面，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填。另一户人家，传出一位妇女的声音，似在抱怨她的儿女不懂事，她要烙饼，都没人帮着烧火……

在另外一条背街上，也就是现在的七一路水城门清真寺附近，十岁的回族小男孩铁占林正在独自玩耍。

阳光明晃晃地照在街上，这是西宁古城所有日子中庸常的一天。

然而，日本鬼子的魔爪还是伸向了这座偏远宁静的高原小镇。

中午时分，突然，挂在四座城门上空的大钟同时敲响了，这是当时的防空警报，提醒人们出城躲避。“当当当”的钟声传出很远，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携儿带女地跑出了城门洞，但大多数人听到了只当没听见。最近总是在报警演习，总是急急忙忙地往城外跑，可总也没看见过日本人的飞机。人们对这时不时想起的钟声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听到钟声，在昆仑中学做饭的大师傅金昱，本来在门框处站着，这时候他走到外面宽敞处，想看看日本人的飞机到底来了没，完全把自己暴露在空旷地带。在兴文小学驮水浇地的张背锅儿，此时也不拉水了，他和毛驴站在菜地里，手搭凉棚往天上看，也是看来没来飞机。还有一位赶着毛驴，在制作香料的香坊铺给人家碾料的帮工，听到钟声后，料也不碾了，丢下毛驴跑到外面，站在空地上看尤嫌不够，又爬到一棵树上往远处张望。那位正在烙饼的妇女，儿女们劝她赶紧躲避，她则生气地说：我跑掉了锅里的馍馍咋办？还有一位姓罗的生意人，家里开着两间醋坊，酿醋为生。钟声响起时，逃跑的人劝他也躲一躲，他则不屑地说：炸弹难道就端端地炸我哩吗？我不跑，我晌午要吃酿皮儿哩。

然而，仅仅过了一会儿，城头的警报忽然急促起来，当当当当的钟声敲得又急又响，仿佛每一下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快跑，鬼子的飞机已经来了！人们这才慌乱起来，呼儿唤女，扶老携幼，夹着包袱，牵着牛羊，女人们扭着小脚，一窝蜂地往城外跑。

三

已然来不及了，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毫无征兆地，古城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不但扔炸弹，还用机枪扫射。

那位在水城门清真寺门口玩耍的十岁小男孩，就是中了日本人的机枪，花朵般的生命顷刻夭折。

一位年轻的母亲，一手拉着她九岁的大儿子，怀里抱着正在吃奶的半岁小儿子，从北城门坡上慌慌张张地跑了下来，下坡后向左拐，也就是现在的青海日报社方向。跑到麒麟河边，母子三人再也跑不动了，紧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飞机如蝗虫般从头顶上飞过。飞机飞过之处，如同降冰雹一样，落下了一片炸弹，就听得城内声震如雷，火光冲天。母亲本能地把两个孩子护在怀里，母子三人在大柳树下哆嗦成一团。

在另外一个城门洞，西城门外，有一位父亲领着自己的儿女也在逃难。那会儿的西城门也是一个大陡坡，陡坡边上，有一片菜地，是当时的一位显贵官僚家的菜园子。父子五人就躲在这片菜地里，这位父亲，就是汪裁缝中的哥哥，名叫汪生金。当时的这位官僚显赫一时，家大业大，女眷们经常找两位汪裁缝做衣服，因而认识他们。官僚的太太就派人提了一壶茶水送到菜园里，父子五人拿出逃跑时带的锅盔，就着茶水吃中午饭。刚把馍馍掰开，飞机扔下一溜炸弹呼啸着窜过去了。孩子们惊恐地看着城里冒出的浓烟，哇哇大哭。汪生金顾不上孩子们，他想起弟弟正请了人维修房子，在院子里喝酒听留声机呢，这会儿不知道怎么样了。他心急如火，拔腿就往城里跑。跑到半路上，遇见一位熟识的人告诉他：快去看看吧，你家被炸了。

汪生金跑回家去，家里的硝烟还未散尽，只见祖上留下的一院房子，北房完全被炸毁，变成了一片废墟。东房和西房房顶坍塌，砖石瓦砾飞了一院子。弟弟汪生祯头上炸开一个血窟窿，脖子里插着一块木头残片，倒在母亲的怀里抽搐，一句话都说不出了。请来的两位木工师傅，罗掌尺和丁掌尺倒在瓦砾中间，血肉模糊，已经没有了气息。还有一位请来做泥工的师傅，名叫张珍，也躺在院中，鲜血把身下的土地染红了一大片……唯独弟弟的徒弟，一位名叫李春林的小伙子，炸弹落下时他正在厨房烧水，因而躲过了一劫。此刻，他正在瓦砾堆上扒人，救出埋在废墟中的汪家其他人。

汪生祯抽搐了一会儿，就在老母亲的怀中咽了气。

汪生金给弟弟清理伤口的时候，发现一块明晃晃的弹片嵌入头颅中。这就是日本法西斯轰炸西宁古城无辜百姓的铁证。

汪生祯的妻子贾银存和女儿汪绣，埋在倒塌的房屋下面，李春林把她们救出来时，贾银存和汪绣都是满身血迹，身负重伤。后来，才发现贾银存的双耳被震聋。加之丈夫惨死，这位可怜的家庭妇女从此得了抑郁症，常常在天黑的时候跑到大门外痛哭，整整哭了三十多年，直到含恨去世。

那位来帮忙干活的罗掌尺，是甘肃永靖县人，两口子拖儿带女来到西宁，刚刚定居。他到汪家帮工干活时，妻子刚生下一名男孩，没想到就遭此横祸，襁褓之中的婴儿从此和父亲阴阳两隔，生死永别。

这一天，家住在南玉井巷的汪裁缝家，就有四人被炸死，二人受伤。

汪裁缝家的邻居，北面就是人称“崔尕人儿”的杂货铺老板崔先生。这天，警报响起时，崔先生打发妻子儿女出城躲避，自己则守着铺面。刚刚进了一大批货，那是一大家子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啊，崔先生不敢轻易放弃，他得守着。没想到，日本鬼子把他家的铺面当成了重点打击目标。房屋被炸毁后，仅剩了一面有两个半圆形门洞的墙，残忍的日本鬼子就朝这面墙疯狂投弹，机枪扫射，墙面上留下了如马蜂窝一样密集的弹孔。

可怜的崔先生，和他的货物一同被埋在瓦砾堆里。

爆炸过后，人们找见崔先生的遗体，无不失声痛哭，崔先生活着的时候是个老好人，虽然开铺面做生意，但为人实诚，买卖公平，还常常周济穷人。就是这样一位好人，说没就没了。

汪裁缝家的南面邻居，是一户姓魏的人家。主人叫魏焕文，开着一家香料铺，叫魏家香坊。魏家香坊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北大街有铺面，专门出售各种香料。南玉井巷的家其实就是加工香料的作坊。这一天，魏掌柜照例到铺子里去支应，家中只留了一位香工，赶着毛驴在磨盘上碾香料。还有一个人在房中读书，他就是魏掌柜的儿子魏发基。魏发基毕业于当时的北洋大学，是水利工程师，英语也是一顶一的好。在西宁中学高中部担任英语教师，在西宁人心目中，也算是一位喝过洋墨水的高级人才。

日本人的飞机过来时，那位干活的香工丢下毛驴就往外面跑，跑到院子外数飞机。嫌看不清楚，又蹭蹭地爬上一棵大树。魏发基大吃一惊，知道这样很危险，他大声地喊叫香工回来。无奈香工一心扑在飞机上，对他的喊叫充耳不闻。魏发基来不及放下书本，跑出屋外去拉香工。就在这时候，炸弹落下来了，蹲在树梢上的香工跌落在地，当场被炸死，魏发基被炸晕，手中的书被鲜血染红。顺便说一下，自西向东萦绕在西宁城边、惠及了全城百姓的常胜渠就是魏发基先生设计的，解放后又进行了清理加固，改名解放渠，至今还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那位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出北城门躲避的母亲也回来了，他们走到北门大坡时，只见城头浓烟滚滚，阴云密布。进到城里，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到处是凄惨的哭声。这位母亲焦急万分，带着她两个年幼的孩子，径直往家赶，也顾不上打听谁家人没了，谁家房屋倒了。

走进自家的街巷，这位母亲看到了一片狼藉的景象，她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家也被炸了，房倒屋塌，片瓦不留，所有的家当都埋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家没了，她所有的期盼，所有的希望也在瞬间破碎，破碎成了眼前的废墟瓦砾。

街巷口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人们奔跑着涌向另一条街巷，都在喊：吴先生。

吴先生名叫吴宝珊，是西宁城里比较有名的富商，家在观门街住。开了三间铺面，专门经营绸缎布匹，兼卖化妆品、首饰等等，但凡西宁城里有钱人家的妇女，都是他家店里的常客。所以，那个时候，人人都知道观门街的吴先生。

日本人的飞机来时，不知什么原因，吴先生一家都没有出城躲避，就守在自家的院子里。没想到，万恶的日本鬼子在城区上空密集投弹，吴先生家小小的四合院里，同时落下了三枚炸弹，其中一颗轰然爆炸。吴先生、吴先生的妻子徐文芝、还有他们的儿子，八岁的吴斗斗、四岁的吴鸿钧、还有一个才刚刚半岁，还在母亲怀中吃奶的女儿吴娟娟，一家五口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只有四岁的吴鸿钧活了下来。但他被炸伤头部和腿部，耳朵被震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

吴先生还有一个女儿叫吴鸿英，七岁，那天正好到亲戚家去玩耍，因而才躲过一劫。她只看到四岁的弟弟血肉模糊地躺在医院里，别的家人却再也见不上面了，这个七岁的小女孩不知该怎样承受如此沉重的伤痛。

在另一条街巷，就是刚才警察巡逻的饮马街，有一位叫罗延龄的小作坊主，他开着两间铺面的醋坊，自产自销。酿醋之外，他还兼营酱菜、调料之类，西宁人把这类铺面一律叫海菜铺。罗延龄虽然又酿醋又卖醋，每天都忙忙碌碌，很辛苦，但他性格开朗，天性乐观，乐呵呵地忙乎生意，大人小孩都喜欢他，给他送一个外号叫“罗大校”，就是每天开怀大笑的意思。

这天罗大校也听到了城头的钟声，但他全然没当回事，这个单纯善良的人，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善良、乐观，不会干出有悖于人伦的邪恶之事。外出逃难的人也劝他出城躲避，罗大校则乐呵呵地笑着说：难道炸弹就端端地炸我哩吗，我晌午还要吃酿皮儿哩，吃了再说。

没想到，这句话不幸而言中。日本人的炸弹真就“端端”地投到了他家的院子中，顿时，火光四溅，瓦砾横飞，罗大校一家三口倒在血泊之中。

事后，亲戚邻居们帮着收殓罗延龄一家的尸骨，不知是一颗怎样罪恶的炸弹，使得这一家平和善良的百姓，没有出过西宁城，从不知道外面世事的百姓，却遭受到来自异国倭寇的凶残屠杀。罗延龄身首离异，血肉模糊，他的弟媳妇只能双手捧起破碎的尸块，一把一把地放入棺材中。罗延龄的妻子高夫人，当时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结果腹部被炸开，肠子外流。还有蜷缩在母腹中，从未见过一天人世间的胎儿。他们的儿子叫斗灵保，年仅七岁，更是身首异处，惨不忍睹。

按照以前老西宁的风俗，大人去世后用棺材装殓，而小孩则没有棺木，只用简易的装裹浅浅埋葬，为的是让他早日托生投胎。七岁的斗灵保只装在一只柳木编的背斗里，拿到郊外草草埋葬。从此，一个花朵般的生命消失了，这个世上可能没有人知道斗灵保。他是一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儿童，远离日本、远离战争，却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给炸死了。前方的战争悲壮惨烈，后方的牺牲又何尝不是血泪斑斑？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怎样巨大惨重的代价，才把凶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从自己的土地上赶了出去。

罗先生家的对门，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夫妻二人，靠卖熟大豆为生。每天清晨，他们两个就笼火架锅，在放了细绵沙的大锅中翻炒大豆。夫妻两人用小号铁锨不停地搅动锅里的大豆和细沙，丈夫搅累了妻子搅，妻子累了，再换上丈夫挥舞着铁锨奋力地翻搅。夫妻二人守在锅边黑汗白汗地淌，是典型的靠双手吃饭的人家。

罗先生家的院子爆炸时，有一颗炸弹也落在了他们家。爆炸声中，铁锅飞上了天，绵沙和大豆如下雨般飘落，夫妻二人倒在血泊之中。

当他们醒来时，发现双手血肉模糊。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挥舞着铁锨炒大豆了，这对靠双手吃饭的夫妻，不知以后的生活将何以为继。

日本人的飞机从城头掠过，西宁周边的人都看见了。郊区的农民虽然没有遭遇轰炸，但他们和城里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止不住人人担忧，个个惊慌。

家住城北区朝阳村的一位农妇，望着城内冒起的浓烟焦急万分，她的兄弟在昆仑中学的灶上做饭，此刻不知道怎么样了。她跑到门外的菜地里，叫起正在干活的另一位弟弟，打发他进城，到昆仑中学看一看。

这位名叫孙有才的农民撒开双腿，飞快地往城内跑去。一路上，到处都是瓦砾硝烟，精美的雕花大门和木格窗在烟火中化为灰烬。人们扶老携幼，惊慌失措。废墟堆中，是一声接一声凄惨的哭喊声。孙有才头重脚轻，气喘吁吁，他不敢看这些场景。可是，满城中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到处都是横流的鲜血，他无处躲无处藏。他奔跑到一处人家时，看见院内烧焦的尸体还在冒烟，他禁不住一阵颤栗，靠在墙上，软软地倒了下来。

这户人家姓白，是靠织口袋为生的人家。那会儿西宁城里不出产棉花，也就没有纺织业。但西宁城里有羊毛、牛毛、驼毛等畜牧产品，人们把毛绒纺成线，织成布，织出来的毛布叫褐子，是当时的西宁人最常见的衣服料子。还有用褐子织成的口袋、毛毡、门帘、褡裢等等生活用品。那个年代经济落后，生产工艺简单，一般人家很难把粗硬的羊毛或者牛毛织成褐子，就有专门的手艺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织褐子以及织口袋褡裢的人就叫口袋匠。口袋匠虽然辛苦劳累，但那会儿人们需求量大，因而市场潜力也大，收入也就很高。人们把口袋匠尊称为师傅。 师傅们的日子较一般市民还是要好一些。

白师傅很年轻，但靠着织口袋的手艺已经积攒了一份家业。置了一院房，又娶妻生子，小儿子才刚刚四岁。没想到，一场横祸突然而至。日本人不仅炸毁了他千辛万苦置办起来的家业，还让一家三口老实本分的平民瞬间殒命。

孙有才看见四岁的幼儿倒在瓦砾堆中，满身灰土，他把孩子抱到一处干净的地方放好，想让孩子在上路的时候稍微体面一点。

孙有才继续在城内奔跑，到昆仑中学找他的弟弟。

昆仑中学也遭到了轰炸，学校房屋倒塌，满目疮痍。那位倚在门框上看飞机的炒菜师傅，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昱，他还没有看清日本飞机的模样，炸弹就直通通地落了下来，金昱顿时埋葬在火光之中。

孙有才跑到昆仑中学的食堂门口时，看见金昱倒在院子里，沾染了鲜血的头发随风飘动。

却看不见弟弟孙有德的身影。他焦急万分，大声地喊叫孙有德的名字，在残垣断壁中寻找。半天，传来一声微弱的回答。孙有才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弟弟孙有德躲在一处放煤的小洞里，浑身漆黑，蓬头垢面，手里还攥着一块未来得及放进笼屉的馒头。

孙有才赶紧把弟弟拉出来，发现他并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坏了，浑身颤抖，语无伦次，咧着大嘴哇哇地哭。

四十年代的西宁城，还只是一个偏远落后的高原小镇，城区面积小，人口也不多，全城的人加起来还不到五万人。就是这样一个高原小镇，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也没有放过，一次轰炸，使西宁古城的平民百姓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我在文章中所列举的死伤百姓，都是有名有姓有记载的，那位赶着毛驴在兴文小学浇菜地的张背锅儿，那位穿着新制服在饮马街巡逻的警察，那位烙大饼的妇女，同时在这次轰炸中死难或者受伤。

还有大量的无辜百姓，在这次轰炸中死难或受伤。据事后统计，6月23日这一天，日本飞机向西宁城内共投弹260多枚，炸死民众43人，重伤28人，轻伤不计其数，炸毁民房520余间。

在这些抽象的数字后面，是无数家庭的离散和失去亲人的哀伤，就像每天黄昏后跑到门外痛哭的妇女贾银存，她的伤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她，是任何抚慰和劝解都无法消除的。

事后，当时的省政府给死难的平民发放了丧葬费，其中汉族死难者每人一具棺木，回族是十五丈咔叽布，令其自行安葬。死难的警察和公职人员每人发抚恤金300元，受伤的发医疗费10元。平民百姓则一文没有。

四

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6月23日，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日本鬼子的飞机两次飞越西宁城区。第一次没有投弹，或者投弹了，而没有投中，就像老百姓所说的“全撂到北门大河里去了”，那么，第二次，投弹又为什么那么准呢？炸弹几乎全部投到市中心繁华地段，给无辜平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呢？

有日本特务在引航。

那会儿西宁城的城墙还没拆除，当时的省政府为了防范日本人的飞机，除了在四个城门头上安装了大钟外，在城墙上也加强了防范，派巡警日夜巡逻。6月23日这一天，日本人的飞机飞来投弹时，在城头上巡逻的警察也被这惨烈的场面吓呆了。待惊醒过来，在城墙上奔跑呼喊时，却发现，有几个小商贩模样的人，货物箱子扔在一边，每人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天空照来照去。

警察的职业敏感使他们迅速作出判断，这是日本特务，在用镜子的反光给飞机导航，引领鬼子的飞机炸毁西宁城。警察们义愤填膺，他们一拥而上，迅速制服了这些伪装成小商贩的日本特务，使他们的导航就此中断。

幸亏警察反应敏捷，及时抓获，才没有使西宁古城遭到毁灭性的轰炸。

其实，日本鬼子很早以前就窥视着西宁古城，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日本人就派遣特务，化妆成云游僧人、外地客商潜入西宁古城，搜集情报、培养汉奸。有一位名叫阮志贤的西宁人，就被日本特务成功地培养成了汉奸，给他本钱，让他在西宁城开铺面，经营绸缎生意。这个姓阮的汉奸感激日本主子对他的资助，以绸缎庄作掩护，不遗余力地为日本人卖命。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散布谣言。 那个年代西宁城没有完善的供水系统，人们的饮用水主要是散落在西宁城里的各处泉水，城东以周家泉为主，城西以麒麟泉、城北以北门泉为主。他就造谣说：日本人在这几处泉眼里都投了毒，泉水吃不成了。还有，那会儿大通的煤矿正在开采，尽管设备简陋，开采工艺落后，但到煤矿去挖煤是很多穷苦人谋生的手段。他又造谣说：日本人在矿井下安装了炸弹，要把大通煤矿一弹炸平。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在省城西宁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好在，那时候西宁城很小，住在城内的人家彼此都认识，也了解每个人的出身和秉性。这个叫阮志贤的汉奸上窜下跳地散布谣言时，他很快被老百姓识破了，交到当局，他的真实面目也随之被揭穿。

但是，日本鬼子不甘心在西宁的失败，他们继续派遣特务，发展汉奸。这一次的轰炸，就是潜伏在西宁城的特务做了地面导航。以此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做了多么周密的安排。

大轰炸过后，西宁古城满目疮痍，给人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以致于最初的几天，人们如惊弓之鸟，躲在城外不敢回家。或一到天黑，一窝蜂地往城外跑。人们对城头上每天响起的钟声再也不敢掉以轻心，稍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往城外跑，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人们又惊慌失措在一条街巷里奔走呼号。迎面走来的行人很纳闷，城头并没有空袭警报响起，怎么忽然跑起来了？奔跑的人指着身后说：快跑，快跑！发警报了，日本人的飞机就要来了。于是，行人纷纷加入到奔跑的队伍中，没命地往外跑去，一时间，街巷拥塞，人喊马叫。

后来，弄明白了。原来，国民党政府加强警戒，除了城头的钟声，又增设了地面的警报。街面上每天有巡逻的警察，手里拿两面旗子，摇红旗表示报警，抖绿旗表示平安。而两面旗子同时摇动，则表明情况危急，日本人的飞机一时三刻就要来了。那一天，有一个警察巡逻时口渴了，顺便进到一户经营粮食面粉的店铺里讨碗水喝。喝水时，他随手把两面旗子放在柜台上，喝完水再拿起旗子时，发现小旗上沾了很多面粉，他就走到店铺外，抖掉旗子上的面粉。

不成想，老百姓看见他使劲抖动两面旗子，以为日本人的飞机又来了，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街上的人如条件反射一般，拔腿就往城外跑，才造成如此混乱的场面。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对古城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心理伤害。

轰炸过后，还有很多没有炸响的哑弹遗落在古城的各个角落，人们拣起炸弹，发现上面写着“昭和八年制造”“昭和十四年制造”“昭和十五年制造”的字样。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号，昭和十五年就是1940年。有一枚炸弹卡在隍庙街前的一株大柳树上，如同令人厌恶的老鸹窝，不祥的阴云黑压压地笼罩在人们心头。

五

不仅如此，轰炸对古城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可估量。

飞机掠过的地方，正是城区热闹繁华的地段，商铺多，商人富户也多。而这些地段，也集中了西宁古城的古建筑、古文物和名门大户及诗书簪缨之家。

轰炸过后，广福观被毁坏（现在的西宁一中）；兴文小学内的魁星楼、棂星门被毁坏（现在的十四中）；葆宁寺被毁坏（现在的玉井巷小学）；葆宁寺粗壮结实的本山木横梁被炸断，瓦片飞了一地。精美的青砖雕花门墙东倒西歪，墙面上弹痕累累。还有，现在的观门街小学的前身昭忠祠也被破坏。昭忠祠是为纪念清代同治时期西宁道佥巡抚刘松山而建的，里面塑有八个“夯神”，就是大力士的形象。塑像神形兼备，惟妙惟肖，有非凡的艺术价值。只可惜，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坐落在南玉井巷的朱家花园，祖上是前清贡生，诗词广为流传，是西宁城里有名的文人雅士。到了民国时期，族人依旧以读书、绘画为业，颇受人们尊重。朱家花园一进三院，共有家族十几房，几十口人居住，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大家族。

日本人的飞机使这户积累了将近上百年的书香礼仪之家瞬间变成了废墟，房屋被炸毁，花园被掩埋。朱家历代收集保存的孤本、古籍、文物古董、名人字画、篆刻剪纸、医书方剂，还有大量的诗词文稿，全部毁坏、散失，这一家书香门第上百年的文化根脉就此中断。

那个时代，西宁古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城中居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因而，在城中居住着大量的手艺人和小作坊主。擀毡匠、碗儿匠、皮匠、泥匠、口袋匠、褐子匠、铜匠、银匠，还有五行八作的诸多手艺人，他们为古城的百姓生活提供了方便，把祖传的古老手艺传承下去，为这座城市新增添了古色古香的神韵和色彩。然而，日本人丧心病狂的大轰炸，使得城内的多位手艺人遭遇不幸，手工作坊被炸毁，传统手工艺遭受巨大损失，多门行业几近消失。

除此，城里的民间艺人、民间文化也遭到严重破坏。以前街头巷尾时时有民间艺人自发组织的演唱会，爱好曲艺的“唱家”们聚集在一起，自演自唱，自娱自乐，唱平弦、越弦、道情、打搅儿、倒江水，还有外州县来的皮影班子，在街头演出皮影戏，吸引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驻足观看。大轰炸过后，人们沉浸在悲伤之中，民间的演出消失了，民间传统的曲艺说唱艺术也逐渐沉寂、消亡。

日本人的轰炸，破坏的不仅仅是地面上的建筑，他们对古城人民的精神伤害，对古城文化的无形破坏，比有形的地面建筑要严重得多。

六

然而，日本人的轰炸，没有吓倒高原古城的民众百姓，反而更加激起高原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遇强虏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劫后余生的西宁人不再愚昧地站在空旷地段仰头看飞机了，也不再相信日本人不会侵略大后方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青海虽曰边陲，实为重地，居江河之上游，当西北之要冲。……于今国难当头，危及全民，地不分远近，人不论男女，救亡图存，咸有其责。抗日保国义当勇为。”一时间，青海青，黄河黄，祁连山下好牧场的歌声传唱于大街小巷。妇女们为前方将士赶制毛裤、毛袜。老人和孩子们拿出自己的零用钱，捐给前方的将士。郊区的农民和牧民没有钱，就捐出家里的牛羊。听说前方将士过冬御寒的棉衣短缺，一次性征集了十万张羊皮，连同各界民众写给前方将士的慰问信，一同运往抗日前线。“为了前方少流血，就得后方多流汗”，地处大西北的高原古城，也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期，西宁古城的青年学生率先行动起来，成立抗日义勇队，准备时刻奔赴前线，抗击日寇，保家卫国。青海省第一师范学校历史课教师王剑萍写出了《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誓师词》，……爱国不敢后人，抗敌愿效前驱，逐彼倭奴，还我河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达了高原古城全体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

学生之外，青海各界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那个时候，在青海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杨质夫、在草原牧区享有崇高威望的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两人深入到草原牧区及各个寺院，揭露日寇行径，宣传抗日主张，并在青海湖每年举办的“祭海”仪式上，对前来祭海的蒙藏王公、千户、百户等人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取得了非凡的效果。王公百户们回去后，纷纷献马献金，支持抗日。据统计，在抗战期间，青海的蒙藏王公、千百户及各寺院的僧侣喇嘛，为支持抗战共捐献优良战马三千多匹。还有，从别的渠道征集的优良战马。当时的报纸这样评论：青海对抗战最大的贡献就是军马的供应。

外界的力量也深入渗透到青海，抗战期间，作曲家王洛宾、王云阶来到西宁，在收集民歌、创作歌曲的同时，还创作抗战歌曲，排演抗战曲目，《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从此在西宁传唱。1937年，著名作家老舍随慰劳总会的北路慰劳团来到西宁，在当时的西宁中学作了《什么叫新文学》的文学报告。“不抗日无以图生存，不团结无以图救国”，老舍先生的讲座，如一缕明媚的阳光，照亮了古城民众的心扉。一时间，城内但凡有点文化的人，都纷纷拿起了笔，撰写抗日救国的文章，投给当时的《青海日报》，为西宁的文学事业奠定了基础。1940年，电影导演郑君里来到西宁，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塔尔寺、在金银滩草原拍电影。我们所知道的是，他邀请千户的侄女卓玛扮演牧羊女，邀请王洛宾扮演牧羊女家的帮工，使得王洛宾写出了那首经典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郑君里还拍了一些宣传抗日的纪录片，他邀请回族中学的一百多名学生，扮演成青海军队出师参战的战士，在威武雄壮的号角声和群众热烈欢送的场面中，骑着高头大马，奔赴前线抵抗倭寇。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西宁，考察民风，兴办教育。书法家于右任来到西宁，挥毫泼墨，传播文化。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来到西宁，一路走一路写，向外界展示高原风光和民族风情。戏剧家李朴园也来到西宁，组织市民排演节目，宣传抗日。话剧《打鬼子》《卢沟桥》，小戏《打回老家去》《送郎出征》等等，都是那一时期李朴园和他的抗日宣传队成员帮助西宁民众编排上演的。

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他们可能不认识字，不会写文章，不会走上街头演讲，也没有表演天赋，不会唱歌演戏，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宣传方式，他们用民间传唱的花儿表达自己对日寇的仇恨，表现自己抗日救国的一片赤诚之心。西宁古城大量的普通劳动者，脚户哥、筏子客、手艺人、小商贩、老人、妇女、农民、工匠，只要开口唱花儿，必定要和打败日寇倭奴，抗日救国联系起来。“西宁城是四四方，金盆养鱼的地方；从军抗战上战场，宁舍个命，不舍个自己的家乡”。“大马骑上枪背上，参加了抗日的战场；赶走了东洋回家乡，好名望留在个世上。” 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抗战花儿，随口传唱，提醒自己不忘国仇家恨，后来，抗战花儿便成了花儿研究的一个课题。

八年抗战，还有大批的河湟子弟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浴血奋战，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抗战爆发后仅仅一个月，也就是1937年8月，青海就以一个师的兵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作战。这个师以骑兵为主，简称“骑一师”，骑一师转战南北，参加了豫南会战、豫东会战。后来，青海又派一个师赴前线参战，简称骑二师。骑一师和骑二师又参加了长沙会战、豫中会战等等，转战在陕西、河南、安徽、湖南之间。青海骑兵师英勇顽强，宁死不屈，在战场上以彪悍、勇猛、能打硬仗出名，被称为“马胡子军”，以致于日本兵只要听说是马胡子军，随之闻风丧胆，不战而溃。日本兵对马胡子军又恨又怕，有一位叫冈村宁次的日本军官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记录马胡子军时，必要加上“恶战”二字，可见当时的抗日前线打击倭寇的战争有多么惨烈。

曾经在一次战斗中，骑一师第二旅旅长马元祥率领的部队和日军在一座宝塔前殊死搏斗。最后，旅长马元祥身负重伤，士兵伤亡惨重，剩下的官兵完全被日寇包围。就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这些河湟儿女也没有屈服，他们全部跳进了黄河，让滔滔河水带走自己。一百多人全部牺牲，没有一个愿意苟活下来当日本人的俘虏。这就是我们的抗日战士，英勇不屈的中华儿女。这件小事在中国抗战史上或许微不足道，可是，他们面向河水义无反顾的一跳，却是中国人大无畏精神的写照。昆仑一片石，壮士万人血，他们永远活在青海人民的心中。

在八年抗战中，青海还有很多抗日将领，他们饮血沙场，为国捐躯，演绎了一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他们的名字，将记载于抗战史英雄名录中，他们是民族英雄，永远受到中国人的敬仰和怀念。

他们是：曾国佐。青海互助人，毕业于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二十九师下属一个旅的旅长，负责驻守宛平县城。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二十九军英勇抵抗，曾国佐首当其冲，毫不畏惧，杀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他英勇顽强，战功卓著，曾国佐被提升为179师副师长。

马秉忠，西宁人，回族，时任骑一师第二旅旅长。在豫东一带作战时，和侵犯淮阳县城的日军遭遇，马秉忠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怎奈寡不敌众，又加上日寇施放毒气弹，第二旅伤亡严重，营长李国勋、连长赵清心、排长郑成功等人相继牺牲，马秉忠也不幸中弹而亡，年仅29岁。但是，他的部下毫不畏惧，顽强抵抗，终于以少胜多，打败敌军，取得了胜利。

马登云，青海民和人，是十七军下属的一个上校团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马登云在浏阳河东岸拼死抵抗，他身中五弹，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而马登云却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朱祥，青海湟源人，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十期。在中天条山战役中，时任轰炸八大队飞行员的朱祥负责开飞机轰炸河南峡县的兵工厂。那时候，空军的投弹高度为一万公尺，而朱祥为了提高命中率，将飞机俯冲到仅两千公尺的高度。爆炸成功了，兵工厂夷为平地，给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而朱祥也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三天之后，朱祥牺牲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夫人，她为我生前死后都守寡，我实在对不起她。没有豪言壮语，就是这样儿女情长的话，禁不住让人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谁说英雄不悲悯，可他们为了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者，只能将深深的家国情怀隐藏在心里。朱祥牺牲时很年轻，只有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