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字典》的残页到“二十四史”的通读
——我的古汉语苦学之路
张兴源
一、那一句“吃字的屎渣渣”
黄土高原上的风，总是裹挟着细碎的沙粒，打在脸上，有一种粗糙的疼痛感。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12月的一个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老师那间逼仄的窑洞，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极了时间本身——看得见，却抓不住。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被×老师叫去帮忙搬家。说是搬家，其实不过是把几件破旧的桌椅、一堆发黄的书籍，从一孔窑洞挪到另一排平房。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个中学教师的全部家当，也抵不过今天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一角。就在我弯腰去搬那根锈迹斑斑的炉筒子时，我的目光被一样东西牢牢地钉住了——那是一本被撕破的、只剩下半部的《康熙字典》，正可怜巴巴地蜷缩在炉筒子、旧书报和其他杂物中间。
那半部字典的封面已经残缺不全，书页的边缘卷曲着，有的地方还被油渍浸染得发黑。但当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它时，那些密密麻麻的汉字，那些工整的篆书，那些精妙的释义，就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我那贫瘠而渴望知识的心灵。我甚至能闻到那股陈旧的墨香，那种混合着岁月和智慧的独特气息，让我心跳加速。
“×老师，您看您这本《康熙字典》只剩半部了，您要这也没啥用了，还不如送给我。”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急切和不安。
×老师停下手中的活计，转过身来，用一种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有惊讶，有不解，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操着一口浓重的外路口音说道：“你看你这个娃娃！我是个当老师的，要抠得吃字的屎渣渣嘞！你要这个有什么用嘞么！”
“吃字的屎渣渣”——这句话像一把铁锹，狠狠地拍在了我的脸上。我的脸瞬间便涨得通红，那种羞愧和屈辱，至今想起来，仍然会让我的耳根发热。我的同学们在旁边窃窃私语，有人甚至笑出了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孔窑洞的，只记得那个初冬午后的阳光格外刺眼，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但就是×老师这句看似粗鄙的话，却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它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古汉字、古汉语，一定要达到阅读古代典籍，就像阅读《人民日报》社论一样自流畅如的程度。我要让×老师看看，那个也“要吃字的屎渣渣”的娃娃，不仅能吃，还能消化，还能把这些“屎渣渣”变成真正的学养。
多年以后，当我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翻阅那些珍贵的古籍善本时，当我能够流畅地阅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明史》和《清史稿》的原文时，当我的文言散文《保安塔记》和文言小说《聊斋续异》在网上获得双过千万的阅读收藏量时，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冬日午后的窑洞，想起×老师的那句“名言”。我甚至有些感激他——正是那句看似羞辱的话，点燃了我心中那团求知的不灭火焰。
二、从王力的《古代汉语》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些曾经被长期禁锢的书籍，终于像解冻的河流一样，奔涌而出。新华书店的柜台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买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真正地阅读，真正地求知。那种对知识的渴望，是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完全难以想象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王力先生的四卷本《古代汉语》时，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那套书的定价，相当于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但我没有丝毫犹豫，我甚至觉得这钱花得太值了。在此之前，我已经阅读了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那本书让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和韵律。而《古代汉语》则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古代典籍的一道道大门。
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依据文章的难易程度或文体的演进历史，分为若干节，而每一节又被分为三个部分，即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文选”部分选录了从先秦到明清的经典诗文，每一篇都有详细的注释和翻译；“常用词”部分分别收录了一千多个古代汉语中常用的字、词（在古代汉语中，多数情况下，“字”就是“词”），每个字、词都有本义、引申义和例句；“古汉语通论”部分，则系统地讲解了古代汉语的语法、修辞、音韵等方面的知识。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把这部四卷本的著作通读了两遍，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那些笔记，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纸张有点发黄，字迹已经模糊，但每当我翻开它们，都能回想起当年那个求知若渴、不止不休的自己。
然而，仅靠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对阅读更“深”更“古”的历史典籍还远远不够。要真正读懂古代典籍，必须从“文字学”入手。于是，我又购读了大量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著作，还在长期订阅《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的同时，长期订阅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古汉语研究》季刊，同时购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清代古文字学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这两部书，是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的必备工具书。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它按照部首编排，收录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每个字都解释了其本义和字形结构。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是对《说文解字》迄今（段的时代）为止的权威注释，他不仅纠正了许慎的一些错误，还补充了大量的例证和考证——当然它自身也存在一些错谬，这是后话。
我决定采用古人学习古汉字和古汉语的“笨”办法——给《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断句。所谓断句，就是给没有断句和标点的古文，加上正确的断句和标点符号。可以说，这是学习古汉字、古汉语的一种最基础、最枯燥，但也最有效的方法。我找来一本没有断句和标点的《说文解字》，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断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我后来又购买了《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遇到不懂的句子，就反复琢磨。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句子，我要花大半天的时间才能断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每一次正确的断句，都像是点亮了一盏盏指路的明灯。
这种“笨”办法，我又坚持了差不多十年。在这十年里，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白天教书，晚上读书，周末更是整天泡在书房里。我的妻子有时候会抱怨，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本字典。但我乐在其中，因为每读懂一个字，每理解一个句子，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来自远古的智慧和美。
举个例子，“元”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始也。从一从兀。”按照古人的解释，“元”的本义是“开始”，字形由“一”和“兀”组成。但为什么“一”和“兀”就表示“开始”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一者，数之始；兀者，高而上平也。从一从兀，故为始。”这个解释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元”字的上半部分是“一”，表示数字的开始（也是一切的开始）；下半部分是“兀”，表示高而平的样子。合在一起，就表示“开始”的意思。这种对汉字本源的探究，让我对古代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再比如“道”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意思是说，“道”的本义是“道路”，字形由“辵”（表示行走）和“首”（表示头）组成。段玉裁进一步解释说：“首者，行之所始也。从辵从首，谓行而首之所向也。”这个解释让我明白，“道”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道路，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方向和方法。此间，当我读到老子的《道德经》时，对“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的理解，就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
三、通读“二十四史”：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在掌握了强大的古汉语知识后，我已不满足于读一般性地古代散文（如历史散文，主要包括《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哲学散文，主要包括《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和古典诗词，而是开始了向更高目标的迈进——通读“二十四史”。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因为“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总共有四千多万字。即便是按照每天阅读一万字的速度，也需要十多年的时间。但我没有退缩，因为我知道，只有通读这些史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才能真正掌握古汉语的精髓。
我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史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首创本纪、世家、列传等体例，文学性与史学价值都很高。我用了半年时间，读完了《史记》全部一百三十卷。每读完一卷，我都会做详细的笔记，记录下重要的事件、人物和观点。我常常会被司马迁的旷世才华所折服。当然，《史记》也有其缺点，那就是部分内容传说色彩浓厚，已为后世史家所诟病。
读完了《史记》，我开始通读《汉书》。《汉书》100卷，是东汉班固编纂的，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它的语言比《史记》更加严谨规范，但也更加晦涩难解。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例严谨，史料翔实，开创“十志”体例。文字精炼，制度记载系统。然而，它缺乏《史记》的批判精神。《汉书》中大量使用了汉代的口语和方言，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了。为了理解这些词汇，我不得不查阅大量的资料，有时候甚至要借助考古学的成果——这也是我后来长期订阅《文物与考古》，并且非常重视观览各地博物馆的原因。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120卷。记东汉史，合纪传体。增设《党锢》《文苑》等类传，表彰气节。文笔简劲，论赞精辟。只可惜它未及完成，部分内容散佚。然后是《三国志》，这是西晋陈寿所撰，65卷。分魏、蜀、吴三书，纪传体。叙事简洁，无表志。取材严谨，评价公允。但过于简略，缺乏细节。
以上四部史书，史家向来合称为“前四史”，都是私人修史。从《晋书》开始，基本上都是官修了。《晋书》，唐代房玄龄等撰，130卷。记两晋史，含“载记”述十六国。史料广博，体例创新。但采录传说，考订不精……《明史》清张廷玉等撰，332卷。记明史，体例严谨。史料考订精审，文字雅洁，但避讳明末史事，立场偏颇。
“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史书，都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了历史事件和人物，还学到了大量的古代制度、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比如，在读《宋书》时，我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历法制度；在读《隋书》时，我了解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读《旧唐书》时，我了解到唐代的对外交流和文化繁荣。
但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还是《明史》和《清史稿》。这两部史书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它们的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在阅读《明史》时，我了解到明代的政治斗争、经济繁荣和文化成就；在阅读《清史稿》时，我了解到清代的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和对外关系。特别是清代中后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历史事件，让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更加精准的把握。
除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我还通读了从《左传纪事本末》到《三藩纪事本末》的《历代纪事本末》。这套史书按照时间顺序，把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逐一叙述，每一事件都完整呈现，且独立成篇。这种编排方式，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比如，通过阅读“秦并六国”这一篇，我了解到秦国的崛起和统一六国的过程；通过阅读“安史之乱”这一篇，我了解到唐代由盛转衰的原因；通过阅读“鸦片战争”这一篇，我了解到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在阅读这些史书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古代语言史上各有关专家和各有关著述。比如，清代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这是一部关于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作。顾炎武在书中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是一部对二十二部正史进行考证的著作。钱大昕在书中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比如他对《史记》中一些字词的考释，即是如此。
四、从注重方志到文言创作：让古代汉语“活在当下”
在通读史书的同时，我还特别关注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古代地方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献，它记载了一个地区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风俗人情、人物传记等。这些文献，对于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首先接触的是四部《保安县志》。保安县，就是今天的志丹县，是我的故乡。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当我知道有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保安县志》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它们正确地整理出来。
我找到的四部《保安县志》，分别是清顺治本《保安县志》、清咸丰本《保安县志》、清光绪本《保安县志略》和民国本《保安县乡土志》。这些版本，有的已经残缺不全，有的字迹模糊不清，有的甚至是用草书书写。为了整理它们，我不得不逐字辨认，逐句点断。有时候，为了确认一个字，我要查阅好几部工具书；为了理解一个句子，我要反复阅读上下文。这个过程，就像是考古学家在挖掘古墓，每一铲子下去，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全部完成了这四部《保安县志》的重新断句、标点、注释和翻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了解了保安县的历史变迁，还学到了很多关于古代方志学的知识。比如，我了解到古代方志的编纂体例和规范，了解到古代方志中常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这一切，对于我后来的文言创作，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完成了《保安县志》的整理工作后，我又开始了对明弘治本《延安府志》的整理。这部府志，记载了明代延安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它的篇幅比《保安县志》要大得多，内容也更加宏富。我用了将近四五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府志的重新断句、标点、注释和部分翻译工作。
比这些整理工作更早，我就已经开始了文言散文和文言小说的创作。1990年12月28日，我写出了平生第一篇文言散文《为先祖树碑并祭先祖文》。此后，我陆续写下了《重修张渠乡城台村关羽庙碑记》《序＜张氏族谱＞》《保安塔记》《高沙塔—寺台＜高氏祖谱＞序》《艾君振华草书＜保安塔记＞序》等多篇文言散文，并且写下了影响极为广泛的文言小说《聊斋续异》。这组文言小说是拟蒲松龄《聊斋志异》笔法，以狐鬼花妖为题材，描写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这些故事的背景全在陕北高原，人物也全是陕北的农民和书生。这样，既传承了《聊斋志异》的神韵，又具有了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此同时，我还写下了百余首格律诗词，是对我早年苦读的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的致敬。
到目前，我所写的文言散文、文言小说和格律诗词等已有数百篇，尤其是文言散文《保安塔记》和文言小说《聊斋续异》，在网上获得了极高的阅读、转发和收藏量，达到双过千万（这数字还不包括《保安塔记》2016年4月初稿的三千七百多万）。很多读者留言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重新认识了古汉语的魅力。有的读者甚至说，他们之所以重新开始学习古汉语，就是因为看了我的作品。这些反馈，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不时创作文言作品的决心。
五、古汉语学习的“笨”与“巧”
回顾我的古汉语学习历程，我深深体会到，学习古汉语，既要狠下“笨”功夫，也要琢磨“巧”方法。
所谓“笨”功夫，就是要刻苦用功，耐得住寂寞。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用“断句”的方法，通读了《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困惑。有时候，一个看似简单的字，我查了好几部字典，还是无法确定它的读音（古代的注音，主要是“反切”，我们如果用“拼音”的方法，是很难读准的）和意思。有时候，一个复杂的句子，我反复琢磨了好几天，还是无法搞清它的结构和含义。但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学习古汉语，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练习，才能真正掌握其规律，理解其意义。
所谓“巧”方法，就是要善于总结，善于借鉴。在学习古汉语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古代语文史上各有关专家和各有关著述。比如，我认真研读了清代学者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这部书，是对《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典著作中疑难字词的考释。王引之在书中，运用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多种方法，对各部经典中的字词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很多见解，都让人茅塞顿开。比如，他在考释《诗经·关雎》中的“窈窕”一词时，指出“窈窕”是叠韵词，意思是“幽深而美好”。这个解释，比传统的“美好”更加准确，当然也更加形象。《经义述闻》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训诂实例。比如王引之对《左传》“齐侯疥遂痊”的考证，就非常能体现其“因声求义”、不迷信旧说的治学方法。《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侯疥，遂痊”。旧说认为“疥”通“疾”（一种疟疾），这样整句就成了“齐侯得了疟疾，于是病好了”。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十九中反驳了此说。他认为“遂”表示顺承。若“疥”就是“疾”，那句子就成了“齐侯得了疟疾，于是疟疾好了”，这在逻辑上不成立。《晏子春秋》提到“景公疥且瘧”，说明“疥”与“疟”在当时是两种不同的病。 王引之找到音韵铁证：“疥”属古音“祭部”，“疾”属“之部”，两字古音相差甚远，绝不可能相通。于是，王引之据此断定，“疥”就是皮肤病的“疥疮”，不读为“疾”。这个例子通过文意、旁证、音韵三重证据，层层递进，充分展现了王氏父子严谨的治学风格。
我还认真研读了清代学者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这部书，是对古书中疑难句式和表达方式的归纳和总结。俞樾在书中，列举了七十八种古书中常见的疑义类型，比如“倒句”“省句”“互文”等。比如，我在阅读《左传》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倒装的句子，例如“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按照现代汉语的语序，应该是“室如县罄，野无青草，恃何而不恐”。但俞樾告诉我，这种倒装是为了强调和突出某些词语，是一种修辞手法。理解了这一点，我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了。
除了这些专家的著述，我还特别关注古汉语的音韵学。音韵学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学科。掌握了音韵学，就能更好地理解古汉语中的通假字、异体字和古今字。比如，在阅读《史记》时，我经常遇到“说”字，有时候它读作“shuō”，意思是“说话”；有时候它读作“yuè”，意思是“喜悦”。通过音韵学的学习，我了解到，“说”字在古代有两个读音，一个是“shuō”，一个是“yuè”，这两个读音分别对应不同的意思。这样，我在阅读时，就能根据上下文，准确地判断它的读音和意思。
六、古汉语学习的当代意义
或许有人会问：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连眼前的信息都处理不过来，哪还有功夫学习古汉语？学习古汉语在今天，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是：意义重大。
首先，古汉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哲学、军事、社会、文学、艺术、科技等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用古汉语记录下来的。只有掌握了古汉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成就的内涵和价值。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但它蕴含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果我们只是读白话翻译，就无法体会到原文的韵味和深度。只有读原文，才能感受到老子那种“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和深邃。
其次，古汉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学习古汉语，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比如，当我们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我们会被那种家国情怀所感动；当我们读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我们会被那种民族气节所震撼。这些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再次，古汉语是提高现代汉语水平的重要途径。现代汉语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很多古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仍然在现代汉语中使用。掌握古汉语，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使用现代汉语。比如，“经济”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社会物质生产和交易活动”，但在古汉语中，它的意思是“经世济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经济”这个词的内涵和意义。
最后，古汉语是一种思维训练。学习古汉语，需要大量的记忆、理解、分析和推理。这种训练，能够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比如，在阅读《史记》时，我们需要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动机。这种分析能力，对于我们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帮助。
七、结语：学习古汉字、古汉语，至死方休
如今，距离那个午后的窑洞中关于“字的屎渣渣”的恶言，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白发染鬃的老者。但那个“也要吃字的屎渣渣”的誓言，我始终没有忘记。回首往事，我常常感慨：如果没有×老师的那句话，我可能不会走上这条艰苦而漫长的古汉字、古汉语的学习之路。但我也深知，真正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的刺激，而是来自内心的热爱。正是因为我对古汉字和古汉语的无比热爱，我才能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坚持阅读那些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的古籍；正是因为我对古汉语的无比热爱，我才能在无数次挫折之后，依然保持学习和研究的热情。
今天，当我能够流畅地阅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明史》和《清史稿》的原文时，当我能够准确地理解《说文解字》中的几乎每一个字时，当我能够用文言文写出反映当代生活的、让人称赞的散文、小说和古体诗词时，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这种自豪和满足，不是来自外界的赞誉，而是来自内心充实的“二次成长”。
我想对所有的年轻朋友说：学习古汉字、古汉语，虽然艰苦，但值得。它不仅能够让你掌握一门语言——差不多相当于多学了一门“外语”，更能够让你走进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与古人对话，与历史交流，与智慧相遇。这个世界，虽然古老，但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最后，我想用一句古语来结束这篇文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古汉字、古汉语的学习，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将继续前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26年7月4—7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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