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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建安文脉，书写时代新章。首届曹操文学奖颁奖盛典于6月12日至15日在河南安阳圆满落幕。为集中展示本次赛事的创作成果，弘扬优秀文学精神，现择优刊发本届获奖作者精品佳作。这些作品笔墨鲜活、立意深远，融传统底蕴与当代视角于一体，尽显文字力量与文学温度，供广大读者品鉴赏析。
漳河的水，流了两千年，还是那副浑黄的模样。岸边的土坷垃被冲得溜圆，河面上的天光，却跟着日升月落、朝代更替，变个不停。站在这水边，身后是那座黑红相间、想给历史下一个定论的曹操高陵博物馆，我却想起另一张脸——一张被政治的标签反复贴了又撕，却在文学的天地里，始终带着一股子倔强劲儿的脸。
要是我们暂且把“篡权”的恶名和“奸雄”的白脸谱放在一边，就会看见，曹操在华夏文明这本厚书上，刻得最深的一道印子，或许不在朝堂，而在笔墨里。他自己写的诗，当然是划破沉闷长夜的惊雷。可最了不起的，是他凭着统帅的尊贵、权臣的威望，亲手给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调了色、塑了形。这张文学的脸孔，它的底色不是天生的，是在跟四百年“经学”这堵老墙的较劲里，硬生生挣脱出来的。
一、铁幕微光叛逆成色
两汉四百年，朝廷上只认经学的理儿。自从董仲舒给皇帝出了“独尊儒术”的主意，官府选人做官，几乎就只看你会不会读经书、解经义。书上的道理，被框成了一条条死规矩。有没有真本事，全看你会不会给老祖宗的经文做注解。文学算个啥？辞赋又能当饭吃？不过是“雕虫小技，大丈夫不屑干”的闲活儿，是供皇帝解闷的玩意儿。司马相如写得天花乱坠，到头来也不过是被当成唱戏的养着；扬雄到了晚年，干脆扔下辞赋去模仿经书写作——这就是那个时代里，文学最无奈的样子。在经学巨大的影子底下，文学只能缩在墙角，连个清楚的轮廓都没有。
到了东汉末年，灵帝在位的时候，总算闹出点不一样的动静。一场“鸿都门学”的风波，不单单是想在经学的铁板上凿个缝。灵帝自己喜欢文艺，就把天下那些会写文章、擅长书法的人，不拘经学出身，直接招揽到鸿都门下，有上千号人。这在当时，可不仅是喜欢几篇文章那么简单。它意味着皇帝想绕过传统的经术选拔和士族推举，用自己的喜好来提拔人，这直接戳中了当时选官制度和世家大族的痛处。所以，以蔡邕为首的清流大臣们激烈反对，骂这些人是“无行趣势之徒”。这场风波很快被压制下去，但那点试图别开生面的火星儿，却溅进了当时正值青年、身为议郎的曹操眼里。
曹操和蔡邕有交情，可他骨子里的叛逆，跟蔡邕不是一路。他生在官宦之家，却被讲究出身的清流看不起；他心怀天下，盼着太平，却偏偏活在分崩离析的乱世。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尴尬，磨出了他“任侠放荡”、不受拘束的性子。后来他在政治的钢丝上行走，直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份叛逆不但没消，反倒借着权力的东风，烧得更旺。他敢颁布《求贤令》，石破天惊地说，哪怕是被世俗认为“不仁不孝”，只要你有“治国用兵”的真本事，我就敢用你。那么，他自然也敢抛开“独尊儒术”的老规矩，明明白白地把文学请进庙堂，给它前所未有的体面和地位。
他是怎么做的呢？不止是说，更是做。
他自己“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用主帅和丞相的身份，写下气吞山河的诗篇，这本身就是对文学最有力的提升。然后，他以邺城为根基，设立官署，将天下有才学的文士网罗身边，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人集团。在他手里，文学的底色第一次被权力的光芒照亮，不再是灰扑扑、不起眼的卑微模样，而是透出了一股属于创造者的、敢闯敢干的亮堂劲儿。
二、诗笔为史苦难成铜
曹操的文学脸孔，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从来不是横槊赋诗、对酒当歌的豪情，而是他早年那些浸着血与泪的“诗史”模样。那是剥掉了所有矫饰，直勾勾凝视乱世苦难的青铜色，硬邦邦、冷冰冰，却把时代的真相，映照得一清二楚——就像老家那盏传了几代的铜灯，蒙着岁月的尘灰，擦亮了，总能透出暖而坚实的光。
《薤露行》和《蒿里行》，就像两块并排的墓碑，刻满了汉末的惨烈。前者是洛阳的挽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每个字都带着焚城的灼热，每句话都裹着百姓的哭嚎。后者把视野拉得更广，写尽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荒唐与私心：“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盟军各怀鬼胎，观望内斗，最终承受苦果的，还是苍生。“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不是书房里的想象，是他这个亲身经历败仗、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将军，用眼睛摄下的人间地狱。钟嵘说他“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悲凉”哪里是轻飘飘的愁绪，分明是漫山白骨透出的森然寒气，是全部希望破灭后，“念之断人肠”的、沉甸甸的钝痛。他让古老的乐府民谣重获新生，不再吟唱空洞的哀伤，而是第一次将诗笔如刀，切入现实最溃烂的疮口，探入百姓最深重的苦难。他为后来杜甫“诗史”的道路，踏出了最初那条满是荆棘的荒径。
可曹操的脸孔，绝不止这一种凝固的沉重。当他北征乌桓，得胜归来，登上碣石山，面对“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沧海，那张脸瞬间被另一种光辉笼罩。《观沧海》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个人的功业豪情与宇宙的浩瀚永恒，在此刻轰然交融，生出包容星汉的沧浪气象。这是征服者的雄视，也是哲人对天地奥秘的深远瞭望。那张浸透苦难的青铜色的脸，陡然间，焕发出了星空的玄黑与璀璨。再到《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不屈，《短歌行》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渴慕，这才拼合了他文学脸孔完整的模样：它能紧贴大地，感受血泪的温度；也能仰望苍穹，接纳星光的光芒；既承载着烈士暮年的壮心，也流淌着对生命倏忽的深切感伤。这份厚重、复杂而充满生命力的质感，便是后人追慕的“建安风骨”，最初的精神雏形。
三、邺下星聚风流成卷
一张脸孔，能活出自己的神采已属不易；若能成为一束光，吸引、汇聚一个时代的星辰，共同绘就一幅灿烂的星图，那便是近乎奇迹了。曹操的文学脸孔，便有这般魔力，像老家村口那棵虬枝盘伸的老槐树，总能吸引、庇护各方栖息的飞鸟。
他以邺城为基业，撒开一张恢弘的大网，“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将天下英才尽数罗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个个才华灼灼。他给予这些人的，远不止是乱世中安身立命的俸禄与屋舍，更有一份基于赏识的、实在的“尊重”。这种尊重，源于他对文学的真切爱好，也包含了对人才政治实用价值的清醒认知。文士们以文章才华相报，提供辞章、谋略乃至教化，他则报以庇护、地位与知遇之恩。这并非单纯的施舍，而是一种带有古典庇护制色彩的、互惠的知音之交。他们不再是帝王取乐的俳优，而是能与曹丕、曹植兄弟“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诗酒唱和、平等往来的友人与僚属。即便是曾为袁绍执笔、将他祖孙三代骂得淋漓尽致的陈琳，也能因才被赦，得到重用。他念及与蔡邕的旧谊，不惜重金从匈奴赎回其女蔡文姬，这段佳话，温暖了整个文坛。这份对才华本身近乎本能的珍视与包容，在兵燹连年的汉末，硬生生营造出了一片充满创造活力的文学“桃花源”。
于是，围绕曹操这张核心的、充满感召力的“主脸”，王粲写出了饱含离乱之痛的《七哀诗》，陈琳留下了揭露民生疾苦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吟咏出傲然挺立的《赠从弟》……个体的才情，在共同的时空与氛围中碰撞、激荡、共鸣，汇合成一股“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雄健洪流。他们书写战乱、漂泊、功业渴望与生命慨叹，情感深沉悲凉，格调刚健清峻，共同为“建安风骨”填充了丰满的血肉与坚实的骨骼。曹操，既是这场文学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与掌舵者，亦是那交响乐章中最沉浑、最有力的领唱者。他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文学开辟出一片得以自由呼吸、蓬勃生长的园地；又以自己“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创作，为整个时代的文学运动，定下了刚健有力的基调。
四、沧浪本色文心永鉴
夕阳又一次把漳河水染成了金红色，像老家灶膛里烧得正旺的火苗，光焰跃动着，映红了流淌的波纹，也映红了蹲在灶前添柴人沉默的侧脸。那只倏忽来去的蜂鸟鹰蛾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河水不分古今的哗哗声，像村口老人永远絮叨不完的往事，将一切是非论断，都慢慢吞咽进去。我们争执了上千年，纠结于曹操是忠是奸，忙于将他脸谱涂白又抹红，往往陷入了政治与道德评判的单一迷宫。可当我们凝神于他在文学史上的这张脸——那张被苦难烈焰锻造过、被宇宙星光洗礼过、并且聚拢了一整个星河共同闪耀的脸——便会看到一种超越简单是非黑白的、浑厚而流动的“沧浪之色”。
这颜色，是《蒿里行》里千里荒原的沉郁褐黄，是《观沧海》中吞吐日月的浩瀚玄黑，是邺下宴集时酒盏映照的温暖光亮，更是所有这一切交融、沉淀之后，那一片厚重而苍茫的底色——如同老家的黄土地，既深埋着五谷的丰饶，也镌刻着岁月的沟壑。它在提醒我们，审视一个复杂的历史灵魂，或许不必总是紧盯着他在权力棋局中的具体落子，更应去看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注入了何种难以磨灭的生机与力量。
曹操的政治功罪，至今仍在史家的刀笔间论辩不休；但他以权柄呵护文学的火种，以诗笔叩问生命与宇宙的奥秘，以博大的胸襟汇聚并激发了一个时代的才情，最终催生出“建安风骨”这座彪炳千秋的文学高峰。仅凭此一点，他的脸孔在历史的长镜中，便已然焕发出一层属于开创者与奠基人的、沉静而永恒的光泽。这光泽，比任何后世涂抹的油彩或粘贴的标签，都更为真实，也更为恒久。
河水无言，默默东流，依旧带着黄土高原的腥气。而那张属于文学史的脸，早已嵌入璀璨的星河，与这人间不绝的烟火气，融成了一体。
作者简介
杨海军，男，七十年代生，甘肃定西人，县处级企干，高级政工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春天恋歌》（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问路宝天》（200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的祖国河山游》《洋芋花开赛牡丹（散文集）》《酸刺烈焰（杂文集）》《长路奉献给远方（诗歌小说集）》等200多万字个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