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王》与历史小说的当代转向——评吴耕渔长篇历史小说《莽王》

摘要：吴耕渔长篇历史小说《莽王》以《水浒传》中边缘人物皇甫端为主角，重构了北宋末年的历史图景。本文认为，该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已足以与经典比肩，而更多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的全新范式：通过“通道者”视角的建构、“七实三虚”叙事法则的深化，以及“百川归海”文明观的提出，完成了从“历史重述”到“文明对话”的当代转向。《莽王》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古典叙事传统中注入了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思想维度，为历史小说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莽王》；历史小说；通道者视角；文明对话；叙事范式

一、引言：在经典阴影下开新路

中国历史小说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四大名著及《史记》等经典构筑了难以逾越的叙事高峰，后世创作极易陷入模仿或解构的二元窠臼。要么忠诚地复述历史，在经典的阴影下小心翼翼地补缀；要么以戏说或架空的方式消解历史的重量，换取叙事的自由度。吴耕渔《莽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走出了一条“第三条道路”——既不仰视经典，也不解构经典，而是以更严密的逻辑、更宏阔的视野，在经典的“缝隙”中建构一个具有世界性品格的新叙事。

二、“边缘—枢纽”：通道者叙事的美学价值

《莽王》最具原创性的叙事策略，是将《水浒传》中仅有名号而无台词的兽医皇甫端擢升为第一主角。这一选择并非猎奇，而是深刻的叙事自觉。皇甫端的多重身份——碧眼黄须的异族面相、高俅安插的暗探、方腊的关门弟子、梁山好汉——使他天然获得了一种“全向视角”。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却能进入所有阵营的内部。

这种“不站队”的叙事位置，与《水浒传》中宋江的“忠义”视角、《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正统”视角形成了根本性差异。在传统历史叙事中，视角本身就意味着价值立场，叙事者的位置决定了他所能看见和愿意言说的一切。而皇甫端的“通道者”身份，使叙述得以悬置价值判断，暴露出每一个阵营内部的权力逻辑与人性灰度。梁山“替天行道”的旗帜下隐藏着派系倾轧，宋廷的庙堂之高弥漫着权谋算计，方腊的起义军中也并非纯粹的理想主义。

更重要的是，皇甫端的成长轨迹并非简单的“边缘人逆袭”，而是从“复仇者”到“通道者”再到“文明调和者”的精神蜕变。小说的结尾，皇甫端在昆仑之巅顿悟“世界文明如水，汇流入海”，这一意象将个人的生命经验升华为文明的哲学命题。在中国小说传统中，这种“通道者”原型是罕见的——我们的英雄要么是“站队者”（关羽、岳飞），要么是“出走者”（贾宝玉、孙行者），却鲜有以“连接”为使命的叙事主体。

三、“七实三虚”的叙事伦理与历史诗学

《莽王》在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之间建立了精妙的平衡。作者历时近十载研读《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等百余册史料，书中对北宋官制、军制、火器技术、兽医制度的描写皆有文献支撑。这种“考据派”的写作姿态，使小说获得了厚重的历史质感，也构成了其叙事伦理的基础：不戏说、不矮化、不穿越，尊重历史的复杂性。

但《莽王》的“实”并非僵化的史料堆砌。最具创意的手笔，是将《水浒传》中带有神话色彩的“九天玄女”落地为历史人物——后周小符皇后“齐云儿”。这一处理将神话叙事转化为历史叙事，让“玄女授书”从超自然事件变为一场充满政治算计的权谋运作。神话的逻辑被置换为历史的逻辑，奇幻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冷峻的现实感。这种“祛魅”的写作策略，与当代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观念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历史不是给定的真实，而是被叙述、被争夺、被重构的意义场域。

与此同时，小说又并未完全放弃“虚”的维度。皇甫端“万国通道”的预言、昆仑之巅的顿悟、百川归海的意象，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虚实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一种“叙事诗学”：历史的事实性细节提供认知的重量，而象征的意象空间则承载思想的飞翔。

四、“百川归海”：文明对话的叙事实验

如果说四大名著分别处理了中国古典文明的某些根本命题——忠义与江湖（《水浒》）、正统与权谋（《三国》）、情与空（《红楼》）、自由与规训（《西游》）——那么《莽王》试图处理的，是一个更具“当代性”的命题：在文明冲突的语境中，不同文明如何共处？

小说给出的答案是“百川归海”——各文明如河流各自流淌，共同汇入大海，海不改变河的流向，河也不消融于海。这一意象不同于中国传统“定于一”的大一统观念，也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同质性想象，而是一种基于“通道”逻辑的多元共在。皇甫端作为“通道者”，其使命不是将一种文明输送到另一种文明中去，而是让不同文明之间的“通道”保持畅通。

这一思想维度的引入，使《莽王》超越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格局。它不再仅仅是“讲一个好看的历史故事”，而是在历史叙事的框架内展开了对文明命运的思辨。在此意义上，《莽王》与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都有所区别——它不否定“历史真实”的存在，只是认为单一的历史叙事无法抵达真实；它也不满足于解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宏大叙事。

五、局限与启示

《莽王》小说文白夹杂的语言风格、极高的信息密度、数十万字伏笔的“闭环”结构，都构成了相当高的阅读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传播范围，也使其更像一部“学术化的文学实验”而非大众意义上的“好看的小说”。

然而，这些局限并不削弱《莽王》的学术价值。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不讨好”的特征，使《莽王》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文学事件。它证明了古典IP的现代转化可以走一条既非“忠实复述”也非“戏说解构”的第三条路——以更严密的逻辑重新推演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以更宏阔的思想格局回应文明的当代困境。

六、结语

《莽王》的价值，不在于它已经可以与《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等量齐观，而在于它为历史小说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方向。它在中国古典叙事的土壤中，植入了一种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思想维度；在“七实三虚”的传统法则中，注入了当代的叙事伦理和文明关切。在这个意义上，《莽王》是一次勇敢且极具分量的文学探索——它试图证明，历史小说不必在经典的阴影下谦卑地低头，而可以在与经典对话的基础上，昂首走向更广阔的思想地平线。

参考文献：

[1] 吴耕渔.莽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6.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