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随想（散文）

崔国安

走出南京火车站时，天正落着细雨。炎夏的暑气被这雨一洗，透出几分难得的清凉。当我踏进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3号大门，一脚踩上湿漉漉的柏油路，忽然觉得像跌进了某个旧梦里。

在“南山专家楼”办完报到，我顾不上歇脚，借了把伞便往园子里走。从吴贻芳纪念馆向下，走向一号大门，侧边巨石上朱红“随园”二字被雨水洗得发亮；转身，“金陵女子大学旧址”的纪念碑静立道旁。沿中轴向前，校训石上“正德厚生，笃学敏行”八字沉静，往右转，是德风园，孔子铜像在雨里泛着青光，荷花池里荷花初绽，雨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像撒了一把碎琉璃。随后我绕去博物馆、体育馆、文学馆，走着走着便迷了方向，只见青石基座、红柱黄墙在绿荫间时隐时现，连廊曲折蜿蜒，处处都是旧时光的痕迹。果然是“北有燕园，南有随园”。

来参加“2026‘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家学朮高峰论坛’第二届‘新征程杯’中国散文百家作品精品大赛颁奖典礼”，已是意外之喜；能在这“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住上几日，更像圆了一个久远的梦，也使自己更加敬佩“环球文学网”长期为中国散文的传承与发展所作出的奉献与努力。

走在一百年前金陵女大的旧址，仿佛还能看见当年女学生们在草坪上射箭、跳舞的影子；如今南师的学子依旧捧着书，打着伞从身边走过，时光在这里似乎流转得格外缓慢。建筑是凝固的时间，也是活着的课堂。吕彦直与墨菲联手设计的这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自1923年落成，百余年风雨浸染，每一片青瓦都藏着故事。再往前追溯，红学家说此地曾是曹雪芹祖上的园林，大观园的原型也许就根植于此——那座园子，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幻灭，是以人力维系一个世界直至崩塌的悲剧。数十年后，袁枚买下颓败的废园，取名“随园”，住了近五十年，写成《随园诗话》《随园食单》。他修缮的宗旨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不勉强，不造作，顺其自然。一座园子，从逆天而行的挽歌到顺势而为的自在，中间隔着朝代的更迭与文人心境的流转。

在随园东北角——金陵女子学院的大门前，我忽然看见一尊塑像——明妮·魏特琳。她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容温厚而，目光望向远方。1937年的冬天，当南京城陷落，这位金陵女子大学的美籍教务长，正是坐在这片园子里，敞开校门，收容了上万名难民。在那些至暗的日子里，她日夜守在这里，对每一个试图闯入的人说：“这里，是安全的。”她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在屠杀的缝隙里辟出一小片净土，让无数女子得以活过那个冬天。她的日记里写满了恐惧、疲惫与绝望，却没有一天停下记录。“金陵永生”——这四个字刻在她的塑像底座上，也刻在这座园子的记忆里。在现场，我才有了在看书籍和影视剧中不一样的感觉，这座园子不仅承载过大观园的繁华与幻灭、随园的旷达与自适，更曾在血腥的岁月里，曾成为一座真实存在的避难所。它不只收藏风雅，也守护过生命。这份“随”，这份守，让我想到今天的散文写作者：在变幻的时代面前，我们究竟该维持什么，又该顺应什么？当灾难来临，文字是沉默的装饰，还是可以成为某种庇护？魏特琳没有写散文，但她用行动写下了一种散文般的质地——在不可抗力之中，仍然选择以个人的意志守护具体的人。这种守护，或许正是散文最不该丢失的品格。

此次大赛，全球9721位作者参与，盛况空前。但在雨中的随园，我的思绪随雨丝飘向更远。眼下散文的境遇颇为微妙：AI以惊人的速度生成文本，已能写出颇具章法的散文、诗歌；数字写作工具的崛起，正在对散文进行更深层的“美学殖民”。自媒体迅猛发展，写作门槛已大大降低，全民写作的时代已然来临。今天，文学界的一个残酷的事实不容回避，部分年轻写作者，几乎全员生长在“短视频思维”的审美惯性中。几秒钟没有“爽点”就会被划走，一分钟就想完成一次情绪触发。这种节奏正在深刻改造我们的感知结构。当“即时反馈”的期待被带入散文写作，后果显而易见：写作者习惯用金句开路烘托文气、用情绪冲浪替代叙事铺陈，放弃深入生活采集材料，放弃细节的酿造与氛围营造。使散文沦为“情绪胶囊”，读者虽吞下浓度极高的感慨，却咀嚼不到生活真实的肌理与质感。还有一个隐忧比AI本身更值得警惕——AI的文本正在飞速进化，越来越圆熟，越来越“像人话”，而我们人类写作者，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向它看齐，贪图唾手可得的流畅，用熟练的套路填满每一篇目，却渐渐丢掉了属于自己的磕绊与笨拙？

那么，散文何为？

我想，首先要重拾的是一种精神，而非一套技法。今日之随园基本没有袁枚的一砖一瓦，但文的风骨却一直没有消失，在一字一句间堆砌。近百年前，胡适先生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骨子里是对一切理所当然之物的怀疑，是不肯轻信、不愿盲从的清醒。今日散文最怕的，不是语言不够雅驯，而是情感的先验正确、立场的安全稳妥、思考的浅尝辄止。AI可以生产“正确而平庸”的文字，填满所有符合期待的空格，但它唯独不会怀疑。AI可以生成合格的景物描写、标准的抒情段落、逻辑通顺的叙事框架——它能模仿“散文的样子”，却永远无法模仿“散文的来处”。散文的锋芒，恰恰应当生长在这种怀疑的裂隙里——对约定俗成的生活质地保持质疑，对顺滑的叙事惯性保持警惕。AI可以模仿悲伤、喜悦、乡愁的千万种句式，却永远无法替它的读者去追问：我为何而悲？我为谁而喜？我归向的故乡，究竟是真切的土地，还是想象中的彼岸？但仅有怀疑的冷峻还不够，还得有袁枚“就势取景”的体贴。这“势”，便是活生生的生活。散文家李娟笔下，外婆的棉衣里子是用装化肥的塑料袋缝的，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这样的细节，AI的算力再强，也是写不出来的。它可以调用“贫穷”的所有意象，却无法感受那哗啦声里藏着的体温与岁月。散文的烟火气，不是采风得来的素材，而是生命浸泡出的汁液。刘亮程说“我的孤独不在荒野，而在人群里”，这种独属于个体的生命体验，是任何算法都无法穷尽的。AI集成的是海量的知识，却唯独集成不了写作时倾注的心血与真情实感。它能写出草原的辽阔，却写不出“风与草原千万年的默契”里眼与心的交融；它能精准地输出“饿”与“失恋”，却永远传递不出胃里的抽搐与心口的刺痛。

然而，描景、抒情终究只是散文的半壁江山。好的散文，不能止步于在风景里安放情绪，在细节里打捞记忆。它还要有骨——那骨，是针砭，是批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记得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说过，散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要“能杀出一条血路”。这话说得重，却点明了散文不该只是案头的清供、纸上的风月。优秀的散文，应当敢于刺破粉饰的泡沫，敢于直面粗粝的真相，敢于在时代的病灶上划开一道口子，让脓血流出来，让新鲜的空气灌进去。回望新文学运动的先贤，朱自清写《背影》固然动人，但他也写《执政府大屠杀记》，笔锋如刀，记录血腥，拷问良知。散文的笔，既要能画眉，也要能铸剑。就像魏特琳的日记——那些在恐惧中写下的文字，没有技巧，只有记录，却在今天比任何修辞都更有力量。而更重要的，是思想。思想是散文的骨骼与灵魂。在AI越写越圆熟的时代，散文的价值恰恰在于提供无法被归类的“高价值”——独特的视角、深入的思考、对时代真切的回应。AI可以模仿悲欢离合的句式，却永远无法写出对生死、对欲望、对差别的彻悟。散文的思想难度，正是它抵御AI侵蚀的最后壁垒，也是它作为文学平原的辽阔所在。当一篇散文既能描摹随园檐角的风铃如何在暮色里摇响，又能追问这铃声之下，历史如何被遗忘、现实如何被消费；既能抒情地写下一个人的乡愁，又能批评地指出这乡愁背后，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的撕裂与阵痛——这样的散文，才是有风骨的散文。它不躲进风花雪月，也不沉溺于内心独白，而是把自己的心跳，贴在时代的脉搏上。正如魏特琳塑像上那四个字——“金陵永生”，散文也该追求某种意义上的永生：不是活在风雅里，而是活在人与时代的真实纠缠里。站在文学馆的大楼前，草坪上立着唐珪璋、孙望、徐复先生的雕像。这些前辈学者，曾在此处安放书桌，在炮火与动荡中守护文脉。今日的散文作者，面对的虽不再是战火，却有另一种喧嚣与诱惑。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去生活，去感受，去思考，然后诚实地表达——用我的笔，写我的心。

AI可以是文字称职的搬运工，却当不了情感与灵魂的摆渡人。而散文写作者，更应当成为自己时代的见证者与批评者。以景载情，以情寓思，以思辨世，三者兼备，方为散文的完整生命。随园早已不是袁枚时的样子，但“随”的精神——顺其自然，就势取景，真诚地表达，同时保持对一切的审慎与追问——或许正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写好散文的一剂良方。而魏特琳塑像的静默矗立，又提醒着我们：散文不仅要有“随”的从容，还要有“守”的决绝。在应当守护的事物面前，它不能后退。100号楼静静地立在那里，它看似不说话，但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我想，好的散文也该如此：不喧哗，自有声；不只描摹光影，也能刻下锋芒。它要懂得阳光怎样温柔地爬过飞檐，也要敢于在暴风雨来临时，挺直自己的脊梁。就像那个在危难时刻敞开校门的身影——散文，也应当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庇护所，用文字为被遗忘的、被伤害的、被淹没的一切，保留最后的容身之地。

作者简介：崔国安，农业银行信阳市分行退休干部、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信阳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作家在线签约作家。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河南日报》《党的生活》《中国金融》《海外文摘》等报刋杂志发表有各类体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