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 鹏
邵景元,祖籍淮安,1939年生在上海,1963年毕业于江苏师院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淮安县中、县委及县人武部报道组、文教局、党史办等部门。曾于省、市、县几种学术社团兼职。中共党员、正科职干部、副编审职称。
鉴于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邵先生四次被评为县“优秀知识分子”和一次“有突出贡献的社科工作者”。主持党史办工作期间,被省党史工委评为单位与个人“双先进”。
退休后到县“关工委”发挥余热17年,荣获“福彩杯”淮安区一、二届“十大魅力老人”有为类提名奖。今年六月,出版《收获集》,连同前《求真集》《践行集》合为“三部曲”,总体量120万字,汇集其多年党史调研、理论文章、纪实故事。
笔者经常阅读邵先生作品,逐渐发现:既审慎求真又富于创新是先生治学和写作鲜明的底色。
一、治学精神可嘉
一丝不苟。
为考证金冲及所著《周恩来传》中某一史实,他查遍清末《淮安府志》及相邻县志,多方比对辨析,终厘清真伪。恰逢该书日文版付印前夕得以勘误,书的著者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深为赞许。
不辞辛劳。
淮安本是大县,苏北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枪”就打响在这里,又曾驻有华中分局和五地委五行署,所涉历史人物遍布全国,采访和阅档工作量很大。为查清《江苏淮安死难烈士事略》中的可疑记述,邵先生远去四川成都郊区,寻访当年横沟暴动现场目击者支效舜老人,还原历史原貌,维护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出版社所编辑资料的权威性。
求真务实。
为了把《“张达事件”始末》一文写好,他三进省高级法院档案馆,又多方奔走,取得第一手资料。该文于《民主与法制》发表后,有《中国档案报》、《人民政协报》等五家报刊全文转载。省地方志办公室在《淮安市志》一书上特地以“附录”样式收录。“张达事件”是建国初轰动大半个中国的要案,《人民日报》《华东通讯》等主流报刊均有报道。淮安县委书记、县长、盐城地委农委书记三人遭牵连,分别受撤职、记过、警告之处分。“张达事件”竟上了《新名词词典》条目,张达也成了电影《槐树庄》中那个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模托儿。殊不知,“张达事件”本是彻头彻尾的假案、错案、冤案,待35年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函过问,才得以平反。邵先生与张达一家人毫无关联,他所以主动写《“张达事件”始末》,完全出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自觉,一份社会责任心。
勇于攻坚复杂历史命题。
中共淮安县委暨淮阴特委第一任书记陈治平,有着曲折的人生轨迹,邵先生称此为“陈治平现象”。他以《省委书记——叛徒——烈士——?》为题的一篇长文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全国十多家省市报刊作了摘转,此举填补了党史研究某个领域的空白。所以这样立题,因为他认识到“陈治平现象”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上,也在雄辩地印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无可置疑的历史逻辑。《重复历史性错误探源——人民监督需要切实的法制化》是应省社科系统举办建国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约稿,于会上作了书面交流。应承认,该稿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
善于提炼
前沿学术课题。邵先生经常自拟自撰论文的课题往往带有独到之处,其维度、深度、难度都不同一般。例如《论共产党员道德行为的时代局限性、一致性和超前性》(文中“超前性”又派生出“必然性、必要性、迫切性、艰巨性、可能性)。该稿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教育艺术》。《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相溶论——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初探》,刊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为思政工作提出新的思路。
乐于组编系列性专题。
在研究周恩来的文稿中最为突出。由《优才成长离不开自我教育》一稿作导引,先后写了“周恩来自我教育”的“特征”“途径”“哲学思想基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五德’中的地位和功能”5篇专题;后来又把“周恩来精神”归纳为20个“完美结合”。《从改名字说开去》也是由5个单篇组成的,每篇题目都含一个“说”字。若将《求真集》《践行集》《收获集》也视为系列性作品,那就是从更高层次更大题旨更深内涵的维度上进行的组编。如果要把“三部曲”的各自侧重点用三个字来概括的话,则宜为“理”“事”“情”。
惯于运用多题材、多体裁、多维度组稿。
邵老笔下的题材广阔,政治、教育、史考、军事、经济皆有涉猎。例如,写军事方面的,《淮海战役双方军事指挥在“变”字上的得失及其成因》《从车桥战役看粟裕将军的创造性军事才艺》等文稿在研讨会上发言,军界人士以为他是哪个军事研究学院的。在体裁运用上以论文见长,但人物、散文、诗词亦见功底。《“张达事件”始末》一稿惹得多少读者动容。多维度拟题,多层次展开,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车桥战役这一史实,就从6个方面写了6篇专题。其中《立体式学术型动态性的“车桥战役效应”》在全国新四军史学研讨会上宣讲,当场获得朱文瑞会长点赞。该稿收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
三、成果丰硕有份量
据统计,邵老的作品登载于高校学刊、省以上报刊的约69篇,其中国家级8篇,大军区3篇,高校学刊7篇,外省(市)8篇。例如《周恩来的求真意识在其人生观确立过程中的地位和特征》,曾获淮阴市委市政府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后收入被《人民日报》称为“大型资料工具书”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中卷“光辉思想 ”“第一编 周恩来哲学思想”。《论“假冒伪劣”与市场经济》刊于《江南论坛》,获上海市创造学会和江苏省现代史学会联合评选一等奖。邵先生的作品先后有20多次获省级一、二等奖。
四、立足地方文化建设有贡献
主笔《淮安党史资料》1-7辑,及相关“大事记”“概述”,为编纂《中共淮安党史》打下基础。
主编由邓颖超题写书名的《鱼水情》两度出版。县文教部门翻版成课外读物,中小学生人手一册。
多年来配合中央、省、市、区电视台打造红色教育基地专题节目数十次。建党百年,央视“国家记忆”栏目有四次出现邵先生讲述史料的镜头。
针对县(区)级文史研究部门重征集轻研究的倾向,撰写了《试析“研究”在县(区)级历史研究会中的位置和功能问题》和《试析学术研究成果中的“资料型”与“论证型”分离之现状及其成因、偏颇、对策》两篇文稿,先后刊于《淮安文史研究》上,这对地方史学研究工作当会有所提醒和促进。
建国四十、六十周年,邵先生为烈士陵园撰写《淮安革命斗争史碑记》《祭先烈文》。碑记镌刻在陵园碑亭大理石,祭文刻于照壁(祭文在《江苏地方志》转载,且加上“编者按”)。全面反映淮安党史的两件地标式碑文,仅此“唯一”,不是“之一”。他还为烈士事迹陈列馆撰写前言、七个展室橱窗标题和导语、烈士简介、结束语一系列文字。这里有件更值得提到的事,邵先生曾坚持向县民政局建言,把烈士名录的上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溯至鸦片战争,让民族英雄关天培与辛亥四烈(周阮江颜)得以入谱进园,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步。
邵景元先生这般笔耕不辍,成果累累,奉献不菲,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和敬佩。
202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