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创作历程

苏建东

当然，光往回看也不行。诗歌不能光写风花雪月，得有点儿社会批判的劲儿。这大概也是东坡给我的影响——他一辈子倒霉，可从没停下过对不公的呐喊。我写过《今天，可扶吗？》，想用诗去碰当代社会最疼的那根神经——信任危机。我写：“那字的笔画间，流淌着非常正义的血脉……为什么这温暖的笔画，如今却充满着危机？因为街头一次善意的俯身，可能迎来的不是感谢，而是纠缠与指控的深渊。”这不是在写诗，这是在较真儿。在《问》这首十二行短诗里，我写：“当树上与大地的角落，布满蛛网，蝇蛆与蚊子是否就使民众就少了伤疤？”每一个意象都是可以拆开来读的，表面平静，底下藏着刀。我还写过《追问(外二首)》，讲一只狸花猫的死：“那猫是巡夜的更夫，守着巷弄的安宁，是老虫设局——一记阴险的，仙人跳……整条街道的百姓，垂下眼皮，只余一片沉——默——无——语。”这种沉默，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病症——人们在害怕和冷漠里，选择了不出声。

说起来也挺矛盾的。在文本这事儿上，我其实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我特别忌讳谈论自己的诗，因为诗写出来就有了自己的命，我不愿意用“作者意图”去绑架读者的理解。可现在这个时代，为了把先人的东西传下去，我又不得不跑到网上，甚至在简介里反复提自己的身份。这种在“拒绝标签”和“主动贴标签”之间的来回摇摆，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诗人最真实也最无奈的处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