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讲话、文章还是影视剧,“信仰”一词高频出现。尤其是在影视剧中都会有这样的镜头: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总会有人说,依靠“信仰”的力量。说的多了,感到很轻松的样子。笔者入党虽然不长,也有53年多党龄。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据中央媒体公布,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党。见证了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笔者喜欢读书,特别是史书类,读的多了总感觉这两个字的分量及其沉重,没经历过艰苦考验是很难理解的。
信仰是什么?《新华字典》的解释只有四个字:“崇奉,信徒”。一般意义上讲,信仰就是对某种思想、宗教或人物极度信任,并把它当成做事的规矩和人生目标,这个解释也比较靠谱。
古往今来,确实有大量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坚守信仰,至死不渝。如南宋名臣文天祥,殿试时直言敢谏,指出朝廷弊病,被宋理宗钦点为第一。他因直言斥责宦官董宋臣、讥讽权相贾似道而多次遭贬,一度自请致仕。元军南下后,他散尽家财招募勤王军,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与元军议和时因面斥元主帅伯颜被拘留,途中逃脱后继续组织抗元 。1278年在五坡岭被俘,押至元大都囚禁三年,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写出千古传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激励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于谦作为明朝兵部尚书,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一生刚正不阿,为国家立下大功,最后却含冤而死。同样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绝句。
我党早期革命家夏明翰在敌人行刑前问他还有没有话说,夏明翰要来纸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些都体现了对国家的忠贞不渝,也是对信仰的最好诠释。这样的英雄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但是,也有很多由于信仰“不坚定”变成人民的罪人。如在《沉默的荣耀》中的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是台湾籍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党派他回到台湾,没想到他会叛变,使台湾地下党几近全军覆没。比起吴石将军,人家连党员都不是,却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献出宝贵的生命。
这里要说说张国焘这个人。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1897年11月26日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一大时24岁(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并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并且是他在一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我党的地位无疑是很高的,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等职。按说应该是个有“信仰”前途一片光明的人。然而,在长征途中,他却悍然对抗中央路线,非法成立所谓的“第二中央”,最后竟然还不知悔改,趁祭拜黄帝陵之机只身逃离边区,投靠了国民党,中央随后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他本以为投靠国民党会得到蒋介石集团重用,没想到,只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看他并没用太多的价值而逐步边缘化。1949年后,张国焘先居台湾,后转至香港。因生活困顿且投资失败,于1953年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金尧如转交亲笔信给毛主席,称“决心回到党的身边”,请求回国。经毛主席同意,中央书记处研究后传话,明确表示欢迎其回归,但设定了明确前提——必须手写报告,深刻检讨过去分裂党、投靠国民党等错误,并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因顾及面子,不愿公开认错,以“身体欠佳”为由拖延,最终拒绝撰写检讨信,回国事宜就此搁置。此后他虽偶有联系,但始终未满足中央提出的政治条件,终老于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客死他乡。由一大党的创始人之一,沦落为一个临死身边无人问津的下落,不知这位“先生”死前有何感想。也说明信仰的练就不是简单一句话能够说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人们往往以“制度问题”等探讨原因。笔者对此确实没有更好的解释。但也感觉到,仅是“制度”原因恐怕难以服众。从查处的那些省部级、副国级、正国级、军队高级将领,那个在台上不是高谈阔论,信誓旦旦,对党忠心耿耿,背后却又是一副面孔。国家对他们以超过平头百姓多少倍的待遇,且是终身享用,但仍然不知足,还要追求更大的利益,包括金钱美女。这些人应该是现行制度的享受者,为何却不珍惜?反观那些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为什么贪腐现象极少?这也难道只是从“制度”来解释吗!笔者的家族从抗战到抗美援朝一共牺牲了十多人,其中有的连大字都不识一个。
我的一位堂叔、一位堂哥,一个担任抗日村长,一个担任区干部,由于汉奸告密,被敌人堵在一个窑洞里。面对敌人的屠刀,爷俩被小鬼子连刺近40刀,但毫无惧色。我的奶奶为掩护弟媳被敌人抓到炮楼,敌人反复拷问就是什么也不说,当她被敌人放回后,家里人问她,她只说了一句话,“即使小鬼子打死我,我也不会出卖她们,否则我还算个人吗!”这句朴实的话语,比起那些豪言壮语的两面人是何等泾渭分明。
所以,信仰问题绝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而且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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