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灯光下的人影

     ——刘林海散文集《灯下的温馨》读后

                  董惠安

与刘林海大学同窗四年，当时感觉他就是一个稚气未退的懵懂少年。大学毕业四年后，他一次出差到宝鸡见到我，两人都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感觉。他说出了一段观察人的独特感受：“在单位里关系一般的同事，可以交流的是国家乃至世界大事；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会私下议论单位的敏感事；而见了老同学，啥事都不说了，只说压在心底的烦心事！”此时他二十四五的年纪，已有了对世态人情的如此观察，让我很是惊诧。所以天命之年后他连续推出好几部长篇小说，被人称为陕西作家群体中的“黑马”，我虽感意外，却并未出乎意料。

同为文学追求探索者，将文学视为“人学”，以观察人、研究人、塑造人为己任，在这方面林海显然比我等高出一筹。他毕业后从政府的商业管理部门下海经商，后又自学法律当律师，在官场、商场和法庭摸爬滚打、撕扯缠斗多年，阅人无数，厚积薄发，井喷式地发表作品，在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汉京城》《牛老板》《落户》中已经成功塑造了诸多官员、企业家、法官律师、大学教授、警察军人、村长村姑等等形象，在“人学”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他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灯下的温馨》，更是透过温馨的灯光，映出了一个个在他生命中挥之不去、影响了他人生轨迹的鲜活而灵动的人影。

这部集纳了上百篇散文的新书中，都记录、描绘了些什么人？或者说，哪些人进入了他作为作家和律师的“法眼”？

翻开《灯下的温馨》，我深深感觉到，他首先以报恩之心泣血记载描述的，是为他点亮生命中温馨油灯的一群人。这群人中应首选母亲吧？然而，他最先着墨的是母亲的母亲——他的姥姥郝国勋先生。

郝国勋当为陕西咸阳地区的民国奇女子。其出生于民国时期开放型家庭，由于是家中唯一的独生女，父辈给她起了一个男性化的有志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名字，而且顶着世俗的目光不给她缠足，任她特立独行地走进“洋学堂”，后来成为当地一所女校唯一的女教员，“先生”之称由此而来。时局的动荡让女校被迫解散，她只好回到婆家相夫教子。她的学识眼光、基因气质深深影响了子女后代。林海的成长和成功，与这位“姥姥”的渊源很深，他在《我的姥姥郝国勋先生》一文中，毫不掩饰这一点。

对母亲，他情深意切，文集中有四篇关于母亲的回忆。为母则刚，这一格言在母亲身上体现得完美无缺。她生养了五女一男，在相当长的艰难岁月里，为了孩子们的穿衣，她常常在夜半油灯下飞针走线，唯恐孩子们缺衣受寒。可以套用孟郊的《游子吟》以喻其难：“慈母手中线，子女身上衣。夜半密密缝，意恐油灯熄。”在《灯下的温馨》中，他描述了母亲在办公室兼卧室的斗室里，深夜在油灯下批改完学生作业后，又借着灯光“密密缝”，以至于别的教师一周到后勤处添一次油，而母亲则要添两三次油，最后受到了领导斥责并断了“油路”。后来母亲只能默默地在白天挤时间缝缝补补，针头居然顶破了廉价的顶针，顶针的残渣留在了手指的皮肉里......多少年间，孩子们的衣服从未在外购买，全凭母亲的手工。这种以柔克刚、默默承压的能力，对林海后来的成长很有影响。

父亲则给了他另类的“抗压”能力。父亲青年时代热血沸腾，曾参加过远征军赴缅抗击日寇，后来又参加解放军、当过教师。特殊年代里家庭被定为地主成分，父亲也成了“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回家。曾喋血战场的父亲原本就显得冷峻，家庭被戴上“地主”帽子、自己又被开除公职后，让他把浑身的戾气都集中发泄在儿子林海身上。‌‌一次他认为林海干了“坏事”，不由分辨就抄起一片从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条朝林海的屁股打下来，殷红的血顿时顺着裤腿流下来，原来发现木条一端竟扎着一颗钉子，但父亲拔下那颗钉子后继续打，任凭鲜血直流。后来高考前，父亲恢复公职在学校教授英语，他强制林海要报考外院，并要求他每天背诵多少个英语单词。林海金榜题名后，父亲自认为儿子是“棍棒下面出孝子、出人才”的典型，自傲之情溢于言表。当林海已经成为父亲甚至爷爷之后，面对逝去多年的父亲，心底里实现了“和解”。如今读到《灯下的温馨》中的《我的父亲》《背影》等文章，该怎样理解他这位苛刻冷酷、但毕竟影响了他人生进程的父亲呢？他曾说过，他前半生对父亲的严苛耿耿于怀，甚至与父亲终生未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沟通，很遗憾。我认为，“严父”对他无情的“吊打”，很不近乎人情。但冷静地客观地看，这也许很有助于他及早警醒世事，避免了后来残酷的社会对他的“吊打”。而强制他学英语，对于他能当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后来作为陕西律师能到美国去打国际官司，不能不说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的家族中，有多位极富有担当精神的人。首先得说说他的郝姥姥的父辈。郝家能在清末民初社会风气未完全开化的关中，顶着世俗压力给女孩取男名、不缠足、送进洋学堂读书，并允许女儿自由恋爱，这种思维和行动在当时非常超前。再说郝姥姥，她在女校停办后回到婆家，遇到一件天大的事就是应对公公被“绑票”事件。当时婆家上下一片慌乱，她作为进门不久的新媳妇挺身而出，四处张罗卖地凑钱，用一千大洋赎回了公公。家族败落又偏遇灾荒兵匪，丈夫被乱兵砍伤，失去劳动能力，耕田种地全落到她一介女流身上。她竟独自一人耕种二十亩地，全种上糜子，岂料秋后大获丰收，亩产过石（别人家只收五六斗）。更令人惊奇的是，她率先在自家地里引进当时人们还不知为何物的苹果树，在全村人的质疑、嘲讽的声音中，她培育果树抽枝发芽、开花结果，最终“一花引来万花开”，后来西北农学院将她家果园辟为“苹果教学基地”。

在刘家，林海的大伯、老妈（大婶）的担当精神，更值得赞颂，我甚至认为把大伯老妈的故事拍成一部电视剧都很精彩。大伯没读过书，却是家中乃至村中少有的能人，农事把式活样样精通，被村人称为“九能”，在村里很有威望。三年困难时期因给两个面黄肌瘦的城里人卖了些家中的口粮，被人举报，以“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罪”入狱三年，从此成了负罪自身。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他托人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往青海，让他们另辟生活蹊径。而对自己的侄子林海则寄予厚望，他把林海叫到祖坟前，痛说祖上的兴衰史，并特别嘱咐他：你将来一定要超过你爸的能耐！

老妈更是一位具有大爱之心的关中传统女性。她虽为长房长媳，却挑起了家族女主的角色。公公是个对家族女性冷酷严峻的狠人，曾对缠足的老伴用缠脚布绑住双腿在雪地里拖行，对每位新进门儿媳都要多方挑剔。当林海的母亲刚娶进门时，少不了训斥责备，每当这时老妈便站出来像老母鸡护雏一样，把林海母亲护在身后。老妈用自己的奶水喂养活了病猫一样奄奄一息的小叔子，并为他张罗娶媳妇，以及为小姑子抚养遗孤的是更是惊世骇俗，令人叹为观止。

林海的堂哥向林——大伯老妈的二儿子，身上直接遗传了父母的担当精神。顽童时期的林海偷骑自行车外出不慎出车祸——在碌碡上撞坏了自行车前叉，没法给严苛的父亲交代啊！他绝望中想到了向林哥，向林哥花了九毛五分钱买了配件，修好了自行车。后来向林哥当了村长，人缘极好，威望很高。那年父亲去世，对于如何按照习俗和家族规矩安排丧葬事宜，当时的林海很是茫然，所幸向林哥出面挑头，帮他把父亲的后事安排得井然有序、风风光光。

郝姥姥风风火火一生，到晚年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游一次北京。当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旅游就像奢侈品远未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进北京大多是在梦境中。谁来帮助这位童心未泯的老人实现这个愿望呢？林海做到了。他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法律，顺道帮姥姥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大爱”精神的传承吧。

品读《灯下的温馨》，可以看出刘林海的家族成员中，很多人具有才艺修养。郝姥姥很早给童年的林海讲《东周列国志》中的“二桃杀三士”“伍子胥一夜白头”等故事。后来她表现出了制作纸花、缝绣工艺香包等民俗工艺品的卓越技巧。被省城记者采访报道后有了“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而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郝姥姥居然迷上了当时流行的一首台湾歌曲《我怎么哭了》。那首歌的歌词让孙女抄下来，经她反复阅读后纸张都皱巴了。一生饱受生离死别痛苦折磨的老人，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应当别有滋味。

林海的父亲也是一位满怀才情之人。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和书法，村中的红白喜事的楹联，大都出自他手。他会唱歌、唱京剧、秦腔、豫剧，每有集体文艺活动都少不了一展歌喉。他对各类乐器也是无师自通。学校新添置了一部手风琴，他跟音乐老师学了几天便能拉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

林海的小表妹芳芳，在一座普通的城市工厂里从事普通的手工劳作。突然有一天，芳芳发给他一段音频，竟是她亲口把他的长篇小说录播成了有声作品，发表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上。芳芳告诉他，“上班是谋生，播音是陶冶性情，每到晚上在简易的设备前录制节目，是最开心的时候”。他感慨道，“这个原来并没有引起我关注的妹妹，实际上是个有着丰富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后来芳芳和他经常聊文学，聊中国文学，也聊外国文学，既讨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也评价作者的价值观、创作观。甚至聊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她说她读到最后，只觉得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只可惜，芳芳表妹英年早逝！

《灯下的温馨》中，大约有八分之一的篇幅是对逝者的追忆怀念。那些给了他血缘生命、做人准则，并让他最终成为作家的那些人——姥姥、母亲、父亲，大伯老妈、老师同学，等等，其中最令人感伤的则是向林哥和表妹芳芳。他们的灵魂和音容笑貌，永生在书中，也会留存在这本书的有情读者心中。

除了血缘至亲，刘林海在书中还记述了一些他敬佩的、认为值得塑造形象的人。譬如把他引进法律学大门的江平老师，代表着法律服务市场清流的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赵黎明，物欲横流的商海中谨遵操守的原单位同事任谨操，以及从蓝田山区逆袭进城、白手起家创办“杂粮食府”“新桃花源”的奇人陈景民等等。奇人陈景民我有过几次谋面，对他的创业故事深感钦佩。但在刘林海描述他的故事中，我也很敬重助他成功转换身份、并给他发挥才能平台的两位贵人。这两位贵人何许人也？他们隐在书中，就像许多高人隐于山野，可遇不可求。哪个成功者背后，不站着几个善意帮扶、指点迷津的贵人？

“温馨的灯光下”，也照出了一些刘林海蔑视并痛恨的人：在日本旅游时高级相机失窃，监控显示将失物隐匿据为己有的竟然是江浙籍同胞游客；女律师在法院里遭受凌辱事件中的无良失德的法官、法警；他遭遇的车祸时趁火打劫他满车的货物的那群人......

还有他村子里智力不全、家庭残缺、生活窘迫，如书中所写的“苦人老曹”“舍娃、彩娃和笨娃”“马二”，以及生活小区中的“垃圾台台长”等人，他们仿佛鲁迅笔下的阿Q、小D那般人物，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让人感叹“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

由于散文的篇幅有限，故事直白叙述，所刻画描绘的人物大都是平面的素描，但已经勾勒出了人物的基本轮廓，并已经用点睛之笔使之灵动起来。各种人物已经活灵活现。其实，观察《灯下的温馨》中的一些人物，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从那个时代一路走来，都邂逅过这些面孔。问题是，我们也许没有用文学目光刻意地观察这些人，或者是熟视无睹，或者是在一声叹息中渐渐遗忘了，因而这些人物这些事也就从我们的记忆中模糊了，远去了。而刘林海以文学家的目光观察到了，用如椽之笔捕捉到了，于是，这些身边事、村中人都“入其彀中”，变成了不朽的艺术形象。

近几年一次和林海闲聊，他说，一座酒店，看似富丽堂皇，其实老板每日所赚的钱，并不比街口摆烧烤摊儿的个体户赚得多。而一些经常在高档酒店、会所请客一掷千金的民营企业家，独自一人进餐时，就想悄悄地在小饭馆里咥一碗面.....他没有停止观察人、研究人的“人学”使命，只是观察得更细更精准。企业经营者的困境和辛酸，被他深深地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最终化作了小说作品中的生动细节。

读罢《灯下的温馨》，我想，透过他对乡村童年趣事的描绘、家族亲情的怀想、大学校园的回忆、司法实践中的感悟，以及对斑斓世相的剖析，读者拿起这一个个色块，能给刘林海这个“黑马”作家拼出一幅怎样的形象拼图呢？

                          董惠安202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