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之前，淮阴因靠近大清口、小清口，在南北纷争时期处于关键地位，一直是淮河以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隋炀帝开通山阳渎，因水运转换处的位置与漕运目的地的变化，山阳县的地位优于淮阴县，转而成为淮河南岸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样就出现了隋唐时期淮阴县两次被并入山阳县的情况。唐朝的淮阴县被并入山阳县的时间从武德七年（624）到乾封二年（667），连头带尾也只有44年。因此，淮阴县在唐朝（618—907）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还是独立的淮阴县，淮阴县城的位置在如今的马头镇是没有争议的，这在崔国辅《漂母岸》诗中表述得明明白白。
崔国辅是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一说山阴(浙江绍兴)人。他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登进士第，为山阴尉，改浚仪尉。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应县令举，授许昌令。开元末，官左补阙，后迁起居舍人。天宝十载（751年），为礼部员外郎，加集贤直学士。
崔国辅熟知本地情况，他的《漂母岸》诗曰：“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淮阴侯，誓欲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前临双小渚，上有一孤墩。遥望淮阴口，苍苍烟雨昏。几时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堙圮，时哉不敢言。向昔泪沾裳，只宿芦洲村。”此诗明白晓畅，诗中自然离不开韩信。淮阴城与泗口的方位关系、漂母岸与漂母墓周围的生态环境，清清楚楚，毋容置疑。
三，宋朝的“淮阴古城”“甘罗城”与“淮阴故城”
北宋时期的淮阴县一直与山阳县并存，南宋绍兴五年（1135）并入山阳，次年便被恢复。淮阴县虽然地位弱于山阳，但也是门户独立之县，“甘罗城”与“淮阴故城”名字同时出现在徐积的《淮阴古城诗并序》中。 徐积(1028-1103)就是楚州山阳人，英宗四年进士，任楚州教授，他可谓学养深厚威望很高的地方名人。徐积登过“淮阴古城”，有诗并序。书序开头就说“盖以传考之，所谓甘罗城者，非也；谓之淮阴故城，可也。”由此可知，北宋时期的“淮阴古城”已经被人们称为“甘罗城”了。徐积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与漂母的史实来考证，认为“淮阴古城”不可称为“甘罗城”而可以称为“淮阴故城”。是徐积的史诗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在北宋时期，“淮阴古城”“甘罗城”“淮阴故城”其实就是同一座城。 三、元明清时期的“甘罗城”与“淮阴故城”
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淮阴县最后一次并入山阳县。元明清时期不再复置淮阴县了，是因为元明清时期有了清河县。《咸丰清河县志》记载：“清河旧城在大清河口，宋咸淳九年，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所筑也。元泰定中，河决城圮。县尹耶律不花请迁于河南岸甘罗城，地僻水恶，居民鲜少。天历元年，达鲁花赤哈麻再迁小清口之西北而无城。至元十五年，兵起，筑土城三面，周六里有奇，有东西北三门，无雉堞楼橹，因河为池，制度简陋。明季之乱，再徙甘罗城，不久复旧。
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载了清河县城在淮河两岸的变迁过程。清河县城先在淮河北岸的“大清河口”（今古清口街道桂塘村）。是宋咸淳九年（1273），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所筑的。元朝泰定年间，黄河（大清河）决口，县城被洪水冲毁了。清河县城就迁到淮河南岸的甘罗城（淮阴故城），这样一来，清河县就以淮阴故城为县治了。因为“甘罗城”之名古以有之，名字叫起来既古远又顺畅，还能避免与淮阴的混淆。“甘罗城”的名称就这样被叫响了。也就堂而皇之的记载到《清河县志》和《淮安府志》之中了。 因为甘罗城“地僻水恶，居民鲜少”，天历元年（1328），清河县城又迁到了“小清口之西北”，当时没有建城。“至元十五年”有误，应该是“至正十五年”（1355），因为“兵起”，才“筑土城三面，周六里有奇，有东西北三门，无雉堞楼橹，因河为池，制度简陋”。明朝末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天下大乱，清河县城“再徙甘罗城，不久复旧”。清河县治这一次迁到甘罗城时间“不久”，清军于顺治二年南下到此，就将清河县治恢复到“小清口西北”的旧治中了。“甘罗城（淮阴故城）”第二次作为清河县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名称又一次被叫响起来了。既使是清河县治再迁“小清口西北”，山清外河同知署、山清外河守备署等机构都还设在甘罗城内。
“甘罗城”与“淮阴故城”是同一座城，曾经两度作为过渡时期的清河县城。如果说北宋之前的“甘罗城”还是“相传”的话，作为过渡时期清河县城的两次叫响，“甘罗城”的名称就在人们心目中扎下根来了。 顺便交代一下以防混淆，甘罗城在淮河（如今张福河）的东南边，她是作为古代淮阴最重要的地标被载入史册的。“小清口西北的清河县城”在淮河的西北边，是元明清时期400多年的清河县治，两座城池是被宽阔的淮河分隔在两边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河县治又从小清口西北迁到清江浦。清江浦成为清河县的新县城，小清口西北的原县城就被称为“清河旧县”或简称为“旧县”了（不可误解为淮阴旧县）。2025年秋，马头镇“旧县村”与“御坝村”合并，定新名为“清河村”，“旧县”就在“清河村”域内了。
四、考古可证“甘罗城”是秦汉古城
元明清时期，山阳县与清河县并置，“甘罗城”（淮阴故城）因其曾属山阳县而又在清河县的地域之内，就出现了两县县志争相记载的情况，乾隆之前的《淮安府志》也将“淮阴故城”记载在“山阳县”名下，但其位置一直“去治西北四十里”（在山阳县城西北四十里的地方）。如《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古迹》在“山阳县”名下记载：“淮阴故城：去治西北四十里。秦置。《水经注》：‘淮水东北经淮阴故城，韩信钓于城下，即此。’节孝先生有《淮阴古城诗序》：‘或云甘罗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徐积（字节孝）的《淮阴古城诗序》就是“甘罗城”为秦汉时期淮阴城的最重要、最有力、最权威的文字依据。
甘罗城考古，古已有之。《乾隆淮安府志·第二十八卷 古迹》在“清河县”名下记载：“淮阴故城在县治东南五里。秦时置九江郡，淮阴县隶焉，城宜此时所筑。晋永和间，荀羡辈屯兵其地。今废为淮阴镇，《水经注》云‘淮水东北径淮阴故城’，即此。”“甘罗城在旧淮阴县治北，相传秦甘罗所筑。按，《南畿志》云‘雨中常于土中得小钱，篆文不可识，或云即甘罗葬处。’”
《乾隆淮安府志》修纂于乾隆十三年（1748）此时的清河县治仍在“小清口西北”。此志将“淮阴故城”与“甘罗城”分开来表述。“淮阴故城”在清河县治“东南五里”，并引《水经注》作为依据。“甘罗城在旧淮阴县治北”，用“相传秦甘罗所筑”来说明名称出处，又以《南畿志》（明代嘉靖十三年刊行的地方志）记载的“雨中常于土中得小钱，篆文不可识”佐证其为秦代古城，比“淮阴故城”（晋永和间荀羡辈屯兵其地）还古远。 《南河志》（明代朱国盛编纂的河渠志）记载：“万历六年筑高家堰……甘罗城土中得铜钱二穴，铸造关圣神像，于高堰立庙，辄多灵应”。高家堰关帝庙建立于万历年间，关帝神像就是用甘罗城出土的“铜钱”铸造的，可见“甘罗城”的地下有许多宝藏，也可证“甘罗城”为古代之城。
淮安市资深考古专家尹增淮《甘罗城遗址考古摭谈》一文，对亲身参与甘罗城等遗址考古和省内外专家多次前来考古的经历如数家珍，前后跨度40年。专家得出的考古认识是：“甘罗城不只是秦汉时期的县治所在地，它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北上、齐鲁南下、楚国东渐的军事重镇及水陆交通要津。”“综合马头镇甘罗城遗址的历史价值可以概括为:它是淮安城市之根，对研究淮泗流域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与水利史等都具至关重要的意义。”
后记：《淮安历史与文化》2025年第4期（总70期）刊出。
作者简介：
葛以政，淮阴区政协原秘书长，淮阴区原建设局党委书记，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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