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我
董 季
那时候的我,已经十七八岁,按那时候的标准,我已经算是个大人了。也是啊,那时候我已经上山下乡快两年了,并且已经和大人们在一起干着相同的工作了——在当地成了一位年龄最小的小学老师。可是在我自己却是一副完全长不大的样子。因为和我的学生相比,论个头儿有的比我还高 ,论年龄我们上下也差不了几岁。自我感觉就是和他们在一起边学边玩儿,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来就是啊,在家有父母兄长宠着,在这里有年龄与我差了不少的同事领导哄着,这让我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个大人啊?还记得,我下乡的地方虽然说不上山清水秀,可也从来不缺瓜果。从麦子还没熟,桑椹就已经开始给生产队里换钱了,再到麦子上场时,酸酸甜甜的杏又喜获丰收了。接下来就是西瓜、甜瓜、面甜瓜、脆瓜纷纷登场。后面紧跟着的是桃、梨、枣,一直到忙完了秋收,刨完了花生、红薯、胡萝卜,地里也就没有了随处可见的美食了。

那时候的我们,好像谁都不在乎加不加班,加多少班,更没有听说过还有“加班费”这么个词,只知道在这几个月里人人都会尽己所能的保护集体财产。所以,每当这时候,就会有几个家中负担较轻的、年轻点儿的男老师再搭上我这个他们眼里的“小孩儿”,利用课余时间到正在准备采摘、或是已经开始采摘的果园,到处查看是否有在校生和其他孩子偷采果实。当然,我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发现过自己的学生在这里,反而是我们偶尔会在这里碰上看果园的大爷,他们会一边夸我们教育的学生好,一边紧拉着我们的手,硬往我们的口袋里装已经熟透了的果实。

在果园走一圈,多数情况是下午还要继续回学校上课的。回到学校一旦被孩儿妈妈得知了我们的行踪,她们一准会将我团团围住,我还故弄玄虚的紧紧地捂着衣袋,但是架不住人多势众,我的收获瞬间就被她们“洗劫一空”了。我只能装作十分委屈的样子,和她们“干上一架”,但是挂在人们脸上的皆大欢喜是瞒不了谁的。
当然,那时候的我也不可能总在嘻嘻哈哈中度日月,记得最惨的一次就是周末,闺蜜推出她家的“大铁驴”自行车,教我骑车。去时,我们全都高高兴兴的,来到村北已经闲置下来的打麦场。开始,她在后面紧扶着尾座,后来,她就只是看着我骑了。半日下来虽然我们俩都很累,但也都在为我的“成就”开心!回到宿舍,我想起没有收齐的学费、书费还在我衣袋里装着呢,再摸,各个衣袋翻遍了,钱,没了!顿时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遇上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还有心思吃午饭,急匆匆地直奔公社邮政所,往我爸单位打长途电话。得知此事,我爸没有批评我半句,反而一个劲儿的安慰别着急,还说尽快把钱给我汇过来。果然,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家中的汇款。此事在今日之前,除了家里人我再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更不敢对早已作古的闺蜜说。当年,也没有误了学生的事儿,只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让父母担忧,让家庭出现了数月的生活拮据,我深感内疚。
现在的我早已老态龙钟,可对于那时候的许多事儿想忘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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