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码头文化与“大水冲了龙王庙”

黄绪意

一，汉口码头文化的形成

（一）汉口码头文化蕴涵中国龙精神。有人说：武汉的地貌形胜，长江汉水恰如两条“白龙”，划城而过，主城山脉(龟山、蛇山、磨山)则象一条“青龙”逶迤其间，浩渺的东湖，又似一颗“明珠”，俯瞰江城武汉，正是一幅“三龙戏珠”的特色景观。而在这一特色景观中，汉口因汉水入江之口和龟山居青龙之腹而据三龙之要害，故而汉口为龙头之地。得地利而独厚，龙之腾飞之势与进取精神以及水之融合与坚韧品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这一切又在码头文化中有着完美的意象。

（二） “码头之盛，由于小河”——小河文化滋生自由与开拓精神。范锴：《汉口丛谈》一书记：“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小河即汉水，“市场繁华，码头多集中于汉水沿岸。”所以皮明庥总结说：“汉口最初是沿河城市。”起初汉口只是水口的市镇，在木船时代，商船只能在汉水运行，难以驰聘长江，人们依汉江口筑台而居。到了轮运时代，洋码头代替土码头，汉口从沿河而立转入沿汉延伸，随着这种变化，市区中心也从沿河的汉正街向沿江的六渡桥、汉江路转移。故而汉口是依小河而立的城市。这种“依小河而立”的城市建设，从历史上看，“缺乏严密的总体规划，许多方面处于无序状态，只是一种自然型的发展。”（皮明庥主编的《武汉通史》）美国学者罗•威廉曾谈：“汉口远不是经过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方格子行政城市，它的自然布局显得实际上不整齐，不规则。”由此可见，昔日成为“四大名镇”，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的汉口，是武汉三镇的领跑者，城市的发端，这种“由于小河”的小河文化蕴涵着极大的自由与进取，也是汉口码头文化的发端。（三）汉口码头的兴起——旷达与进取正是汉口码头文化的源头。《武汉通史》记：汉口的发展，从明代到晚清，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明天顺(1457—1464年)、成化年间(1465后)到嘉靖年间为汉口沿河筑堤聚居时刻。明成化年间(1465年后)汉水改道，三镇鼎立形成。大量人口涌入汉口，人工筑堤填土，居民聚居于此。据记载汉水改道后60年即嘉靖四年(1525年)地方政府进行一次丈量，沿汉水而过的民房，有一千多间。第二阶段：明嘉靖中至崇祯年间，汉口成为沿河市镇。在此时100多年的发展中，汉口形成为汉水入江口上的船码头密布，成为湖北地区最繁华的市镇。第三阶段：明崇祯至道光年间(1628—1850年)汉口沿河市区进入稳定发展期，并成为四大名镇之一。长堤街、五带河黄陂街等形成。起初，汉口只有码头和河街，后来又由河街而到正街，由正街而内街，而夹街，而里巷，汉正街形成。正街又叫官街。乾隆四年(1739年)正街铺设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64年)又加了两个沿河码头——新码头和万家码头，以解决货运之需。1929年以后，正街改名为汉正街。从集稼咀到黄陂街，到处是银楼、药材、匹头，海味集散地，鲍家巷打扣巷设有官钱局、钱庄、字号、票号成为汉口金融中心。第四阶段：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逐步转为近代都市，并从沿河走向沿江。昔日汉口，沿汉水而建，迄于汉水、长江交汇处，开埠后，城区向下延伸，转向沿江。如果说汉口是城市的发端，则码头文化是汉口文化的源头。

（四）从街市风貌看码头文化——汉口精神的象征。在武汉三镇，武昌和汉阳长期以来为华中地区著名的政治文化中心，冠盖云集，学塾遍设，是传统文化的坚固堡垒，有着浓厚的传统氛围。而汉口由于汉口沿河而聚居，人口的密积与街市的繁荣，居民区的拥挤与相互渗透与融合相伴而生，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坚韧、包容、自由、旷达”的精神内涵。据嘉庆《汉阳县志》载：“沿岸居民蜂钻蚁聚，其舟居者鱼鳞杂沓，曲巷小口通道，辄十室之众纷然杂处。”19世纪50年代，神父胡克叙述其亲眼所见的汉口：“异常的喧闹——在汉口的各个角路，到处熙熙攘攘，人群是这样的拥挤。以至要想穿过他们中间寻觅去路，又须付出很大气力。”正是从这种凌乱拥挤、喧嚣和嘈杂中，我们看到了汉口码头文化的起源。早期的汉正街、黄陂街等老街巷，更是拥挤杂乱不堪。这里街道狭窄，尽铺条石，正如《汉口丛谈》所云：“石镇皆运土填坡”，街上操作不同乡音的人无休止地谈论生意径；而通宵的夜市也传出敲着拨浪鼓或小锣，或用锅铲击打铁锅的叫卖声，麻将桌、雅片馆、酒店、茶馆散布在横街小巷，传出各式的声响和气味，使人陶醉也往往使人堕落。因此，皮明庥认为：“汉口是著名的码头城市。”沿河码头云集，水码头、车码头、桥码头，各种货物码头。所以汉口是一个大码头，汉口的文化主题是一种码头文化及其衍生下的商业文化。

明清时期，汉口居全国四大名镇(米仙镇、景德镇、佛山镇)之首，汉口会馆林立。全国各地旅汉商人和工匠纷纷成立同乡会以及行业组织，并建造各种风格的会馆作为联络商宜，维护行邦利益的场所。到清末时，汉口的会馆多达6.70个，多集中在硚口区、江汉区。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常见学者谈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头头是道……若问起150年前汉口扫街人靠什么吃饭，坐划子过江几个钱，却瞠目不知所对。”这里也折射出作为汉口的发端——汉口的市景风貌的一面。汉口的码头文化具有市民性或平民性的特点。汉口的市民文化突出地表现为市井细民欣赏情趣的俚俗化。汉口市民中由于大多数为缺少文化根基的商人、小商小贩以及下层苦役、帮工之类的流民……当然，这只是汉口码头文化发展过程中非主流的一面，而汉口文化的核心则是其在随着时代的不断衍进和开拓进取中逐步形成的汉口精神，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坚韧不拨的意志，兼容并蓄的胸怀，阳光开朗的个性，精明强干的风貌，敢为人先品质，勇立潮头的精神。这就是汉口文化的主流层面，亦即是汉口码头文化的精神内核。

二、“大水淹了龙王庙——从抗洪纪念碑到龙王庙。说到汉口精神文化的时代再现，我们同样不能不说汉口人与洪涝灾害作斗争的历史。据史料记载，1931年发生大水，武汉人经历了一场与洪魔的生死搏斗。汉口城整整被淹了两个月，死亡33600人。据说，成语“大水淹了龙王庙”即源于此。1954年武汉人以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精神战胜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毛泽东主席在欣悉武汉市抗洪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后，亲笔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954年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为后来开展防汛抗洪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武汉人纪念与洪水作斗争，有三个标志性的建筑，一个是立于原滨江公园里的抗洪纪念碑，一个是建于南岸咀的大禹文化园，再一个就是与大禹文化园相对应的汉口龙王庙。

目前，汉口的龙王庙在行政上隶属武汉市江汉区，但在地理板块和汉口的发源上却和硚口如出一辙。“龙王庙居于汉水之陂，是汉水入江之口，乃武汉之地标，汉口之源点，汉正街之大门。”汉口龙王庙因市民在这一带修庙祭神祈福而得名，自古就是汉口防洪的关键。

龙王庙旧址江堤上建有“武汉1998年抗洪图”壁画，办有“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宣传专栏”，栏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视察 。孙中山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或关注龙王庙，其庙名《龙王庙》就是江泽民的题词。龙王庙是武汉人与洪魔斗争的史册，是武汉人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精神标记。由此可见，一部武汉的人文史，一半是汉口人不屈不挠的抗洪斗争史，是汉口人勇于奋斗、追求卓越的英雄史，汉口即是武汉抗洪斗争人文史上最闪亮的一隅。

综上所述，汉口有着它特有的文化意蕴：从地理形胜上看，它是武汉城市的发端，汉口依“小河”而生，最先就有汉口 ；从精神意象上看，它是武汉精神的凝聚，从汉正街的变迁到汉口开埠，从龙王庙到抗洪英雄纪念碑，汉口人践行了武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精神；从文化繁衍上看，发源于汉江口的码头文化，奠基了武汉文化的大厦，是武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