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日报记者　燕晓

　　本期嘉宾
　　苏忠 1969年生，福州连江人，诗人、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理事，曾任北京市海淀区作协副主席。出版有《慢笔》《禅山水》《醉花僧》《闽山闽水闽人》等散文诗集和诗集。其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花城》《十月》《民族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刊》等刊物上。

　　苏忠在福清的大姆山草场。

　　苏忠应邀给致公党福建省委青年委员作诗歌讲座。

　　记者在北京见到苏忠时，他坐在我们对面，戴着眼镜，穿着一件深色褂衫，沉静、话不多，但特意为我们备好了写给家乡的诗集《闽山闽水闽人》。
　　在这个算法时代，“诗人”成了一个有些遥远的词。而苏忠就是一位诗人，文字克制内敛，像一座静默的冰山，字里行间承载的，却是汹涌澎湃的感情——那是冰山下深埋的火种，不张扬，也不熄灭，只为生命本身燃烧着。
　　用诗为故乡立传
　　去年11月，苏忠的诗集《闽山闽水闽人》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本书来得有点“措手不及”——出版集团的一位编辑听他说起这个想法后，认为很有价值，便推动成书。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个念头默默积累了十几年。
　　这部收录了253首诗作的庞大合集，是少有的全景式书写福建的个人诗歌集成，被评论家伍明春视为对中国当代诗人蔡其矫作品《福建集》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对苏忠而言，这部诗集从不是刻意为之的创作计划，而是一个游子在岁月流转中，对故乡本能的回望与记录。他写的不单是自己的乡愁，更是福建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他喜欢带着故乡的目光去打量周遭的日常：“我们福建每个村有祠堂、有家谱，下南洋是家族抱团，和闯关东的各自为战不一样。”他接着举例，南方花开是次第生长，北京的花却“哗一下蹦出来”；南方人爱慢火熬汤，北方的汤则多是简单煮就……这些细微差异，让他萌生了用诗歌为家乡写传记的念头。
　　他写青红酒，实则写福州人“温柔、朴素，有点糯，会给你鞠躬，但一上头，突然就操刀摸枪横行了半个近代史”。这写的也是他自己——一个表面沉静的人，骨子里有不肯妥协的东西。
　　“没有新的东西，我宁可不写。”他语气平淡，但极为严肃。他不写单纯的颂歌，“如果唤不起我的感情，那不就是个说明文吗？”他追求唯一性，追求鲜活的、正在发生的、不可替代的。
　　为了这个“唯一性”，苏忠不仅展现出诗人的浪漫想象，还苦下田野调查的功夫。写民俗类的诗，他会把所有相关的来龙去脉查个遍，“难度不亚于写一篇论文”。
　　在为作品采风的路上，他来到漳州长泰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有一个叫‘三公下水操’的民俗活动，纪念的是宋末名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位爱国英雄。”他回忆，活动当日傍晚，唢呐锣鼓一响，六名赤身的村民抬起神轿纵身跃入春池，模拟陆秀夫负帝投海。
　　“很感动。”苏忠说，“在这个村子里，每一年都有祭奠仪式。很多人都忘记了，但他们还记得。”
　　这种民俗让他看到了一种“民间的道义”，不是官方书写，而是世代流传的集体记忆。
　　这样的感动，都被他写进诗里，将历史的厚度、现场的震撼、个人的情感压缩进寥寥数行。福州线面在他笔下不再是“多好吃”“爱情面”，而成了“贯穿普通人生老病死”的生命隐喻。写鼓山，他让一个巨大的生命现场在诗中铺展：“不言语的，观天风/不胜酒力的，看海涛/谁大喝一声将泪流满面/谁投鞭断流将日子一刀两断”。他也写福州脱胎漆器，写下“凡脱胎的必定换骨”，这何尝不是他对福州人的理解？
　　以一人之力，为一方水土作传，这在当下的诗歌界大概是个孤例。对不少人而言，在福建地域题材的诗歌版图中，《闽山闽水闽人》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坚实坐标。

　　苏忠（右一）看望前辈诗人食指。

　　在漂泊中成诗
　　于苏忠，那些藏在诗行里的闽地烟火，扎根于过去。
　　苏忠是在海边长大的。“小时候一到夏天，小孩就卷着席子、薄毛毯在沙滩上铺开，睡在沙滩，到早上起来看见太阳出来。”上学放学，大海沐浴着阳光，他就一路走一路看。
　　这些画面后来都进了他的诗，成了他最早的诗意萌芽。而他真正与文学结缘，则带着点戏剧性。
　　小学三年级，他向《少年文艺》投稿，收到了一封回信。整个村子都轰动了——那个年代，在村里收到杂志社的信是件大事。村长跑来家里问，父亲当晚也问他：“是不是真的？”苏忠如实回答：那是一封退稿信。
　　父亲没有打击他，第二天，把自己的借阅证给了他。苏忠老家有一间工厂，厂里有阅览室。凭着那张借阅证，他在小学阶段读完了四大名著和各种经典作品。“王朔、史铁生、阿城第一次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我都读过了。”
　　那个年代，正是现代诗热情重燃的黄金时代，新诗层出不穷，一大批优秀诗人站在时代的潮头，放声高歌。苏忠很早就尝试过写诗，学的是汪国真、席慕蓉的风格，“但自我判断没有写得很好”，转而写起了短篇小说，在《福建文学》和《海峡》杂志上都发表过。
　　真正让他学会写诗的，是离乡后的漂泊。
　　2002年，一次出差让他来到北京，并被一家企业看中。更好的工作机遇和首都的文艺氛围，让他下定决心在京发展，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刚到北京时，他住在地下室。“北漂就是水漂，看似风风火火，一往无前，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栽下去。”诗歌成了他安慰自己的方式，“通过安慰自己内心，看到更大的世界。”
　　小说结构需要大块时间构思，散文的铺陈又显得累赘，在那段漂泊的日子里，唯有诗歌，能让他在碎片般的职场时间里，随时记下瞬间的感悟。
　　2007年，苏忠开始集中精力写诗。那时的诗歌界正在为现代汉诗到底有没有标准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写。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叫“孤苏城”。因为喜欢姑苏，觉得“一个人写诗的状态，就是自己以诗为城”，索性把“姑”改成了“孤”。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留着手写的习惯，在他看来，“诗歌应该是手工活”。于是，笔和纸永远在随身的包里，有时躺在床上，有时在候机厅，一个念头闪过了，他就立刻写下来。后来他也与时俱进，用上了电脑，但以克制文字书写生命体验的坚持始终未变。
　　苏忠有一首极简的短诗《疼》：
　　奶奶抱着我/把我/轻轻放进摇篮//我抱起奶奶/将她/轻轻放入棺木。
　　有位诗人问苏忠，你奶奶过世的时候高寿，苏忠说九十几了，她说那就不能叫《疼》，因为九十几在农村是喜丧。苏忠没多解释。
　　诗歌评论家谢冕读懂了——诗里藏着三代人的悲喜：奶奶过世时，希望给她送终的是自己的儿子，而她的儿子、苏忠的父亲，已经先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巨大的留白，压在寥寥几行字里。
　　苏忠说，这首诗改了好多稿，总觉得啰嗦，直到有一天，“摇篮”和“棺木”两个意象突然能放在一起了，就成了。

　　苏忠参加南京五月诗会。

　　行走，拓宽生命的边界
　　基于过往的创作与生活经历，苏忠对故乡有着独特的认知：“故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你从小长大的地理空间，二是家庭中父母的温暖与爱。当我的上一辈人都走了，那个地理上的故乡就定格了。你再去，未必有更好的怀念。”
　　于是，他背负着随身的行囊，赶路。而写诗，依旧是他确认生命存在的方式。
　　在这个诗歌已不再是主流表达的时代，坚持写诗是苏忠的选择。他不求诗歌给他带来什么，落笔，只因心底的火，不写不休。
　　苏忠的个人平台上有三个标签：诗人、作家、旅行家。对于“旅行家”，他有一个独特的解释：“某种意义上，山水就是我们的‘宗教’。”他说，一个人要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心性才能自主生长，“回到山水，就是回到精神的原乡”。
　　于是，他用行走的方式写作，也用写作的方式行走。国内几乎每个省他都去过，专走“小众”的地方——帕米尔高原、珠峰大本营、阿里地区、漠河……
　　2016年，他在闽江的游船上发布了自己的作品《慢笔》。“把书面上的东西还给乡土，把书斋里的东西还给大自然。这是行为艺术，也是文学艺术。”
　　2018年，他在生日当天去了珠穆朗玛峰，发布了当时的新书《禅山水》。“每一步都很辛苦。”他回忆道，“但脚下是世界的屋脊，头上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雪域高原的辽阔留白，稀薄的空气，刺骨的寒冷会让执念、多余的欲望消散。”
　　“我游历过的，我爱的，或者爱我的，都成了我后来的故乡。”在苏忠看来，所有的行走，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扩展生命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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