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九十年
——重读斯诺《西行漫记》
张兴源
一
2026年7月，陕北的天，蓝得像一块洗了又洗的老蓝布。
我坐在延安城西北枣园路上的“十二万卷楼”里，手边摊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西行漫记》——不是1979年董乐山先生的那个译本，而是1938年上海复社的初版影印本。封面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朴朴素素地立在那里，像当年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不声不响，却自有千钧之力。
窗外的延河水，哗哗地流着。九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也是这样的7月，一个高鼻梁的美国年轻人，带着两架照相机、二十四卷胶卷，和满肚子关于红色中国的“天问”，穿过了国民党层层封锁的防线，来到了这片黄土地。他叫埃德加·斯诺，那一年他三十一岁。
我忽然想，九十年前的今天，斯诺正在做什么呢？查了一下——1936年7月13日，他在保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两个人谈了很久很久，谈战争，谈长征，谈中国的前途，一直谈到窑洞里的油灯把影子拉得老长。
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也坐在这片土地上，重读他当年写下的那些文字。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可以让很多东西褪色，却也能让另一些东西，重新显影。
二
斯诺为什么要来？这得从1936年的中国说起。
那一年，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遍了东三省，华北也危在旦夕。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闻封锁，却严密得像铁桶一般。外界对红军的了解，多半是些妖魔化的传言。共产党这边，也想让世界知道真相。于是，中共中央通过宋庆龄，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到苏区来看看。
斯诺就是这样被选中的。
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与从上海来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会合，一起穿越东北军防地。在西安，他结识了张学良。张将军听说他想去苏区，不但没有阻拦，反而秘密指示驻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用军车把他安全送到了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
这里有一桩细节，颇堪玩味。张学良当时是国民党“剿匪”副总司令，却帮着一个美国记者去采访他要“剿”的“匪”。历史的吊诡，“人情”的错位，往往就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缝隙里，露出它最本真的底色。
7月11日，斯诺进入了保安——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在西北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三
在保安的那些日子，斯诺几乎每晚都去毛泽东的窑洞。两个人谈什么？什么都谈。谈对日战争的战略战术，谈二万五千里长征，谈当时世界的政治局势，谈美国新政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那些被外界传得稀奇古怪的猜测，终于在斯诺的笔记本上，落成了朴素的真实。
斯诺的采访，远不止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亲自帮他制订了采访计划。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访对象。洛甫——也就是张闻天——用了四个多小时，向他介绍中共的理论、政治路线和当前的政策。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黄镇、伍修权……还有数不清的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都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斯诺一共带了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卷。他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那一张。那张照片后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毛泽东的形象第一次流传海内外。
是年9月，斯诺又追随红军到了西征前线。他长途跋涉，到达宁夏东南的预旺堡——当时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采访了彭德怀。彭德怀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手里执着一把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拂，“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斯诺把这些细节写进了书里——一个鲜活的、有体温的彭德怀，就这样从纸页上站了起来。
10月12日，斯诺带着采访的大量珍贵资料和照片，离开保安。22日到达西安。
四
从保安到西安，一路还算顺利。可到了西安，出了一件大事——斯诺的皮包丢了。
那里面装的，是他四个月来辛辛苦苦采访的全部原始资料和手稿。可以想见，当他发现皮包不见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四个月的心血，无数个彻夜长谈的记录，那些用生命换来的真相——如果就这么没了……
幸好，东北军的夏宝珠、王庆山等人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迅速安排人员沿咸阳至洛川一线秘密查找。万幸的是，皮包并没有落在国民党宪兵队手里，而是因为下车时忙乱，遗忘在六十七军护送斯诺的专用军车上。
皮包很快被送了回来。斯诺仔细检查，手稿全部完好无损。他高兴得眉开眼笑，连声说道：“可找回来了，可找回来了，这可是我几个月的心血呀！”
关于这段失而复得的经历，还有一个说法——是刘鼎在深夜里帮他找回的。刘鼎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西安负责秘密护送斯诺（以及其他进步人士）进出苏区。斯诺在后来写成的《西行漫记》中，对刘鼎只字未提，对董健吾也只称“王牧师”——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具有高度的隐秘性。这种沉默，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对信源的保护，也是一种超越了职业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最高等级的信任。
斯诺急速赶回北平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来到西安，城市立刻戒严——如果晚走一步，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回到北平，斯诺一头扎进屋里，开始日夜不停地整理资料。他先在燕京大学讲了一堂课，首次向燕大的学生和教师们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并用幻灯片展示了在陕北拍摄的照片，一时间在燕京大学引起了巨大轰动。
五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正式出版。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短短几周就售出十万余册，接连印了三版。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它的出版“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斯诺原本为此书拟定的名字是《红星在中国》，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排字工人的手误，成就了一个不朽的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比《红星在中国》，不仅多了几多动感，而且也平添了几分磅礴的气势，仿佛那颗红星不是静静地待在中国的天空，而是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照耀着整个地球的东方。
书出版了，可中国读者还看不到。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赠送给著名出版家胡愈之。胡愈之读完后，立即萌生了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
可那时上海已经沦陷，商务印书馆也搬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业。胡愈之决定自己组织翻译和出版。他把原书拆开，让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个人同时翻译。全书十二章三十万字，不到一个月就翻译完毕。
翻译完了，没有印书的钱。胡愈之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每本书定价两块五，用预约券买只要一块。预约券被抢购一空。胡愈之又四处寻找熟悉排印的失业工人帮忙。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的全部工序。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不能太“红”，于是用了这个看似游记的名字。可正是这本“游记”，让无数中国青年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和真实的红军。
第一版印了两千册，很快售完。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者辗转传抄。不少进步青年怀揣此书，不远万里奔赴延安。
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时，激动地说：“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所创造。”
六
《西行漫记》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这话一点不夸张。
曾有人问白求恩为什么要去中国，他回答：“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也说：“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
毛泽东本人对斯诺的评价更高。1938年，他对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后来在接受另一名记者采访时，毛泽东又说：“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
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对历史的记录——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著作。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这本书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等一批早期领导人介绍到西方，让人们知道了在中国有这样一支力量。二是对真相的坚守——斯诺既是一个观察者、采访者，也是一个叙述者和评论者。他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说话，他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
七
斯诺后来多次受邀来中国。
1960年、1964年、1969年，他三次访华。每一次，他都提出想见一见当年护送他进入苏区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可惜每一次都未能如愿。
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热潮未退之时，斯诺再次来到中国。他会见了同他一起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还没忘记打听刘鼎的情况。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他感到十分遗憾。一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他的地下党员，三十多年后仍被他记挂在心上——这种跨越了意识形态和个人命运的友谊，让人动容。
斯诺一生写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有九本是关于中国的。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是中国文化鼓舞了他去发现“中国的红星”。
1972年，斯诺在临终前写下一张纸条：“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
他去世一年后的1973年10月19日，骨灰安葬仪式在北大未名湖畔举行。毛泽东等一批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斯诺夫人在安葬仪式上说，斯诺过去在这里教育青年，现在安息在这里，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1977年，叶剑英亲笔题写了碑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如今，在北京大学秀丽的未名湖畔，浓阴覆郁的花神庙上面的慈济寺遗址，安葬着这位美国人的一半骨灰。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同样的内容。一个美国人，为什么选择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答案或许就在他临终前的那句话里：“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八
2026年，正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九十周年。
5月17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斯诺的侄子埃里克·福斯特与董健吾的孙子董闯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九十年前，斯诺经董健吾护送，突破重重封锁抵达陕北苏区；九十年后，两个家族的后人在武汉相聚。埃里克·福斯特说：“西方的记者要学习我的叔叔，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7月7日至8日，由新华社和北京大学主办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前，五十多名中外参访者“重走斯诺路”，前往陕西延安、宁夏同心等地访问。斯诺后人萨姆·麦克利恩说：“斯诺的经历教导我，为了真实地了解一段故事，必须要亲身去感悟。”
九十年前，斯诺从燕园出发；九十年后，他的后人和研究者们又回到了燕园。这条路，走了一个轮回。
九
现在，让我回到这本书本身。
《红星照耀中国》到底写了什么？简单地说，它记录了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甘宁边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但这样说太单薄了。它写的不是一个地方、一群人、一段时间——它写的是一个即将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如何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上、在那些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年轻人身上，一点一点地生长出来，并且一点一点地强大起来的。
斯诺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在全球的畅销，不是因为它的风格或形式，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那些故事是中国的年轻革命者们创造的，他所做的，只是像春天的流水一样公正地把它们写了下来。
这话说得谦虚。可正是这种谦虚，让这本书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斯诺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发现者”或者“启蒙者”——他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他写毛泽东在窑洞里通宵谈话时的神态，写彭德怀挥舞苍蝇拂说说笑笑的样子，写那些“红小鬼”们纯真而坚定的眼神。他不是在写“英雄”，他是在写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
从采访艺术的角度看，斯诺至少做到了三点。
第一，他敢于进入现场。1936年，去苏区采访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极其严密，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当成“共谍”抓起来甚至枪毙。可斯诺去了。他不满足于在北平、上海采访几个流亡的左翼知识分子——他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现场”去，亲眼看看那些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或者妖魔化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第二，他善于倾听。在保安的四个月里，他采访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从最高领袖到普通战士，从农民到“红小鬼”，他不设门槛，不戴有色眼镜。他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每一段看似无关宏旨的故事，都有机会走进他的书中。这种“让所有人都说话”的采访方法，在当时的西方记者中是极为罕见的。
第三，他忠于事实。斯诺在苏区看到的一切，与他之前听到的关于共产党的描述截然不同。但他没有因为看到了“好”的一面，就忽略“坏”的一面，也没有因为采访对象是“共匪”就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他只是如实地记录——记录那些共产党人身上让他感动的“军事纪律、政治士气和必胜的意志”，记录他们“那种纯粹的吃苦耐劳和毫无怨言地承受困苦的能力”。他说，与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他一生中最激励人心的经历，他遇到了他所认识的最自由、最快乐的中国人。在这些把生命献给正义事业的人们身上，他感受到了一种他后来再也没有感受过的、充满活力的希望和不可战胜的人类力量。
十
我合上书，走出窑洞。
7月的陕北，阳光炽烈。远处是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像一张被岁月刻满了皱纹的老人的脸。可就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九十年前，一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人，硬是用信仰和热血，种下了一颗改变中国的种子。
斯诺看到了那颗种子。他用笔把它写了下来，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如今，那颗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可在树的根部，依然有当年那颗种子的模样——朴素、坚韧、充满了向上的力量。
我想起斯诺在《西行漫记》序言中的一段话——那段话后来被刻在了北大未名湖畔他的墓碑上：“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他把一部分骨灰留在了中国，可他把全部的、作为一个记者最珍贵的东西——对真相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跨文化理解的信念——留给了全世界。
九十年过去了。那颗红星，依然在照耀中国。
而我，一个从保安县（当年斯诺采访毛泽东主席的地方）走出来的陕西作家，在九十后的这个7月，重读这本书，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高鼻梁的美国年轻人，背着相机和笔记本，风尘仆仆地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他的前方，是保安窑洞里彻夜不熄的油灯；他的身后，是一个即将被真相照亮的世界。
延河水还在流，哗哗地，依然和九十年前一样……
2020年秋初稿，2026年7月10日再改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