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整个明代社会的缩影

文/鑫垚

文学创作自古以来就是一件极其高雅的事情。所以，明代以前，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们笔下，汉赋大多要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那样辞藻繁华、文采富丽，像贾谊的《吊屈原赋》那样借古喻今、托物寄怀；唐诗大多要像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般天马行空、极致夸张，像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般忧国忧民、苍凉深沉；宋词大多要像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般清丽婉约、凄凉优美，像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般细腻含蓄、淡雅缠绵；元曲大多要像马致远的《汉宫秋》那样苍茫萧瑟、羁旅哀思，像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那样舍生忘死、忠义悲壮。直到明代白话小说的出现，以冯梦龙和凌蒙初的“三言”、“二拍”为代表，内容贴近民间、平视底层，彻底把文学创作运用到了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不平上面。

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宣徽院仕女秋千会》《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等，都是描述小商贩、走街货郎、手工业匠人、渔樵猎农等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经历，还有以青楼歌妓为主角的也不占少数。明代小说家笔下的青楼女子，不再是下贱无耻的卖身女，而是被命运所迫无奈入青楼，卖艺不卖身，甚至颇有才华，精通琴棋书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具表性的作品。

杜十娘入青楼也非自愿，一心想从良，结识了科举落第、前来借酒浇愁的读书人李甲。李甲性情温和，待人诚恳，也愿意为她赎身。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人，哪怕是老鸨百般刁难，索要巨额银两，她也宁愿用自己多年辛苦攒下的积蓄资助李甲。可好不容易跟着心上人踏上了归家的路，这个男人却怯懦了——李甲平日里表现出的所谓的性情温和，不过是懦弱而已，他自幼受门第观念熏陶、畏惧家族长辈的惩罚，封建礼教和功名利禄对读书人固有的束缚一直在禁锢着他，为此，他不惜放弃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女人。途中偶遇了生性风流、家财万贯的孙富，听了他的挑唆，把十娘卖给他，既能填补自己在青楼为这个女子花销的空缺，又能摆脱她，不至于把她带回家里在众人面前丢脸。于是乎，好吧，这个懦弱书生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不错，可他还是不了解杜十娘的为人。最后，逼得这个已经从了良的妓女抱着自己还没来得及献给他的珠宝投江自尽。

如果这篇小说最后写成大团圆的结局，李甲的家人能够打破传统观念接受了杜十娘，那么其思想价值就远远不及这个悲剧效果了；如果杜十娘随孙富而去或是被李甲的悔恨所打动而回心转意，那么这个人物形像便失去了她的艺术感染力。小说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尾，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身为妓女后又从良的杜十娘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她聪慧通透，心思缜密，久处青楼，看透达官贵人、纨绔子弟的虚情假意，不迷恋一时荣华，不甘永远做被人玩弄的商品。暗中多年积攒金银珍宝，打造百宝箱，她早料到从良路上会遭遇钱财、门第阻碍，提前备好退路，可见眼光长远、思虑周全。遭遇孙富算计后，瞬间看穿交易真相，得知李甲以千两白银卖掉自己，她没有委曲求全、苦苦哀求，冷静设局揭穿二人丑恶嘴脸，心智远超懦弱的李甲。她所求从不是大富大贵，只求一份专一、平等的真心，痴情纯粹，向往平等真挚的人间温情。她将全部人生希望寄托在这段感情上，把自由、财富、未来尽数交付李甲，用情至深，是底层女性对正常家庭、人间温暖极致的渴求。她刚烈自尊，拥有强烈的人格独立意识，这是这个人物的核心闪光点。百宝箱是她半生血汗、挣脱苦难的全部资本，主动舍弃珍宝，代表她不屑用钱财换取怜悯，拒绝向世俗交易规则低头。以投江自尽完成抗争，用生命控诉男权社会、等级制度对底层女性的物化，宁死也不愿失去人格尊严，刚烈决绝，极具反抗精神。身份卑贱的青楼女子，精神品格远胜虚伪的士子、奸猾的富商，形成强烈的对比。讽刺封建上层人物重利轻情、薄情寡义，揭露封建贱籍制度、门第观念、商品经济对底层女性的压迫，杜十娘的悲剧，是整个时代底层女性无法自主命运的缩影。

要说杜十娘身上的缺点或是局限性，那是她天真的以为真情能跨越身份鸿沟，她的反抗仅止于个人毁灭，无法对抗整个等级社会，个人的刚烈终究难以挣脱时代枷锁，注定悲剧收场。

明代白话小说源头是宋元民间“说话”（说书艺人）。说书人要吸引市井百姓，故事主角从来不是王侯将相，而是街坊平民、江湖旅人。《三言二拍》直接改编民间话本、市井传闻，天然以小人物为主继承民间叙事传统。明朝中后期，江南、两京、运河沿线市镇兴盛，手工业、商贸、服务业快速发展，催生出庞大的市民群体，商贩、雇工、船工、媒婆、匠人、妓女、游僧、底层书生、市井农民。这一群体数量庞大，成为通俗小说核心读者。文人创作不再只为贵族、士大夫服务，必须迎合市民审美，自然以市井小人物为主角。那时的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市，三教九流充斥街头，社会阶层流动频繁，民间充满鲜活、曲折的现实故事，为小说提供了海量的底层素材。

王阳明心学提出“人人皆可为圣人”打破“士农工商等级贵贱”的传统礼教束缚，提出普通人同样有本心、善恶、情感、价值，小人物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背景板，拥有独立人格，值得文学书写。晚明启蒙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推崇民间真情，推崇市井百姓纯粹自然的情感，批判贵族诗文虚假矫饰。文人受此影响，主动挖掘底层普通人的爱恨、坚守、挣扎，肯定平民的欲望与人性。文学观念得到转变，打破诗文独尊，重视世俗人情。从传统诗文、正史只记录帝王将相、士大夫，轻视平民，到明代通俗文学提出“奇事不在朝堂，而在市井”。文人认为，朝堂故事千篇一律，底层小人物的人生更有悲欢、更具真实人性，充满新奇曲折的情节，更有感染力。受题材多元化的需求，除历史演义外，世情小说、公案小说、拟话本大量涌现，专门聚焦婚恋、经商、民间纠纷，主角必然是普通百姓。明代社会现实矛盾突出，底层矛盾最具代表性，高利贷、豪强夺产、官吏勒索、包办婚姻、商人困境、流民起义，小人物是所有社会矛盾的直接承受者，写他们的遭遇，能直观展现时代弊病。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明代小说跳出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叙事框架，把底层小人物作为核心书写对象，完成中国文学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视角转向。

作者简介：鑫垚，女，1986年生于吉林省蛟河市，毕业于牡丹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期间与学友创办文学社，并出版报纸《镜泊学魂》，自2003年起开始在《蛟河市作文报》上发表散文、诗歌，吉林市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