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毋东汉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回顾起来曲折而坎坷，一路上都有贵人相助，所以风景是美丽的，特别是“业”“余”关系，值得回味。

       早在小学毕业那年，我的一次作文开头写得“高度概括，总领全文”，被语文老师董步裕先生在作文堂上表扬，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我的兴趣爱好从美术转向语文。接着，由于小升初落榜，我在白家湾上民办初中班，我的作文《我的母亲》，被语文老师王鸿琪先生在家长会上宣读、好评，我母亲回家鼓励我再努力，更坚定了我要在文学上干点名堂的决心。1959年，我考上了公办初中，6月3日《长安日报》发表了我的两首小诗，算是处女作，受到班主任苍思武老师鼓励，同版发表诗歌的有副县长余海丰、我的语文老师毋克明仁兄。这对十六岁的我，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即我的初中求学阶段，我在《长安日报》共发表诗歌15首。毕业前夕，我在中秋赏月会上口出狂言：“我要当长安的王老九。”王老九是全国著名农民诗人。我的心飞出教室，飞向广阔的田野。

       那年，党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为荣，以农为乐。”全校250名毕业生，升学者仅8人，我就高兴地回乡学稼务农。一边劳动一边写作。我在处理“业”和“余”的关系上“正事不足，斜事有余”，当的队干部，把账管乱了，社教中沦为“四不清”。所幸结识了省作协王丕祥老师，他是工作组组长，指导我继续写作。经过社教“洗礼”，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文艺自修社”，为了保证有人领导我们，我在王曲参观文化馆搞的图片展。主管老师是位老者，我问他：“您贵姓？”他说：“免贵，姓高。”我又问：“台甫？”他说：“高如岳。”我说：“高老师，我在樊川成立了一个文艺自修社，我想把名单报告县文化馆，求文化馆领导我们开展文艺创作活动。”他说：“很好”。我回来以后，就给文化馆写了个报告，把文艺自修社的性质、任务和成员名单全盘托出。回信很快来了。信中说：“经研究，这种跨公社的组织，很难保证党的领导，容易被坏人利用，立即停止文艺自修社一切活动。”云云。我立即召开文艺自修社全体会议，念了回信，宣布解散文艺自修社。不久，县文化馆来通知，让我们（文艺自修社成员）都去参加县文化馆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会上，聆听了高斌老师、余念老师和张沼清老师等省作协老师的教诲。会后，1964年7、8月《延河》合刊上，发表了我的小诗《嫂嫂学文化》（外一首）。这时，我的诗还停留在新民歌阶段，或者叫仿民歌，诗味不够浓。我一手拿锄一手拿笔，又经过文  革洗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小峪水库政工组成员和一营四连副指导员，编印《水利战报》和《战地黄花》（诗传单）。

    《长安日报》社、长安广播台和县文化馆对我起到了栽培扶植作用。县文教科让我参加“组织不散，人员轮换”的“长红艺”创作组，深入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采访、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培训写作。后来调我去《西安日报》社当临时助理编辑五个月。我拜资深编辑、著名诗人丹舟先生等人为师，文学创作上了台阶，我在《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工农兵文艺》发表叙事诗和散文诗及革命故事。县文化馆把我推上“先进典型”的地位，纪念《讲话》文章以我为例。我也“飘”起来，应邀到处做“写作报告”，不知深浅，信口开河。我的写作由诗歌转向革命故事、小说和散文。革命故事即思想教育性突出的故事，也包括革命斗争史实故事。我写的革命故事《棉花与西瓜》发表于《陕西日报》，长安西部某公社曾视为落实棉花任务的三干会文件。我发表在《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散文《误入虎窝记》和《樵夫小记》，自以为较好。我的写作不影响参加生产队劳动，稿费用于打煤油，生产队和家里人也就不反对我搞文学创作。而且，我替群众写各种申请，写各种信，从来不摆文人架子，还贴赔稿纸和信封。

      1971年以后，我因眼睛近视，从小峪水库工地退下来，应聘当了民办教师。我既要种庄稼，又要教书育人。在《陝西教育》发表了《咱有两份责任田》《垂钓说》，同时，我又从写农民农村农业题材转向校园，深耕儿童文学。我接受社教前教训，处理好“业”和“余”的关系。我不光写文学作品，还写通迅报道。表扬学校的好人好事，夸学校工作，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业余挣稿费，津津乐道而不反感。我还帮助青年教师修改论文和评优材料。我在班主任工作中，喜欢编故事讲道理，积累多了，结集出版《育圃寓言》。《作文教学刍议》是我作文课教案的扩充和升华。《怪灵外传》是我观察积累少年儿童生活的结晶。从教期间，我努力转正并参加省作协。我把写作与教学关系处理得好，相辅相成，把自己和领导和同志关系处理得好。我退休时，王莽中学赠匾：“学博德高”。

       我退休后，我继续“育圃”，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21年，曾评省优。为配合关工委工作，我又在搞文学创作的同时，兼搞文史工作。编《长柞工委革命故事选》《长安英烈故事》，为红色基因的传承出力。我写的《高作哲热血洒樊南》《活旗杆整倒工兵连》《倪冬花掩护交通员》广为流传。同时，以寨沟起义为原型启发和模特，写长篇小说《热土情焰》。我的“育圃系列”和“樵仙居系列”以及“人生历练三部曲”等共20余种拙著。现在想来，我还是不够勤奋，作品偏少，艺术性偏低，有粗制滥造之嫌。若有来生，精益求精，只写两本，“正规”出版，“名利双收”。此生业已走上通俗易懂、为大众喜闻乐见之路，却也不后悔。

       总之，我的文学创作之路由学生时代写小诗开始，务农学稼后发展为叙事诗、散文诗；继而写革命故事，发展为散文和长篇小说；从教进校园之后写儿童文学（儿歌童谣童话寓言）。退休后从事关工委工作，仍以业余写作配合之，文学创作和文史撰写并驾齐驱。如今的写作，每日一两千字，作为脑保健操。我的笔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听党指挥，抒人民之情，活到老，写到老，以此报答曾经培养扶植帮助过我的所有高人贵人贤人恩人。我自以为是的经验是，处理好“业”和“余”的关系，以业为苗，以余为花，相辅相成。我的文友中有人贪大求洋，闭门造车，结果得罪领导，耽误工作，脱离群众，写作也成了离水之鱼。我也曾有过这种苗头，但我觉悟后立即改弦易辙。以“业”为主，“余”为辅，“业”根深苗壮，“余”蕾大花红。

               2026.7.10.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