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长征中的角色（四）

孙喜贵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四川夹金山北麓小金县达维镇实现首次会师。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军部队率先会合；6月18日，两军在懋功召开会师庆祝大会。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下达《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

1935年两军会师之后，党中央确定北上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八万兵力，轻视仅有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坚持南下退守川康边区。他借统一军事指挥问题索要军委最高领导职务，遭到中央拒绝后，虽就任红军总政委，却始终消极拖延北上行动。

一、战略分歧

张国焘执意分裂南下，是长征途中因战略路线分歧与个人权力野心引发的严重党内危机。他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电令右路军全军南下，另立“第二中央”，软禁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致使红军遭受重大兵力损失。1935年8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进驻阿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右路军穿越草地抵达班佑。9月初，张国焘以葛曲河河水暴涨为由，命令左路军原地停滞，甚至直接发电强令右路军掉头南下。

二、密电分裂

9月9日，张国焘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求全军南下。这份密电被叶剑英及时截获，他第一时间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党中央当晚紧急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随后在俄界召开会议，明确界定张国焘南下行为的错误性质。张国焘则裹挟左路军以及部分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一同南下。

三、党内斗争

长期以来围绕“南下密电”存在相关史实讨论。密电原件尚未在官方档案中发现，但诸多亲历者回忆录记载清晰，党史学界结合叶剑英回忆、党中央后续北上决策等史料综合研判，确认这份分裂指令真实存在。由此，全党开展了针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党内思想斗争。

四、另立“第二中央”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今马尔康市脚木足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央”，自封主席，通过所谓决议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同时软禁朱德、刘伯承，撤销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职务。

五、朱刘艰难处境

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南下后，长期处于监视、批判的艰难处境。朱德身为红军总司令、刘伯承曾任总参谋长，二人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均拥有崇高威望。张国焘忌惮军心动荡与政治负面影响，不敢采取极端武力加害。朱德与刘伯承统一策略：保留自身意见、坚守岗位开展工作，在暗流涌动的环境下暗中维护红军内部团结。彼时二人并不知晓党中央单独北上的完整缘由。

面对张国焘一系列分裂行径，朱德、刘伯承没有采取激进对抗方式，而是坚守原则，以灵活的政治斗争、耐心等待外援、分层组织牵制等多重策略持续斗争，最终推动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北上道路，促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二人瓦解张国焘分裂势力的斗争方式，可分为四点：

1. 坚守政治底线，绝不妥协退让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企图拉拢朱德、刘伯承承认伪中央合法性，遭到二人严词驳斥。朱德郑重表态：“天下红军是一家，‘朱毛’不可分，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做不到。”张国焘强行委任刘伯承为伪军委委员，刘伯承断然拒绝。

彼时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本由总参谋部保管，藏在英文版《鲁滨逊漂流记》书中。张国焘威逼利诱，想方设法索要密码、机要材料，妄图借共产国际名义洗白自身分裂行为。刘伯承提前命令机要人员将密码本销毁，彻底断绝其图谋。即便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刘伯承依旧立场坚定，直言南下路线行不通：“打得好只能短暂立足，一旦战事不利，最终还是要北上。”

2. 克制情绪，规避红军内部武装冲突

当时不少遭受打压的原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以红五、红九军团干部为主，愤懑于张国焘的排挤打压，曾向刘伯承提议，强行扣押张国焘、率部北上寻找党中央。刘伯承理解大家的愤慨，但清楚此举隐患极大，立刻将这一想法秘密告知朱德商议。朱德当即否决该提议，冷静分析利弊：红一方面军留在左路的兵力不足万人，张国焘手握十万大军，一旦红军自相残杀，只会让国民党蒋介石坐收渔利。朱德提出应对思路：暂且隐忍退让，依靠政治说理，让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看清南下路线的危害，从内部瓦解张国焘的群众基础。

3. 静待外援，积蓄制衡力量

朱德通过秘密情报得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后整编为红二方面军）正向川康地区靠近，于是叮嘱刘伯承沉心静气，以时间换取斗争转机。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朱德、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完整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全部事实。贺龙、任弼时坚定拥护党中央北上路线，在政治、军事层面形成强力外部制衡，使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

4. 搭建统一组织，从制度上牵制分裂势力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朱德提议成立中共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通过统一的党组织统筹两军行动，逐步瓦解张国焘独立掌控部队的局面。

总而言之，在张国焘制造分裂、朱刘二人遭受严密监视的恶劣环境下，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定力。加之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有力支持，再加上南下途中百丈关战役惨败，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南下路线彻底走不通，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全军北上。最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分裂集团彻底瓦解。朱德、刘伯承保全红军完整、避免内部流血冲突、促成全军重新团结，居功至伟。

徐向前后来回忆评价：“没有朱德的支撑，他那个所谓‘中央’、‘军委’，根本成不了气候……朱总司令看透了他的野心，不断规劝、警示、制约他。”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的斗争过程错综复杂，诸多细节难以尽数铺陈。1937年延安会议作出正式决议，从党史层面对张国焘作出定性：犯机会主义、军阀主义错误，存在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问题，本文以此收尾。

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坚守与付出，缅怀所有牺牲的革命先烈，让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作者简介：河北涉县退休干部，热爱文学，平日博览杂书，深耕党史、军史、中国历史研读，偶有习作刊发于各类媒体、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