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先

（一）我的“资产阶级”童年生活

我是1936年出生的，1937年就爆发了中日战争，从1938年起，民国政府就开始陆续从南京迁都重庆。我们在重庆的公馆叫“小园”。

小园有点大，作为小孩我只知道有前楼与后楼之分。前楼大概是阿公的久大盐业公司借长江水道销售自贡产盐的办公处吧，从我几岁晓事起，就知道不能到前楼去了，那里已经成为财政部办公地点，前楼包括球场和兵房，车坝，防空洞，那一带都是我们不能去的，我们张家人只能在后楼和花园假山一带活动。不知何时，日机轰炸曾炸了前楼一个角，但我一直没看过那一角炸成啥样？

从我有记忆起，那时日机好像天天都在轰炸重庆，每天都在跑警报。小园的防空洞财政部用，我们不能去，我们只能到街对面枇杷山山岩临街鑿成的居民用的公用防空洞躲飞机(从家里走到防空洞大概100米左右)。为此，妈早已把大姐(张绍君)送到泸州六姨妈处寄养，我妹(张绍渝)就一直让她的陈奶妈带到她家(寄)养着。在小园再无别的小孩，只要日机不来，没有警报，妈妈(她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就教我读书写字，做算术。

我至今想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从《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宋词》到《古文观止》四书中的《大学》，记得都读过。所以，我小时候根本没同任何小孩玩过(包括我的亲姐妹)，也不知玩耍和游戏是怎么回事？

我们小园平时都有卫兵守门。张宇仲叔后来说，他曾来重庆读书见过我(我却记不得他)，我没见过我们张家其他人。

我也记不得我爸张寰清啥样，记不得他是哪年从军队退伍回重庆的。妈同他闹架我也不清楚。

我只记得在抗战胜利那年我们已搬出了小园，搬到了上罗家湾一个有三间房的平房住。这时妈己把妹接到了身边，我和妹进了张家花园小学读书。妈又在下罗冢湾买了一栋位于半山坡的平房，便于我进川东师范附小读高小，就把姐也从泸州接来了重庆。我记得的是搬家出小园后才有了邻居，才开始同其他孩子们玩，打珠子，跳拱，拍烟盒，下棋，玩邮票，女孩子玩抓仔，跳房子，跳绳，养蚕。我一进学校就读六册，语文算术全会，作业全是优，考试一百分。感兴趣的课是音体美劳作，特别是美术老师教画又教集邮。

记得抗战胜利，重庆欢庆了几天几夜。那时我在学校刚穿上童子军服装，就参加了夫子池的童军庆祝会与游行。后来才知道我们能搬出小园，是因为财政部一直都想从阿公手里买下小园，但阿公一直不愿，直到我父亲退伍返渝，同妈闹开了，阿公才同意出售小园。我父母闹离婚我也不知道，也没闹个啥名堂，就因财政部与阿公的卖小园的事成功，妈找当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姐夫杨森，在财政部付小园款中截留了部分给母亲，我们才得以在外先租房，然后搬出小园，后来又在下罗家湾购了一套较好的独立平房安家，我改读川(东)师(范)附小。

后来51年我参军后，部队进行阶级教育时，让我回忆资产阶级童年生活吋，我很认真地回忆了，童年时全在跑警报|、读书、写字中度过外，没有同小孩玩过，没有过任何零食，除了孤寂还是孤寂，吃得好不好也记不得了，只有搬出了那个资产阶级的公馆，才看到了社会和人间，我卫校的领导和同学再没计较我的出身和阶级成份。

我家搬出小园到上罗家湾后，我开始接触其他小孩，学会了玩邮票。

当时的重庆孩子，100%玩邮票。重庆当时是陪都，机关特别多，公事信函就特别多。民国邮政当时所有信函没有解放后公函用“邮资已付”戳的情况，用的都是印刷粗劣的孙中山头像的普通邮票。每天机关收发室都要处理各办公室废弃的公函信封，就由这些单位的孩子们收集来作游戏输赢的付账用。

据我回忆，重庆当时100个玩邮票的孩子，最多只有不到一个能成集邮者。因为玩邮与集邮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玩邮是把邮票用出去，集邮是把邮票存起来。我一进小学就成了集邮者，因为我在一次母亲处理她的旧东西时，发现了她有好多贴有漂亮邮票的信件，中国的，日本的都有。我舍不得用撕的方法取信上邮票，用水泡下来，在书内夹干，就再舍不得混在破破烂烂的邮票中用出去，再加上从美术老师处看了他的成本成套的集邮册后，我就成了集邮者，别的小孩有了零花钱买吃的，我有了零花钱就买邮票。我家1949年从重庆迁到泸州时，我已有分别存放的中国和外国两本邮票册了。

我一到泸州就住进泸庐杨森公馆，进入峨岷中学读初中。泸州1949年12月3日解放，不久，就有解放军进驻泸庐，我们家就从主楼搬到平房，让主楼给解放军进驻的机关使用，而解放军的机关正好是军邮，我作为中学生就同年轻的军邮战士成了朋友，从对解放区邮票的兴趣，到向他们讨要解放区邮票，居然逐渐有了一本解放区邮票。

（二）入伍|、转业

但这样的好景不长，个多月后我们就从离学校仅几百米的泸庐搬到了城外的山岩脑大舅妈处，离学校就远了。初中三期我就改住校了。我从进峨中就参加了王建中老师的“黎明合唱团“，因我有读谱能力，还当了男低声部部长。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参加了合唱团一系列的社会活动。直到初中三期读完，听了“志愿军英模归国代表团”的报告，各学校掀起为抗美援朝“投笔从戌”运动，我报名参军。老师建议我报考十军文工团，因如实填写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竟管我考的成绩不错，我也没考上，而与我一同报考的女同学陈善美考上了。后来有先参军回校告别的同学好友指点我，投考填表时不能填太详尽，有的可参军后再填，于是我第二次报考军分区卫校考上了，于1951年2月17日入伍。

我入伍时，带去了中丶外丶解放区三本集邮册。到部队后不到一月就进行阶级教育，我可能应算是出身和社会关系最有问题之一吧，但还不是最严重的，如同学中还有什么出身或社会关系有大地主家庭的，有曾参加土匪逃出的。我虽父母留日，姨父杨森，但我是学生参军，个人单纯，再在同“三座大山”家庭划清畀线中，我上缴了中与外两本集邮册，指导员晚点名时当众烧了，还表场了我。我成了典型，又因我有校合唱团经历，有识谱能力，在指导员引进阶级教育歌剧《解放》排练时，因我有读谱能力，受命教两名主演“国民党匪兵”(被俘后经教育转变在战斗中立功)唱入场曲(与文工团不一样，只入场亮相时唱表身份的入场曲)，受指导员滿意关注；在卫校学习结业时，正好美帝在朝鲜投细菌弹，毛主席下令按苏朕体制成立军地防疫队，泸州军分区成立后勤防疫队，我以全校第二名成绩被选调。

虽未能入朝参战，但也曾下到军分区连队参加扑灭县区剿匪征粮队感染“鸡窝寒(学名回归热)”的疫情战斗。这个任务完成已是1952年春，任务改为第一次官兵健康大检查，由军分区医院和防疫队组成检查组，我被分配到化验室检查某团(大概是142团记不清了)团部三大常规。地点在泸州与隆昌(当时隆昌还未划分给内江，仍是泸州下属县)之间的有名郭家大寨一一云顶寨。但在这个任务还未完成，我就又被选调(同队的4名记不清谁了)到泸州小市川南军区卫校报到集训，据说是军总后勤新成立军医学校，我们是全军各地(我们是四川省军区)选调的第一批学员，到川南军区卫校等候全省完成选调任务后一起赴京。

在川南军区集训时，我曾受命到自贡军队康复医院和炮校出差。我第一次到自贡访问张家情况，我找到自贡盐务局张绍伯姐姐，才知道当时我父亲因盐厂事故入狱了，五伯代表张家参加市政协，我家是第七房在自贡已有四个弟妹，我当时却没去相见，当时我张家在自贡最有名的不是盐业，而是扎染工艺，是宇仲叔家。我也听说还有妈妈曾因减租退押中(她的陪嫁土地百多担租)无钱退押而去函自贡法院，状告父亲要求赔一笔钱退押，但父亲以解放前己由卖小园时曾由杨森截留款项理由成立，但只有离婚手续未完成，自贡法院判父亲不再负担费用，而双方离婚法律手续依事实完成。我因任务在身未能进一步与张家家人接触。

返回泸州到1952年下半年，终因朝鲜板门店和谈成功，军队缩编，我也没等来上调赴京，而是转业回泸。回泸后方知母亲因一直向往保留一份未来生活的土地而陷于农村，把本己考上十军保育员的姐姐也带下了乡，我三妹本托付给王舅妈照看，而王舅妈却也因有农村土地被纳溪农协带回农村，妹妹处于失学失家境地。

我离开军队时，军队曾告知我们转业者(不同于复员)，泸州已成立医士校(后来的泸州医专一一泸州医学院一一现在的西南医科大)，我们可以免试并以调干身份带薪入学。但我一看可怜的妹妹，我打消了入学念头，在市军转机关要求分配工作，当时我转业还是战士，政府工作人员起步薪24元，我军分区卫校毕业，可定28元，但我转业时是川南军区卫校集训身份，按士官(班级)定为32元，进入当时市立医院(原美国在中国举办的仁济医院，50年收归国有名市立医院，53年改市人民医院，54年一分为二，一半人调参加成立川南医院，一半留泸州市另新成立公费医疗门诊部 ) 化验室学习化验，(市卫生局为区县培养的化验员)我学习期为一年(1953年)，到1954年我分到当时的泸州市第二区(蓝田)卫生所建立化验室满足门诊需要。我在市人民医院化验室期间，向团支部建议成立青年学习小组，同新招的医护药人员补学数理化以及各科业务。团支部经院领导批准成立，但由十多名开学，真学到最后只剩我和一名护士(詹世琴)，我们学习了初中化学(无机化学)，高中有机化学，我业务对口的分析化学，临床检验学，並从广播电台学习俄文。詹世琴成了我的女友。这时我学俄文外语，目标是1953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畀青年联欢节，我已开始收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邮票。

（三）我与日本姑娘岩浅幸代的情缘

1954年我在蓝田卫生所建立了化验室，开展了我所能的化验项目，因蓝田当时己无医院，又隔河渡水，重病(如急性兰尾炎)必须靠白血球先列氏动态检查决定是否急需手术不能耽误，不然就是生死攸关的责任事故，我化验决定紧急送川南医院(当时还没有市级医院)全都应证2生一死。同时我又为区委区政府服务(政治学习的全民所有制人员蓝田一大组)。为他们美化办公室，规章制度上墙，开会布置会场，篮球队当副队长，办舞会负责音响等，被认为工作积极，我妹妹复读小学并升入初中，但母亲姐姐已陷入农村分了田土却又无力无能劳动，姐姐找了个农村手艺人理发匠嫁了，母亲随姐进入婿家。我在连续评年先进后，向区委打了报告，希望能接已无劳力务农的母亲来蓝田由我供养。经区委特批，由蓝田公安派出所出允许落户蓝田的迁移倒证明，我接来了年过半百的母亲，在蓝田租房成家。

       这时我的女友也通过考试考入重庆沙坪坝药校带薪调干学习。在1955年世畀青年联欢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时，《中国青年报》推出了倡导中国青年结交外国青年的栏目，有时公布些外国友人的通信地址，有时又把中国青年的征友信息转给外国传媒刊登，我当然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收到了外国青年的来信，两位苏联的，两位日本的，一名波兰的，一名印尼的华侨。我很喜欢同苏联友人通信（因我广播俄语课本已学到近30课，已能用俄文写信），另外也同日夲友人东京都富士见町常盘寮的护士岩淺幸代，日本驻印度官员子弟兵藤刚士通信，因他们的信中含中文，可理解其文意。我现在己忘了同他们的交往具体时间，是55年，还是56年，只记得同波兰李昂，他赠送了我一些波兰雕刻版邮票，我答谢了他一些中国邮票，就没继续。而印尼的华侨，他提到印尼对华人不友好，希望了解和帮助回归祖国，我无能为力，故回信坦告之后也没继续，  日本姑娘岩淺幸代且正学中文，十分仰慕中国。她既知道我喜欢集邮，又喜观我的信和信的文笔，对日本朋友我是精心交往，信封设计已如搞创作，已属手绘作品。

      55年与56年，既是我同母亲团圆年，也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特别是1956年，中国第一次评选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我平时努力，喜欢干事，还在《健康报》《临床检验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这一切得到了最大的肯定，先是评为知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建军节时，又评为复转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0月又再次成为出席市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可以说这一年幸福是满满的，我对党和身边的领导们充满了感激。

       批准母亲来蓝田的书记已调升市委副书记，新来的书记李学良爱打篮球，他是队长一号，我是副队长二号，当时还没有电话，队长给我说明天或下午约一场球，我就骑上自行车到29队或运输公司去约，或到更远的川南气矿去约。故李书记特对我好。

       别看我表现得好，却一直入不了团。田看了我妈，在蓝田住了几天。她将在1957年毕业分配，我们已商量谈婚论嫁了，好一派光明前景。但人算不如天算，年初，我母在重庆设计院的六姨妈的女儿何先蓉，三个孩子压力很大，她希望母亲能去帮她一把，妈答应去了重庆。

（三）右派噩运

不久，57年来了整风反右风暴，但我一点担心没有，反观内心，从入伍起我就特感从未有过的胜过亲情的战友情，官兵情，阶级感情，到蓝田，党委情，书记情，尽心也难报，反党的事绝不会出在我身上，误会都不可能有，何况我又不傻，谨言慎行，时时小心。转瞬半年过矣，蓝田不到一百人已打出两批七个右派，谁知到了十月，市委原批我母亲来蓝田的市副书记带队来蓝田，我根本没见到他人，我忙着也没去欢迎和汇报，谁知我把国庆舞会忙完了，安心睡了一晚，第二天去参加政治大组的学习。当我走到大组学习时一看，一幅莫名其妙的横幅挂在上面，“勒令，张绍先交待反党反社令主义罪行”！

57年已过去六十多年了，记得从那天起，就把我隔离起来，要我交待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一上台就先列举我同领导特别好的关系，干了那么多别人干不成而又非我分内的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我会反党吗？后来又叫群众检举揭发，回忆起来最严重的就两条，一是包庇地主分子母亲逃避劳动改造，我反驳说是党委批准的，正因此我对党和党的领导感激不尽，我有反党的理由吗？二是说我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卫生所隔三家是一家烤花生店，每到花生烤好出炕，香飘到卫生所，说我就伙同大家画“鸡脚爪”拈签，最多出一角，用一人拈到白吃不出钱跑路去买花生。我不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吗？但前者因涉及到魏书记(正是他带工作组下来)，这事有人在会上检举分析批判我，后来再无人提过，我心中明白，大概被制止了。后者我反问说有钱的资产阶级无论是老爷或少爷，会图白吃跑路去买一两斤花生来大家吃吗？没人回答。最后不了了之，最后以我在反右斗争中曾响应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例子是在政治学习会上曾散播反动言论而结案，天啦，那是我在学习会上领导叫我念的《人民日报》公布的右派言论啊，我看了这结论真叫无可奈何，认罪签了名，承认了这条"罪行"，留给后人评论吧。幸好我的右派帽子在文革中的1972年两派都同意为我摘了帽，后来文革结束后又为我正式拿出档案来平了反。新来的防疫站年轻人见了我的材料都很感奇怪，在学习会上念《人民日报》的右派言论也是对右派的反党响应，向党进攻？我还知道我差点连累了我们的机联篮球队长李书记，说他两次反右中都包庇了我，没把我揪出来，李书记曾说"出身不由已，道路自已选择，人家参军早，56年三次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应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但他还是被市委下来的工作组说服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疾风暴雨的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结束后，什么最危险？就应该是失去天堂的那些阶级的孝子贤孙们，特别是混进我们掌权机关中有能量的那部分最危险。现在形式变了，这些孝子贤孙们不会把反党两字写在自已额头上，他们也一定善于隐藏自已，他们为干一件坏事，说不定会做一百件好事来掩盖……″。天哪，这些理论家我看了不得不佩服和内疚，佩服这理论真大气磅礴，正义凛然，我干了一百件好事，原来是为还没干的那件坏事做掩盖的。内疚是差点连累李书记背包庇的罪名，后来八十年代我在市里的一次会上碰见魏书记，悄悄问他，你对我那么好，56年评上市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都是你提名推荐的，为何后来又一定要把我打成右派呢？他说，唉，过了的事不必提了，运动中有过一次排队，你曾是第一批对象，你居然两次都逃脱了，蓝田没完成任务嘛，有些事是因为不得不为而为之，有啥奇怪的呢。因此我对魏书记也释然了。最后，我的处分也只降了两级，(56年我升了一级到36元，降两级到28元)。我知道我即将下放劳动改造，我怕影响女友的药校毕业分配，没把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告诉她，断了对她的回信。对已交往的邮友们，也因即将离泸州再买不到新邮，停止了信件的往来，只留那个不断寄日本邮票给我，又因学习中文而喜欢我信中文笔(我从来就以正能量张扬身边琐事风格书写，想成就将来集成我的《两地书》)的女护士岩浅幸代的交往带到未来的下放中去。我1958年5月下放到古宋大坝泸州商业局在大跃进中为泸州开辟的生猪饲养基地马大坪畜牧农场，工资在原单位(蓝田卫生所)领取，我安排由在市二中读初中的妹妹每月来蓝田卫生所领取，不用由单位寄给我。这时我母亲巳由重庆返泸，我理解在当时何幺姐也很难留一个地主分孑在家属大院生活，只好送她回泸，又值我要下放，她也无法随妹妹去驻校，只好再让她回乡下姐姐家了，我每月28元，我和妹妹各用10元，8元给乡下姐姐和妈用。照此施行直到我1961年返城。我58年5月到古宋农场，从7月开始离开劳动岗位，到厂部编写小报《牧场简报》每月一期，直到1959年8月畜牧场下马撤销，我和从市级各机关下放来劳动的右派，转到泸州在敍永大树开办的叙泸磺厂当搬运工，运矿石到高炉车间冶炼成工业用巯磺，我因在牧场一直未真正劳动，初当搬运工时，40斤都挑不起，每天1000斤的任务量完全不可想象，但我牙一咬，得补上劳动这一课，在暂不计较每天运量的过渡月中，我到底年轻，居然从50斤都挑不起，到一担能挑200斤，1000斤任务6挑挑完，可以计每天任务量了，但我们所处的运输车间，原来是从泸州农村大跃进中选调出来的农民工，他们每天1000斤很轻松，因此对我们根本不苛不严，只要求我们完成任务后别忙着回住处，就到大树街上(隔条小河)坐茶馆玩也行，混到下班时间才准回去，以免大家被增加任务。当我能完成任务后，不敢回宿舍，也跟到大树坐了几次茶馆，既花钱，又不习惯，只好瞎逛，发现大树街边是另一由宜宾开办的磺厂“大树磺厂”的厂部，有他们的办公楼，电影宣传塔，食堂兼会场，篮球场，这一下好了，篮球场是我消磨时间的好地方，各地的篮球场好像都差不多，永远不缺在球场蹦跳的年轻人，我很快同他们混熟了，还成了受欢迎的人。但不久后的一天，看见大家垂头丧气坐在球场边土坎上，没打球。我一看，球场上摆了张乒乓球桌，一年轻人在用油画排笔向报纸上写着什么？走近一看，啊，开什么会哟？怎么写在报纸上？那年轻人回答，县里要来厂里开现场会，用金字贴横幅，写在报纸上剪金字嘛。我说，剪金字，你把金纸翻过米，用米尺铅笔画线条后直接剪下来贴就行了，那用得着写在报纸上？那年轻人看我说，你说得撇脱(四川话容易)，那要写反字，你会你来。我当然会，而且从49年泸州解放开始就写游行横标，在部队卫校和蓝田，不知布置了多少会场，我拿过米尺，先量了红幅，算了字数和应写大小，把金纸裁好，刷刷刷很好写好，交旁边拿着剪刀等的女孩，把金字给她们，再教她们剪法，照那条线剪，剪到何处不能剪断，一直到回答，看懂了会剪了，才让她们开剪。当然，剪下来贴上红布，标准的金色黑体字，分外好看。不久厂领导来看，说张平这次写得不错，有进步。小伙子说不是我写的，指我说，是他写的，宣传部长问我，你那个车间的？当时他们厂部后面有三个工区，每个工区又有三个车间，釆矿，锤矿运输，高炉冶炼三个车间，我说我不是你们厂的，是叙泸磺厂运输车间的，泸州单位下放厂里劳动的，又问你还会些什么？我答，编过小报，宣传部长回头同书记商量了几句，马上叫人来，去通知对面叙泸磺厂邹书记，我们开现场会，向他们借用张绍先几天，并同时送去邀请他参加现场会的邀请函，……从此时起直到我返泸州，都在大树磺厂度过，为他们办《跃进简报》，各工区写大标语，电影海报塔上画电影海报。这些是我必须交待的过程，我想说的不是这些内容，我是想说我同日本姑娘护士岩浅幸代的信件往来，无论在农场或工厂，一直未断，我为了避免"里通外国″之嫌，无论是她来信，或我回信，一律公开，反正我写的是具体生活，眼见风光，经历新事，城乡变化，农场的高山雪景，林野春花，大树路旁的小河，野猪凼可游泳的碧水，三斗米的路边小店，和岩上的紫藤春花，把一切写出趣味来，给一切想看的人看，然后才托人带进城寄走，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发现每封日本来信，都有折封重贴的痕跡，必定经过相关部门安检，而无论厂里保卫科长和宣传部长夫人(厂医院化验室的我同行)，都喜欢看我给日夲姑娘的往来信，我何乐而不为地自证清白呢？我对幸代维持文友邮友关系从蓝田经农场直到磺厂已好几年，直到61年才突然改变性质，她向我倾诉爱恋之意，我欣然回应，这也给我孤寂的下放心境，添一笔悠然亮色吧。61年底我回了泸州，重回了我的化验岗位，我当然也带回了同幸代的全部信件。不知是62年还是63年，幸代来信告诉我，他结识了一位男友，己谈婚论嫁，坦言她面对我信件的矛盾心情与难离难弃的两难心绪，我回复祝福她的际遇，应坚决割弃我们之间永远难填的百度空虚，放弃这柏拉图式的恋爱，走踏实的人生幸福之路，把我们的交往，放到云天之上去作我们两心永远不褪色的彩虹。这是我虔诚的祝福。我本来想把我同幸代的信件真的编辑成《两地书》，同幸代断了后，我身边又出了个小姑娘，但我已25，她才15，又是卫生所所长女儿的初中同学，她对我感兴趣的我都可作回应，向她展示，但唯独感情不行。幸好她初中毕业不久，她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父亲把她接到了新疆去，我为她写了首歌《啊蓝田，我亲爱的故乡》和一幅她点名要的钢笔画《罗米欧与朱丽叶》送她，几十年后她又回到泸州找到了我，问我退休后能不能同她一道去深圳发展？圆一个梦？这时我己有家有女，婉拒了她，我写了《七月的思念》，作纪念吧。我回蓝田又是三年，又把(这时蓝田由区已改镇)镇政府不少工作揽到了我手下，努力表现，静等四清运动耒摘帽。但到1964年，我突然被从蓝田卫生所上调到市卫生防疫站宣教科，以专门文字编辑和科普创作为业，在离蓝田时，我的妹(这时她已成为泸州12中的教师)来送我赴任，她看了我同幸代的一大堆信件，选了四封出来她带去细看，我很感谢她此举，因为我到防疫站后两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盛行抄家，我的所有集邮，信件与日记，全被站专案组收去代为保管(没用“抄家″二字)。但后来文革后期，也没有还我，集邮(不知所终)，信件和文字，书记还劝我已有家有室，有领导和大家的期望，别再陷入年轻时的浪漫中了，即将给我彻底平反，是否把这些巳成过去的东西，点朵火清空，以便轻装上阵，完成你靠近党的征途。由书记表态，我无话想说，烧就烧了吧，于是就完全结束了同幸代的交往，和自幼憧憬的文学梦，但最后忘了是何年？我到妹妹家去，闲暇间翻她的案头东西中，居然发现她拿去的四封幸代的信，于是我拿了回来，今天我转发给你，以作我上述之佐证，和我自已对自巳的纪念。(完毕作结)。

我爱的绍先我的绍先，你好！！你好！！你怎么不写信,我等，每天我等。绍先你很忙吧，绍先我要接受你的信，你的信是我的最大的幸福，你是我的爱，绍先 绍先 绍先 绍先 绍先(绍先+幸代) / 2=？请你看吧，11月23日中国文化代表团来了，我们都喜欢，25日我参加了欢迎集会，这是大大的集会。我们握手，握手，我们送大大的拍手，我们共歌唱“东京-北京”，你知道么，这的歌很好。楚图南先生（团长）是伟大的，周巍持、张平化、张有？、崔巍、王守道、常妙娜、吴熊健先生来了，他们都很好。绍先，我一定参加和平运动，日中友谊的运动，请帮助我。绍先，我的绍先，我等你的信，快！快！！快！！！祝你的健康 你的幸代1961.11.28(毛元康老先生的整理附文)

我爱的绍先你好！你每天怎么样，你健康了么，你笑了么，我的病慢慢好的，不快，我：的医院是共济组合买的（邮政关系的），不要钱，我不悬念，你们的一样绍先我的病不吃脂肪，不吃油的菜，不喝酒我不喝酒，但，我喝--麦酒，很少麦酒你知么，酒精分量很少，麦酒＝Neev，我不知道中国什么说，绍先我爱吃脂肪食，现在不吃！不吃！我悲痛啊，我的食欲减少，我要吃脂肪食！但，我的病好了的，我吃，我再吃吧！现在，我的午饭面包，我希望麦面包。你爱吃什么，常常，我静静，我静卧，我辛苦啊。绍先，我的绍先，你安慰来我吧！你常常坐我的身旁啊！你常常说我吧！绍先，你，啊啊你来吧！我多么喜欢啊。现在我多么见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