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将至，自然又会想到离开我们多年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转眼已近二十年。她一生刚强好胜，在全家风雨漂泊，农村老家十年是她撑起了我们整个家。像我母亲出生那个年月，没有裹足的妇女是非常少见的，加上她在村湾里辈分又比较占长，村湾的人私下都叫她大脚王四娘。这称呼里，注定藏着她与众不同的一生。

尽管母亲脚大，但生得周正，身材也好，放在今天，也是体面好看的女子。可她偏偏生就一副男儿般的倔强性子，不服软、不服命。在她那辈人中，我们家族房下，父辈那一排二娘、三娘、幺娘，个个都裹了小脚，唯有我母亲，是个大脚，是我那个家族也是那个时代里的“异类”。

听大姨妈说，母亲小时候就是个“狠角色”，像个野伢，天不怕地不怕。当年家里要给她裹脚，外公外婆骂过、打过，甚至不给饭吃，房下有个大伯曾抓着她的辫子强行要她裹足。

可母亲偏不从，就是裹上了，过上一两天她也会偷偷拆掉。

有一次，裹脚布被她扔在屋后猪圈旁的粪坑里，后被家人捡回，挨了一顿揍，再次给她裹在脚上，没过两天她拿起剪刀把裹足布剪了个稀巴烂。外公拿着棍子追着打，她光着脚跑，跑得飞快，硬是不肯屈服。最后，家里实在拗不过她，只能作罢。外婆常常叹气：

“这么大一双脚，将来怎么嫁得出去？丢尽祖宗的脸啊。”谁也没有想到，当年这双宁死不裹的大脚，后来竟成了全家立命之脚。

文革初期，家庭遭难，父亲的历史问题未解决，我们全家从县城下放到农村，也曾是父亲的老家，一家五口，弟兄四人，我十多岁，弟弟们更小，全家的重担，沉沉地压在母亲一人肩上。

在生产队，母亲插秧、割谷、挑草头、堆谷垛，凡是男人能干的活，母亲都能干，且寒冬酷暑，风雨无阻，不是万不得已，不旷一个工。在家里，母亲洗衣、做饭、喂猪、种菜，料理各种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撑着整个家。有时她自己也觉得好笑：

“幸亏我小时候性子烈，不然裹了小脚，今天这个家，我怎么顶得住啊。”

那几年，母亲身上压着的担子实在太重。在经济上，我家是缺粮户，没自留地，吃不饱；在政治上，她顶着成分压力，做义务工是常有的事，运动一来就要挂着牌子挨批斗；

在精神上，父亲因历史问题悬而未决，日夜牵肠挂肚；在家里，四个孩子要拉扯，柴米油盐样样愁。多重压力压下来，换作旁人，早已垮了。可母亲凭着一双大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硬气，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扛起了整个家。

母亲性子急，管教我们严厉，厨房里有筷子、锅铲，灶下有火钳，我们不听话，她抬手就打、张口就骂，实际上总没伤到我们，只是吓唬一下。我们小时候也怕她、也怨她太狠心。父亲偶尔回家，总心疼孩子，常为这事和母亲争吵，怪她对孩子太苛刻。母亲每每委屈落泪：

“不是我要狠，是这日子逼的！孩子不打不成才，家里活没人做，我不当恶人谁来当？”吵到最后，总是父亲先软下来，低声下气哄她。

父亲临走时，总是嘱咐我们：“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你妈。对我好不好无所谓，一定要对你们妈好。”

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因为我喜好诗文，所以兄弟之间我与父亲最为亲近，每次父亲有得意诗作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或者回家当面讲给我听，或者写信与我交流。我在弟兄之间挨母亲打骂最多，但每每父亲与母亲发生争吵时，我总会毫不犹豫的替母亲说话，我多次当着母亲的面对父亲讲：“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做好人，让母亲当恶人，你不能老是怪罪她。”那时虽小，但我明白，母亲的严厉全是被穷日子、苦日子逼出来的。每次我为母亲说话，父亲总是瞪着大眼看着我，虽然当时脸上对我表现出有些不悦，但事后却向我伸出大拇指表示夸耀。其实我的直言不仅让父亲在母亲面前下了台阶，同时也是表示对我懂事的认可。父亲有一次对我半开玩笑的说，当年娶你妈，湾里人笑他娶了个大脚女人。现在想起来，辛亏你妈那双大脚，要不然这个家早就撑不住了。

母亲虽有时对我们十分严苛，但大多时候，她脸上总带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喜悦。那时候，母亲为一家人的生计整日忙得脚不沾地，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身心备受煎熬，可她依旧满心热忱，乐意帮衬湾里的乡亲。湾子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夸母亲善良厚道、热心快肠肯帮人。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帮湾里人做的事格外多，最突出的事在两个方面。一是帮人接生孩子，那时候医学落后，几百人的大湾子没有正经接生的医生，生孩子全靠接生婆，母亲便默默担当起了这个角色。经她之手来到世上的孩子，少说也有十几个，好些人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接生本是件有风险的事，需要极大的胆量，寻常人根本不敢轻易接手。湾里人找母亲做的另一方面的事，便是湾里人离世后，为逝者擦洗、换衣、装棺入殓，这些事总少不了母亲。经她送走的亡

者，想来也不在少数。

我曾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湾里人总找母亲？后来才渐渐懂得，一方面是母亲乐于助人的本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她骨子里藏着异于常人的胆量与刚毅。

2007 年母亲走时，我含泪写下一首诗：扯掉长长裹足布，大脚女人就不服。扛下十年断崖苦，走出一家生死谷。四句诗，写尽母亲一生的苦，也写尽我对母亲无尽的敬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