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下的灵魂风景
——读刘龙、赵命可《对话·面孔》：当代作家对话录之一
张兴源
一
2026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些。
延安的暑气蒸腾在凤凰山的崖畔之上，延河水在午后泛着白花花的光。我坐在延河畔那间排满旧书的“十二万卷楼”里，翻开这部装帧素朴的《对话·面孔》。窗外是陕北高原亘古不变的黄土与蓝天，窗内是二十位当代中国作家的声音——隔着纸页，隔着时空，他们的话语却清晰得仿佛就在耳畔。
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口气读完一部书了。
这些年，国内关于作家访谈类的书出了不少。《中华读书报》资深文学记者舒晋瑜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的《文学的力量》《文学仍然在场》《只为内心写作》，资深媒体人周新民的《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还有那套被无数文学青年奉为圭臬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系列——它们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可替代性。但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联手完成的这部《对话·面孔》（陕西师范大学总出版社2024年8月版），依然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放下书，抬起头，望向窗外沉默的群山，陷入长久的沉思。
这部书收录了二十位作家的对话访谈：王祥夫、金宇澄、叶兆言、弋舟、胡学文、邱华栋、叶舟、杨争光、罗伟章、穆涛、高建群、鲍尔吉·原野、吴克敬、魏微、王久辛、温亚军、赵丽宏、卢一萍、宗仁发、胡宗锋。二十张面孔，二十种声音，二十段迥然不同却又同样跌宕起伏的文学人生。
读罢掩卷，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风景”。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景，而是灵魂的风景。每一篇对话访谈，都是一扇被推开的门。门后面是一个写作者用几十年光阴构筑的精神世界——那里有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流过的泪，还有那些在深夜里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或许永远不会被所有人理解的句子。
二
关于对话访谈这种文体，中国古人其实早有论述。
《礼记·学记》有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这话说的是教学，但放在对话访谈上，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好的提问者，如同一个高明的撞钟人——他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叩击，该用多大的力道，该叩向哪个方位。钟声的大小清浊，一半在钟，一半在叩。
刘龙和赵命可，就是这样高明的撞钟人。
读这部书，我最深的感受是：提问者不是在“采访”作家，而是在“倾听”作家。他们不做那种高高在上的审视者，也不做那种喋喋不休的自我表达者。他们把话语的空间留给对方，自己则退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既不远到听不清声音，也不近到让人喘不过气。
这让我想起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巴赫金看来，人类生活的本质就是“对话”。真正的对话不是一方灌输、另一方接受，而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思想碰撞与意义生成。《对话·面孔》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是记者拿着采访提纲去“套”作家的话，而是两个热爱文学的人，坐下来，像朋友一样，喝茶聊天，聊那些关于写作、关于生命、关于信仰的事。
业界有人说这部书大有《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的韵致。这话我赞同，但觉得还不够。 《巴黎评论》的系列访谈，更多是一种“文献”意义上的记录——它要把大师们关于“小说（和诗）的艺术”的见解保存下来，留给后人。而《对话·面孔》，除了其“文献”价值之外，还有一种更温暖的东西——它像是一封封写给文学的情书，又像是一盏盏在黑暗中为后来者点亮的明灯。
二十位作家，每一位都在访谈中袒露了自己最真实的写作状态。王祥夫说“写小说就是努力让自己浮出水面，大口呼吸”，这话说得真好。写作哪里是什么优雅的事？那是溺水者的挣扎，是窒息者对于一口空气的渴望。金宇澄谈他的“美术基因”比写作更早，让人一下子明白了《繁花》中那种画面感极强的叙事从何而来。叶兆言被称为“中国文坛最有恒心和耐力的‘马拉松’选手”——这个比喻，懂叶兆言的人都会会心一笑。写了四十多年，不疾不徐，不慌不忙，就那么一步一步地跑着，这哪里是写作，这分明是一种修行。
还有弋舟的“凝望生命”，胡学文的“呈现乡土文化”，邱华栋的“带着好奇心的创造性劳动”，叶舟把“河西走廊”当作“此生的课堂”——每一个标题都是一句诗，每一句诗背后都是一个写作者用全部生命去践行的誓言。
三
我特别想谈谈杨争光的那篇访谈。
标题是《小说的身上挂满了锁，它需要不同的钥匙》。这个意象太精准了。小说是什么？是一间藏满秘密的屋子，门上挂满了锁。每一个读者手里都有一把钥匙，但未必打得开。每一个写作者手里也有一把钥匙，但未必打得对。杨争光的意思，我想是在说：没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小说，也没有一种写法可以穷尽文学的所有可能性。
这让我想起曹雪芹写在《红楼梦》第一回里的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二百多年过去了，“谁解其中味”依然是每一个写作者最大的焦虑，也是最大的期待。而对话和访谈，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做“解味”的工作——不是替读者去“解”，而是让作者自己来说：我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刘龙和赵命可二位对话访谈者显然深谙此道。他们的提问从不直奔“主题”，而是绕着走，迂回着走，像一条山间的溪流，看似漫无目的，却最终汇入了那片叫“文学”的大海。他们会问作家少年时的阅读，问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的激动，问写作遇到瓶颈时怎么办，问对当下文坛的看法——这些问题看似平常，但组合在一起，就拼出了一幅完整的灵魂地图。
还有对高建群的访谈，标题取自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高建群是陕西作家中极具个性的一位，他的《最后一个匈奴》气魄宏大，有一种独属于西北高原的苍凉与豪迈。他与不少中国作家“成名作”即是“代表作”乃至于就是其“终身作”不同，他的作品，每一部都有新的突破，每一部都有强于上一部的艺术新质与“看点”，五十多年来一直如是。对话者在这篇访谈中，让你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一部作品的——他的行走、他的阅读、他的思考，最终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这不是“写作”，这是“活成了写作”。
再比如鲍尔吉·原野，标题是《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这位蒙古族作家，他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质感——既粗粝又柔软，既辽阔又细腻。读他的访谈，你会明白他的文字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味道：因为他真的在用全部的身心去感受大地，去聆听风的声音、草原的声音、河流的声音。
还有上海作家赵丽宏，对话的标题是《我希望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永不媚俗》。这句话说得平静，却有着千钧之力。在这个流量为王、算法当道的时代，“永不媚俗”四个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定力？而赵丽宏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他写他的诗，他写的散文，不急不躁，不卑不亢。这份定力，让人肃然起敬。
四
我读过舒晋瑜、张英和周新民等人关于中国作家的访谈类作品。在我看来，他们的访谈，已经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他们的特点是准备充分、提问精准、见识不凡。读他们的访谈，你能感觉到他们似乎已经读完了被访者的所有作品，他们似乎比被访者自己都更了解被访者的创作脉络。
那么，刘龙和赵命可的《对话·面孔》，与舒晋瑜、张英、周新民等人的访谈相比，有什么不同？
我想，区别或许在于“温度”。舒晋瑜、张英、周新民等的访谈更像是一次严谨的学术对话，而《对话·面孔》则更像是一次朋友间的围炉夜话。不是说舒晋瑜、张英、周新民他们的访谈没有温度——恰恰相反，他们的访谈里充满了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但《对话·面孔》有一种更松弛的东西，一种更接近于“聊天”而非“采访”的东西。
这或许与两位采访者的身份有关。刘龙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文化艺术报社社长，赵命可是资深媒体人、小说家。他们本身就在文学的“场”内，他们和被访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不是在“挖”故事，而是在“分享”故事。这种平等的位置，让访谈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从容。
我还想说的是，这部书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质感。它不是那种流水账式的问答记录，而是经过精心打磨的“对话体散文”。每一篇对话访谈，都有一个精心提炼的标题，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开场，有一个余韵悠长的结尾。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是在读“采访稿”，而会觉得是在读一篇篇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大散文。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语录体——从《论语》到《传习录》，那些伟大的对话，哪一次不是经过后人的精心整理，才得以流传千古？好的访谈，从来不是简单的“你说我记”，而是一种充满精神内核的二度创作。
五
陕西作为一个文学大省，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曾创办过影响全国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大选》和大型《翻译文学选刊》。那时候，这几种刊物其视野之开阔、站位之高远、所发和所选作品之精当，都是领先于全国的存在。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文学家》《文学大选》和《翻译文学选刊》时的那种震撼——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那么多奇妙的写法，是我们不知道的。原来，我们陕西也有那种在全国叫得响的刊物。正是那几种刊物，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学和通往世界文学的明亮的窗户。
但后来，或是因为经费，或是因为人事，总之是因为一些非文学的因素，这几种领先全国的刊物都没能生存下去。这不能不说是陕西文学界乃至中国文学界的一大遗憾。
如今，刘龙和赵命可做的这个“当代作家对话”栏目，从2023年1月正式上线，至今已经采访了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类奖项的作家数十人。从第一部《对话·面孔》的二十位，到第二部《明月照高楼》的又二十位，再到第三部《有故事的人》的十六位——这个作家对话访谈系列，正在以一种稳健而坚定的步伐，构筑着一座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纪念碑。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司马迁写《史记》——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记录一个时代的面孔。刘龙和赵命可当然不是司马迁，但他们在做着一件相似的事：用访谈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的写作者画像。这些画像，或许在当下还看不出其全部的价值，但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当后人想要了解21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他们会翻开这几部书，他们会看到王祥夫、金宇澄、叶兆言、弋舟、高建群……这些名字背后的灵魂风景。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史家之绝唱”吗？
六
读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作家访谈？
好的作家访谈，不是八卦，不是猎奇，不是满足读者对于作家私生活的窥探欲。《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从创刊之初就为自己定下规矩：作家的私生活尽量不涉及。这个规矩，看似苛刻，实则是对作家、对文学、对读者最大的尊重。
好的作家访谈，应该是关于“文学本身”的对话——关于怎么写，关于为什么写，关于写了什么，关于写完了之后又怎样。它应该让读者看到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那些瞬间：第一次被一本书打动，第一次写下属于自己的句子，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的狂喜，第一次收到退稿信时的沮丧……所有这些瞬间，构成了一个写作者的精神史。
《对话·面孔》做到了这一点。
二十篇对话访谈，每一篇都是一个写作者的精神史。你看到王祥夫如何在文字的海洋里“浮出水面大口呼吸”，看到金宇澄如何在绘画与写作之间寻找平衡，看到叶兆言如何像马拉松选手一样一步一步地跑过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这些不是“故事”，这些是“生命”。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部书的访谈对象，涵盖了从“50后”到“70后”的几代作家。王祥夫、叶兆言、高建群、赵丽宏、杨争光是“50后”，金宇澄、鲍尔吉·原野是“60后”，弋舟、胡学文、邱华栋、魏微是“70后”……几代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立体的、多声部的当代文学交响乐。
这又让我想起了巴赫金。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是多种声音的共存与对话，而不是一种声音对另一种声音的压制。《对话·面孔》的二十篇对话访谈，正是二十种独立而平等的声音。它们互相并不统一，也并不试图统一。王祥夫有王祥夫的写法，金宇澄有金宇澄的路数，叶兆言有叶兆言的坚持——他们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路，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最真实的样貌。
七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翻译家胡宗锋的那篇访谈。
胡宗锋是二十位受访者中唯一的一位翻译家。标题是《给文学作品插上新翅膀，让作品飞得更远》。这个比喻太美了。翻译是什么？是把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搬运”到另一种语言吗？不，翻译是给作品装上新的翅膀，让它能飞到更远的地方去。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翻译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但长期以来，翻译家在文学界的地位并不高——人们谈文学，谈的是作家，是作品，很少有人会去谈翻译家。胡宗锋入选这部对话访谈录，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它需要翻译家这样的“摆渡人”，需要批评家这样的“阐释者”，需要编辑这样的“幕后英雄”。
宗仁发的那篇访谈也值得一提。标题是《被编辑光环遮蔽的诗人》。宗仁发是著名编辑，但首先是一个诗人。然而在大众的认知里，他更多是作为一个“编辑”被记住的。他的这篇对话访谈，某种程度上是也在为他“正名”——让读者看到那个被编辑身份和事务遮蔽的、同样才华横溢的诗人。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在文学的版图上，有多少人被“遮蔽”了？有多少诗人被当成了散文家，有多少小说家被当成了评论家，有多少翻译家被当成了“文字匠人”？《对话·面孔》的价值之一，就是让这些被遮蔽的面孔重新显影，让这些被忽略的声音重新被听见。
八
2026年的夏天，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六十七岁了。
从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马上就五十年了。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文学评论等等。写得或许算不上多好，但一直都在写。有人问我为什么还在写，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能说：不写，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读《对话·面孔》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作家的讲述中，看到我自己的影子。
看到他们年轻时第一次投稿的忐忑，看到他们收到第一笔稿费时的兴奋，看到他们在深夜里为了一句话反复修改的执着，看到他们在面对退稿时的沮丧与坚持——这些，我都经历过。每一个写作者的路，都是相似的：孤独、漫长、充满不确定性，但又让人欲罢不能。
忽培元先生在给我的四卷本选集所写的《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记着，他说：“张兴源的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他全部作品的始终。”这话是在夸我，但我觉得，用在《对话·面孔》收录的这二十位作家身上，也同样合适。
他们哪一个是在追“文学行情”？哪一个是在赶“时髦导向”？没有。王祥夫在浮沉中寻找呼吸，金宇澄在绘画与文字间从容游走，叶兆言像马拉松选手一样不疾不徐地跑了四十多年，弋舟在聚精会神地凝望生命……他们都有自己的“恒定选择标准”，都有自己的“正气”。正是这份“正气”，让他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然能够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九
最后，我想说说这部书的名字——“面孔”。
面孔是什么？是一个人最外在的东西，也是最内在的东西。说它外在，是因为它长在脸上，谁都能看见。说它内在，是因为每一张面孔背后，都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那些皱纹是岁月的刻痕，那些眼神是心灵的窗户，那些表情是情绪的涟漪。
刘龙和赵命可把这部访谈录命名为“面孔”，我想，他们是希望通过文字，让读者看到这些作家最真实的面孔——不是公共场合戴着的面具，而是深夜独处时、面对稿纸时的那张脸。那张脸上，有迷茫，有痛苦，有狂喜，有平静，有所有写作者都熟悉的表情。
二十张面孔，二十种表情。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真诚。
在这个充斥着表演的时代，“真诚”二字变得越来越珍贵。人们习惯了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精心修饰的生活，习惯了用精致的语言掩盖真实的感受。但在这部书里，没有表演，没有修饰，没有掩盖。二十位作家，在刘龙和赵命可的引导下，卸下了所有的防备，露出了最本真的面孔。
这或许就是这部书最是打动人心的地方。
它不是一本教你“如何写作”的工具书，也不是一本供你“八卦作家”的消遣书。它是一本让你看到“写作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书。它告诉你：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存在方式。那些被你仰望的作家，他们也曾在深夜里痛哭，也曾对着空白的稿纸发呆，也曾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路——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选择了继续写下去。
这就够了。
十
2026年7月11日，夜。
窗外的延河水还在流淌，凤凰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我合上这部《对话·面孔》，在书桌前坐了很久。
我想起自己十几岁时，在志丹县张渠公社城台庄那个小山村，借着一盏煤油灯，读完了《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只知道那些故事让我着迷，让我在贫瘠的生活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我自己开始写作，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一切能写的东西。再后来，我成了记者，成了作家，出了书，开了研讨会——但骨子里，我还是那个在山村土窑洞的煤油灯下读书的少年。
读《对话·面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少年时代。二十位作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己走过的路。文学这条路，从来都不好走。但它值得走。因为它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了无限的可能。
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用几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作家，从中精选出这二十篇，汇成了这部《对话·面孔》。这不仅仅是二十篇访谈，这是二十座灯塔，为那些在文学之海上航行的人，照亮方向。
陕西曾经有过《文学家》《文学大选》和《翻译文学选刊》那样的好刊物，可惜没能坚持下去。如今，《文化艺术报》的“当代作家对话”栏目，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陕西文学界那种开阔的视野和高远的站位。这个栏目和这几部书，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坛外风景”。
我相信，多少年以后，当人们回望21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时，《对话·面孔》会成为一部重要的文献。不是因为它记录了“名人名言”，而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时代写作者的真实状态——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热爱、他们的希翼和信仰。
这，就是“面孔”之下的灵魂风景。
夜已深了。延安的星空格外清澈，像被延河水洗过一样。我拿起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行字：
“感谢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让这些面孔不再是过眼云烟。”
2026年7月11日夜，完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