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文化见证贵州发展、让一个文化更进一步发展贵州！》（秦仁智）

《京师大学堂与李尚书和孙文正》

京师大学堂与李尚书和孙文正紧紧相联。

李尚书是贵州人李端棻，清末礼部尚书，他的弟子有梁启超等

孙文正是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晚清“文正”谥最后一人，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首任管学大臣，核心成就为‌创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端并保全其存续‌。‌‌

孙家鼐是咸丰状元，晚清四朝元老，帝师，武英殿大学士;他是创办、保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第一功臣;

他是中国师范、医学、政法教育的倡导者，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最后一位“文正”;

他的弟子还有辛亥元勋孙毓筠、柏文蔚，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他曾经被贬低、忽视，今天，他们作为中国改革家的楷模横空出世......

1827 年生，1859 年（咸丰九年）他殿试夺魁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

‌1878 年起任光绪帝老师三十余年，与翁同龢共授经史，倡导“君舟民水”及渐进维新思想 。

‌历任工、刑、户、礼、吏五部尚书，累迁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1898 年任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1906 年任首届资政院总裁 。

‌1909 年病逝于北京，终年 83 岁，谥号"‌文正‌"，归葬安徽寿县 。‌‌

贵州人李端棻首倡京师大学堂‌，孙家鼎承办：

孙文正1898 年主持筹建并担任首任管学大臣，确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主张分科立学（含格致、制造等科学课程），他俩是‌北京大学前身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奠基人‌ 。

‌保全新学火种‌：戊戌政变后，以政治智慧周旋于保守势力之间，使京师大学堂成为变法唯一幸存硕果，避免被彻底裁撤 。

‌推动实业与教育‌：捐资创办寿州公学，支持家乡办学；参与创办安阳广益纱厂等民族工业，践行“实业救国”；主持译编《续西学大成》传播西学 。

‌政治调和与操守‌：在帝后党争中持稳健立场，反对激进立宪但支持技术革新；为官清廉低调，曾保举弹劾过自己的官员，获“最有教养官员”之誉 。‌‌

      贵阳城北，白云区艳山红镇，有一个名叫马堰村的普通村落。四百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震动天下的人物——马士英。与此同时，在贵阳观山湖区金朱路金上，一座名为东林寺的古刹静立于密林荒草之中。东林寺的背后，承载的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覆灭前，时代儒者和两千年儒家一段书写不易的历史。

儒林名宿“不如一位名妓”

      东林寺、马堰村、马士英，三个看似无关的名字，在明末清初的风云激荡中，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串联——那是大明帝国在贵州最后挣扎的历史印记。

       东林遗踪：江南党争的西南回响

       东林寺的由来，与晚明那场著名的党争密不可分。明朝末年，以东南无锡等为根据地的东林党人与以宦官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尖锐对立。大明王朝灭亡前后，许多东林党人逃到“天末”贵州边远山区。

贵阳东林寺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在多铎率领下直逼南京。此前南明君臣沉溺享乐、毫无防备，扬州失守后更是人心涣散。

       最喜欢讲礼义廉耻的礼部尚书钱谦益与赵之龙、王铎等大臣事先密谋降清。他们率三十余名官员，冒雨跪在泥泞中向多铎献上南京城与图册户籍。钱谦益不仅带头跪降，据传还主动引导清军从金川门入城，并献上镏金壶、玉杯等厚礼。多铎接受投降后，命其入清宫安抚。

       一向以忠君、爱国教导天下儒者的东林党代表人物钱谦益因“水太凉”拒绝夫人柳如是殉国殉夫的要求，又以“头皮痒”留头去发而背上数百年洗不去的骂名。

“水太冷”“ 头皮痒”

       一位被称为“东旭大和尚”的东林党人辗转来到贵阳，在野鸭乡一带“垦田建像，栽竹种杉”，自号其寺曰“东林”。

贵阳东林寺

       清朝乾隆年间，贵筑县同知张风池在《宪府》碑中写道：“东林赤帜，久不树于江南，兹特标其号于天末，藉非东林中人，谁复是东林者？”寥寥数语，道尽了东林党人在西南边陲的“遗恨”。

贵阳东林寺

       后世史学家在《黔指寺考》等中认定，东林寺是贵州中部地区临济宗祖庙。这座深山古寺，成了东林党人在西南的精神孤岛。

贵阳东林寺

       亚高原上马堰村走出的“马阁老”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腹地，今天的贵州家族大都是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清两朝移民进入贵州的，因此很多家族都可以追溯一个入黔始祖。就在东林寺不远处的白云区艳山红镇马堰村，马氏家族世代聚居。马氏入黔始祖马成，原籍扬州府，明洪武二十二年随军平定滇黔，官至指挥佥事。

马氏族谱

       数代之后，马氏已成为贵阳的显赫门第。马士英高祖张全，马全次子马福（马士英曾祖），字夔南，袭职百户、指挥使，封昭勇将军，生于明成化17年，卒于明嘉靖32年，妻淑人顾氏，享年84岁，俱葬于贵阳市观风台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马士英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

       马士英的崛起速度惊人。崇祯年间，他历任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甲申之变后，马士英与史可法、高弘图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因拥立之功，马士英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人称“马阁老”。一个贵州山村的子弟，就这样站到了南明朝堂的最高处。

内阁首辅马士英

               党争漩涡中的弘光朝

       然而，马士英的首辅生涯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党争的泥潭。他与东林党的关系极为复杂——早年他与东林大臣共同制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但他与阮大铖的密切往来，却成了东林党人群起攻讦的靶心。

       阮大铖早年曾依附东林党，后阿谀魏忠贤阉党，为东林党人所“不齿”。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复出，立即引爆了南明朝堂的政治地震。

东林领袖钱谦益冷雨夜开城出降

       东林党人将马士英视为“奸臣”。钱谦益降清后，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并参与修撰他参与编撰的《明史》将马士英等以身许国者列入《奸臣传》，评价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孔尚任在代表作《桃花扇》中把马士英作为反面角色进行刻画。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殉国者无法说话和辩解，《明史》的这些内容历史还是精致利己的苟活者书写的。

孔尚任《桃花扇》

       数百年的考验之后，历史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马士英“无大奸大恶之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是东林党人的“疾之已甚”将其推入了对立面。历史的评判，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田野调查——夕阳之下马堰村

       弘光元年（1645年），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清君侧”，目标直指马士英与阮大铖。同一年，清军攻破南京，弘光政权土崩瓦解。

             大明在的最后烛火在贵州

       南京陷落后，马士英逃亡浙江，继续参与抗清。他先后被南明鲁王、唐王势力拒之门外，最终选择遁入空门，却仍因叛徒出卖被清军抓获，坚贞不屈之下英勇就义，并留下了承载历史厚重的名作《永城纪略》。

时代悲歌——马士英《永城纪略》

       这位从贵州大山走出，在贵阳市内留下“一品泉”的内阁首辅，最终以壮烈殉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备受争议的一生。而东林党描绘的“铁骨铮铮”“正义凛然”的党首、大儒钱谦益，却在江南冷雨夜打开城门向清军多铎跪地乞降。多活十余载，骂名数百年。

钱谦益率众跪迎清军入城

       大明王朝在贵州的残烛，仍在风中摇曳。永历六年（165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辗转来到贵州安龙，将这座黔西南小城作为临时都城。安龙，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成了抗清的指挥中心。

秦王孙可望和拱卫南国的拱南阁

      同一时期，孙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意图称帝。南明在贵州形成了安龙与贵阳两个统治中心——一个是被架空的皇帝，一个是野心勃勃的枭雄，帝国的末日图景莫此为甚。

贵阳马士英旧居之地马家巷

      永历帝在安龙度过了四年凄苦岁月。孙可望的投降成了压垮南明的“最后一根稻草”。永历帝被迫逃亡缅甸，最终被吴三桂逼死于昆明五华山。

秦始皇到永历帝——中国最后一位汉人皇帝陵墓

       南明忠臣扶纲将永历帝尸骨偷运回故乡贵州都匀，葬于高塘山。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丝气息，就这样消散在贵州的群山之间。内阁首辅、东林遗臣、末代汉皇，在西南腹地贵州聚齐。

马士英和钱谦益

     今天，当人们走进贵阳东林寺的遗址，或者来到马堰村寻访马氏遗迹，听到的只有风声和钟声。

东林寺和马堰斜阳

      东林寺的晨钟暮鼓，曾为避难的东林党人敲响；马堰村的后山坡上，马氏先祖的坟茔静默无言。

       从东林党人的西南避难，到马士英的入阁拜相，再到永历帝的贵州流亡，大明帝国在西南边陲完成了最后一场悲壮的谢幕。

贵阳东林寺

       那面“东林赤帜”，终究未能再树于江南；那个从马堰村走出的“马阁老”，也终究未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覆灭。

贵阳东林公园

      大西南腹地的贵州深山，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埋葬了一个帝国的最后梦想。

千秋功过任人评   正国一品马士英